中国革命的“韩丁视角”
书还没有读,看了《真实韩丁》和《<深翻>中文版序》(http://book.douban.com/review/1229064/),有如下想法:
1、观察“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韩丁视角”,当然只是一个个人的视角,但这个个人视角在相关议题中可谓具有高度的典型性。用时兴行话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会通的视角”:韩丁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美国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里受教育经历完整,拥有哈佛和康奈尔的学历;青年时代有美国底层及远东阅历;成年后置身“中国革命”深处,对中国内地山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深度参与和长期的观察、记录和思考,同时活跃于“中美交流”的第一线,对“革命时期”的中国高层政治运作有切身的接触和认知;毕其一生,往来于“中美两种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之间,“两面作战”,努力保持了“独立自主”的社会身份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本色。由此,这一视角下的智力活动成果,兼具“历史证词”的分量和“文化批判”的锋芒,区别于乌托邦梦呓和意识形态狂热,相当值得重视。
2、但这仍然是一个“有限”视角,譬如手电筒的光束,照亮和“高清”了它所聚焦的点,同时使更广大的世界、包括自身,更深地沉入了黑暗。这不是“哲学困境”,只是“理知限度”,可以通过“反省”得到改善,但韩丁没有做到。这可能与他的“美国处境”有关。这一处境导致了他对“新文明”的更热切的期待,尤其是当他可以亲身参与“创造发明”这种“新文明”的时候,对“新生儿”的爱护会压倒一切。由此,我们看到,在韩丁的思考中,似乎完全缺乏政治制度层面的比较视角,一切被纳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为形而上学的观念体系和“必然性”所主宰,是一种典型的“爱护社会主义的草,不管资本主义的苗”思维形态。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识回避的,是“资本主义的苗”长成的大树为他提供了生存的保障,而“社会主义的苗”如果不曾更多地牵绊他的脚步,至多也只是妆点了他的生活。很显然的例证是,他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讴歌和期待,建立于对以下事实的无视:他在他所憎恶的美国作为“叛国者”的一生,时至今日,也是完全无法在他所热爱的中国复制的。
3、基于上述,韩丁视角下的中国论述中的一些“有趣”的地方,也就变得相当可疑。其一是对毛中国的高层政治的解读,毛、周、刘、邓之间的合作与对立,我看基本是不靠谱的。唯一真正有趣的信息是周对“大公无私”的“修正”。这一信息如果属实,则一方面说明周胆子够大,另方面说明他所置身的政治格局,到那时已成真正的死局。周及其属下的“外交官员”对此或有充分意识,韩丁抱怨自己的“批评意见”得不到报道,只能说明他终究只是毛中国的“外宾”。其二,是对陈永贵及“学大寨”的“现代性”的推重。有趣之处在于,这种推重一方面严重受限于“农民意识”,只从“农业经济管理”的角度思考“国家出路”及“主义前景”,另一方面,这种思考的最终指向,一种可能是不可避免地使整个国家沦为“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农产品输出国,另一种可能,就是邓复出之前的中国本身,或者今天的朝鲜。这后一种可能,不仅是经验主义的,同时也是逻辑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封闭于整个世界体系之外,在自身资源许可的条件下维持内部平衡,直至不可持续。此外,他对刘邓路线所释放的社会能量及创造力的估价,也是严重不公平的。我想,这种不公平很大程度上可能来源于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服务业的无知和/或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可能正在成为新的“时尚思潮”。
1、观察“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韩丁视角”,当然只是一个个人的视角,但这个个人视角在相关议题中可谓具有高度的典型性。用时兴行话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会通的视角”:韩丁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美国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里受教育经历完整,拥有哈佛和康奈尔的学历;青年时代有美国底层及远东阅历;成年后置身“中国革命”深处,对中国内地山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深度参与和长期的观察、记录和思考,同时活跃于“中美交流”的第一线,对“革命时期”的中国高层政治运作有切身的接触和认知;毕其一生,往来于“中美两种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之间,“两面作战”,努力保持了“独立自主”的社会身份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本色。由此,这一视角下的智力活动成果,兼具“历史证词”的分量和“文化批判”的锋芒,区别于乌托邦梦呓和意识形态狂热,相当值得重视。
2、但这仍然是一个“有限”视角,譬如手电筒的光束,照亮和“高清”了它所聚焦的点,同时使更广大的世界、包括自身,更深地沉入了黑暗。这不是“哲学困境”,只是“理知限度”,可以通过“反省”得到改善,但韩丁没有做到。这可能与他的“美国处境”有关。这一处境导致了他对“新文明”的更热切的期待,尤其是当他可以亲身参与“创造发明”这种“新文明”的时候,对“新生儿”的爱护会压倒一切。由此,我们看到,在韩丁的思考中,似乎完全缺乏政治制度层面的比较视角,一切被纳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为形而上学的观念体系和“必然性”所主宰,是一种典型的“爱护社会主义的草,不管资本主义的苗”思维形态。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识回避的,是“资本主义的苗”长成的大树为他提供了生存的保障,而“社会主义的苗”如果不曾更多地牵绊他的脚步,至多也只是妆点了他的生活。很显然的例证是,他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讴歌和期待,建立于对以下事实的无视:他在他所憎恶的美国作为“叛国者”的一生,时至今日,也是完全无法在他所热爱的中国复制的。
3、基于上述,韩丁视角下的中国论述中的一些“有趣”的地方,也就变得相当可疑。其一是对毛中国的高层政治的解读,毛、周、刘、邓之间的合作与对立,我看基本是不靠谱的。唯一真正有趣的信息是周对“大公无私”的“修正”。这一信息如果属实,则一方面说明周胆子够大,另方面说明他所置身的政治格局,到那时已成真正的死局。周及其属下的“外交官员”对此或有充分意识,韩丁抱怨自己的“批评意见”得不到报道,只能说明他终究只是毛中国的“外宾”。其二,是对陈永贵及“学大寨”的“现代性”的推重。有趣之处在于,这种推重一方面严重受限于“农民意识”,只从“农业经济管理”的角度思考“国家出路”及“主义前景”,另一方面,这种思考的最终指向,一种可能是不可避免地使整个国家沦为“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农产品输出国,另一种可能,就是邓复出之前的中国本身,或者今天的朝鲜。这后一种可能,不仅是经验主义的,同时也是逻辑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封闭于整个世界体系之外,在自身资源许可的条件下维持内部平衡,直至不可持续。此外,他对刘邓路线所释放的社会能量及创造力的估价,也是严重不公平的。我想,这种不公平很大程度上可能来源于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服务业的无知和/或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可能正在成为新的“时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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