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汉代政治制度看中国古典文明的演变
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汉代部分，有几点思考，提出来跟大家讨论
1.汉代作为中国集权王朝的奠基者，它的政治制度反映出来中国的政治传统并不是完全的集权，而是存在着相权对君权的制衡。
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一直贯穿了整个中国古典政治史。相权强时，往往是皇帝年幼，则权臣可以操纵废立。而君权强时，往往是丞相的职能被分割。事实上，一直到清代，才确立了君权的绝对统治，在这以前，相权一直是对君权的重要制衡。特别在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丞相对政府的控制甚至要多于皇帝，而且皇帝待宰相须以“坐论”之礼。在这一时期，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实际是分离的，而只有后者是世袭，前者不是，这保证了中国政治的活力。
2.汉代作为第一个持续性的集权王朝，在政治上完成了政府从封建时代的服务于“家”向服务于“国”的角色的转换。
这个转换在西方发生的非常晚，要在中世纪以后才有这种转变。这造成古典时期中国和欧洲国民认同的区别。欧洲封建王朝的人民效忠于所在土地的封建领主和国家的国王。但中国人的效忠对象首先是国，虽然也要效忠君主，但相较之下，国家的地位更高。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虽然民权实际在政治实践中的地位未必有这么高，但政权高于君权这一点还是基本属实的。明朝的土木之变中，大臣为国家安危弃明英宗于不顾，另立新君，以守卫京城，正是社稷重于君的体现。
3.汉代推行察举制，使得中国的统治阶层的政治属性完成了转变，由贵族政治转向了士族政治或说是门阀政治。这个转变总的来说有三个影响。其中前两个影响的方向跟隋唐时期通过兴科举完成的由士族政治向庶族政治的转变是一致的。
第一个是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增强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政治权力向公共领域的释放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春秋战国时期实行贵族政治，平民生活在贵族的采邑上，原则上他的土地和人身权都是归贵族所有的，这两个阶层是完全隔离的，政治权力对平民也是绝缘的。而到了士族政治时期，名门望族的权力不再依赖于血统，而是依赖于某一具体的地方，他们往往跟这一地区的人民有血缘关系，家族在这一地区拥有很高的声望，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虽然此时普通百姓依然很难有参政的机会，但是士族统治的权威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家乡人民的尊敬，而不像贵族统治的权威仅仅来源于其血统，这就使得人民获得了一部分公权力，虽然非常有限，同时也使得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不再完全隔离，而有渠道进行沟通。唐代以后转变为以科举为基础的文官政治，则更进一步的推进了公权力的下放。这些来自于平民庶族知识分子在朝时为官，直接进入体制内参与国家统治，在野时则为乡绅，参与管理地方事务，同时作为中央政府跟乡村社会之间的桥梁维系社会稳定。
第二个是加强了君权。政府统治阶层又贵族向士族再向庶族的转变使得皇帝跟大臣的家族背景的差距越来越大，也就从而使得权臣威胁君主统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贵族的血统不比皇帝低下很多，同时自己拥有领土、人民和军队。士族则已经失去了子民、军队和领土（虽然他们很多是地主，但土地对于士族只是财产，而不再是政治载体），也没有高贵的血统，但是他们依然拥有家族势力和地方声望。待到庶族政治时期，则官员基本只有孤身一人，最多有些师生的裙带关系，完全无法与君权对抗。而且庶族知识分子的权威完全来自于国家公权，因为给予他们政治身份的科举是由国家公权力支撑的。这就造成庶族知识分子极端依赖于国家公权，很难对君权进行有效的制衡。同时丧失了独立性的知识分子，也很难为中国社会贡献创造力。
第三个比较特殊的影响，是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宗族观念，直接导致了宗族社会的形成。在汉以前，春秋战国时期，类似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中国的普通平民是没有姓氏的。姓氏是贵族阶级的特权，姓代表血统，氏代表地位，而普通百姓既无高贵的血统，也无高尚的地位。战国以后，平民才慢慢取姓。政治构成转变成士族政治以后，出现了“郡望”，如清河崔氏，陈郡谢氏，琅琊王氏，不太有势力的姓氏，也会围绕相对有势力的家族在一地大量繁衍，比如徐姓的郡望在东海（今临沂郯城）。某一家族得势后，在当地就会繁衍更多的子孙后代，同时也会有外面的人过来攀亲，最后就在当地形成了某一姓的巨大宗族。其实今天大部分姓氏的都发源于汉代到唐代之间。从此平民也开始注重血统，以求抬高背景，寻求宗荫（比如《红楼梦》中刘姥姥去贾府攀亲）。由此中国乡村得以形成以同姓聚居的宗族社会，村村有祠堂、族谱，族长在负责祖先祭祀的同时，也与乡绅一起管理乡村社会。
4.汉代的地方权力依然很大。
中国古典政治史一直存在着两对主要矛盾，一对是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另一对就是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矛盾。汉代郡守和九卿平级，统辖地方政治和军事，所以当东汉末年由于外戚宦官乱政和黄巾起义导致中央权力削弱时，地方官员很容易进行割据。宋以后地方官员的地位大大下降，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也进行了分离，割据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所以宋以后，中央政府只面对游牧民族入侵和农民流民起义的威胁，不再面对地方割据的威胁。故汉唐亡于军阀割据，而宋、明、清则是亡于外族入侵和人民起义。但这也就造成宋以后不再有像三国、五代十国这样的军阀割据的时代，这一方面增强了政治稳定，增强了统一国家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中国社会的活力。
5.从汉代的官名来看，汉代的政府同时具有祭祀的职能。
先秦时期，历夏商周三代，中国跟古埃及等其他上古文明类似，祭祀都是政治的重要部分。祭祀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在东周时期开始减弱，但在汉代成立时，依然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可能会启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民传统上对强大政府的偏好看起来有些奇怪？好像中国文化中，政府的强大不是为了实现一些具体的目的比如对外扩张或经济发展，而是为了强大而强大。似乎一个强大的政府本身就可以给人民带来幸福感。
汉代的官职名也许可以启发我们的一点就是，对于中国来说，政治即宗教，政府机构变成了宗教机构，由政府官员来负责祭祀，政府成为信仰的媒介，而最终变成信仰的对象。而也许正因为有这种政治习惯，儒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混合了法家思想的儒家，本来主要是一种政治思想，后来很容易的逐渐侵入宗教领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同时变成社会伦理。儒家教条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一种政治哲学，最终演变成为社会信仰，同样演变为社会信仰的还有立足于儒法两家的科举制度。这恰好跟中东古典伊斯兰社会相反，中东社会是宗教即政治，首先是宗教首领，才是政治首领，以伊斯兰教法治国，宗教侵入政治领域，西藏的情况也类似。所以后世中国的问题是政权专制，中东的问题是教权专制。而天主教社会政教分离，政权和教权相互制衡，谁都无法对公共领域进行垄断，就使得商人阶层得以充分发展，领导公民社会充分发育，最终反制教权和政权。前者的代表是宗教革命，后者的代表是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而东正教社会因为政权统辖教权，同样存在政权专制的情况。
1.汉代作为中国集权王朝的奠基者，它的政治制度反映出来中国的政治传统并不是完全的集权，而是存在着相权对君权的制衡。
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一直贯穿了整个中国古典政治史。相权强时，往往是皇帝年幼，则权臣可以操纵废立。而君权强时，往往是丞相的职能被分割。事实上，一直到清代，才确立了君权的绝对统治，在这以前，相权一直是对君权的重要制衡。特别在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丞相对政府的控制甚至要多于皇帝，而且皇帝待宰相须以“坐论”之礼。在这一时期，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实际是分离的，而只有后者是世袭，前者不是，这保证了中国政治的活力。
2.汉代作为第一个持续性的集权王朝，在政治上完成了政府从封建时代的服务于“家”向服务于“国”的角色的转换。
这个转换在西方发生的非常晚，要在中世纪以后才有这种转变。这造成古典时期中国和欧洲国民认同的区别。欧洲封建王朝的人民效忠于所在土地的封建领主和国家的国王。但中国人的效忠对象首先是国，虽然也要效忠君主，但相较之下，国家的地位更高。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虽然民权实际在政治实践中的地位未必有这么高，但政权高于君权这一点还是基本属实的。明朝的土木之变中，大臣为国家安危弃明英宗于不顾，另立新君，以守卫京城，正是社稷重于君的体现。
3.汉代推行察举制，使得中国的统治阶层的政治属性完成了转变，由贵族政治转向了士族政治或说是门阀政治。这个转变总的来说有三个影响。其中前两个影响的方向跟隋唐时期通过兴科举完成的由士族政治向庶族政治的转变是一致的。
第一个是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增强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政治权力向公共领域的释放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春秋战国时期实行贵族政治，平民生活在贵族的采邑上，原则上他的土地和人身权都是归贵族所有的，这两个阶层是完全隔离的，政治权力对平民也是绝缘的。而到了士族政治时期，名门望族的权力不再依赖于血统，而是依赖于某一具体的地方，他们往往跟这一地区的人民有血缘关系，家族在这一地区拥有很高的声望，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虽然此时普通百姓依然很难有参政的机会，但是士族统治的权威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家乡人民的尊敬，而不像贵族统治的权威仅仅来源于其血统，这就使得人民获得了一部分公权力，虽然非常有限，同时也使得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不再完全隔离，而有渠道进行沟通。唐代以后转变为以科举为基础的文官政治，则更进一步的推进了公权力的下放。这些来自于平民庶族知识分子在朝时为官，直接进入体制内参与国家统治，在野时则为乡绅，参与管理地方事务，同时作为中央政府跟乡村社会之间的桥梁维系社会稳定。
第二个是加强了君权。政府统治阶层又贵族向士族再向庶族的转变使得皇帝跟大臣的家族背景的差距越来越大，也就从而使得权臣威胁君主统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贵族的血统不比皇帝低下很多，同时自己拥有领土、人民和军队。士族则已经失去了子民、军队和领土（虽然他们很多是地主，但土地对于士族只是财产，而不再是政治载体），也没有高贵的血统，但是他们依然拥有家族势力和地方声望。待到庶族政治时期，则官员基本只有孤身一人，最多有些师生的裙带关系，完全无法与君权对抗。而且庶族知识分子的权威完全来自于国家公权，因为给予他们政治身份的科举是由国家公权力支撑的。这就造成庶族知识分子极端依赖于国家公权，很难对君权进行有效的制衡。同时丧失了独立性的知识分子，也很难为中国社会贡献创造力。
第三个比较特殊的影响，是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宗族观念，直接导致了宗族社会的形成。在汉以前，春秋战国时期，类似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中国的普通平民是没有姓氏的。姓氏是贵族阶级的特权，姓代表血统，氏代表地位，而普通百姓既无高贵的血统，也无高尚的地位。战国以后，平民才慢慢取姓。政治构成转变成士族政治以后，出现了“郡望”，如清河崔氏，陈郡谢氏，琅琊王氏，不太有势力的姓氏，也会围绕相对有势力的家族在一地大量繁衍，比如徐姓的郡望在东海（今临沂郯城）。某一家族得势后，在当地就会繁衍更多的子孙后代，同时也会有外面的人过来攀亲，最后就在当地形成了某一姓的巨大宗族。其实今天大部分姓氏的都发源于汉代到唐代之间。从此平民也开始注重血统，以求抬高背景，寻求宗荫（比如《红楼梦》中刘姥姥去贾府攀亲）。由此中国乡村得以形成以同姓聚居的宗族社会，村村有祠堂、族谱，族长在负责祖先祭祀的同时，也与乡绅一起管理乡村社会。
4.汉代的地方权力依然很大。
中国古典政治史一直存在着两对主要矛盾，一对是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另一对就是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矛盾。汉代郡守和九卿平级，统辖地方政治和军事，所以当东汉末年由于外戚宦官乱政和黄巾起义导致中央权力削弱时，地方官员很容易进行割据。宋以后地方官员的地位大大下降，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也进行了分离，割据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所以宋以后，中央政府只面对游牧民族入侵和农民流民起义的威胁，不再面对地方割据的威胁。故汉唐亡于军阀割据，而宋、明、清则是亡于外族入侵和人民起义。但这也就造成宋以后不再有像三国、五代十国这样的军阀割据的时代，这一方面增强了政治稳定，增强了统一国家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中国社会的活力。
5.从汉代的官名来看，汉代的政府同时具有祭祀的职能。
先秦时期，历夏商周三代，中国跟古埃及等其他上古文明类似，祭祀都是政治的重要部分。祭祀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在东周时期开始减弱，但在汉代成立时，依然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可能会启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民传统上对强大政府的偏好看起来有些奇怪？好像中国文化中，政府的强大不是为了实现一些具体的目的比如对外扩张或经济发展，而是为了强大而强大。似乎一个强大的政府本身就可以给人民带来幸福感。
汉代的官职名也许可以启发我们的一点就是，对于中国来说，政治即宗教，政府机构变成了宗教机构，由政府官员来负责祭祀，政府成为信仰的媒介，而最终变成信仰的对象。而也许正因为有这种政治习惯，儒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混合了法家思想的儒家，本来主要是一种政治思想，后来很容易的逐渐侵入宗教领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同时变成社会伦理。儒家教条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一种政治哲学，最终演变成为社会信仰，同样演变为社会信仰的还有立足于儒法两家的科举制度。这恰好跟中东古典伊斯兰社会相反，中东社会是宗教即政治，首先是宗教首领，才是政治首领，以伊斯兰教法治国，宗教侵入政治领域，西藏的情况也类似。所以后世中国的问题是政权专制，中东的问题是教权专制。而天主教社会政教分离，政权和教权相互制衡，谁都无法对公共领域进行垄断，就使得商人阶层得以充分发展，领导公民社会充分发育，最终反制教权和政权。前者的代表是宗教革命，后者的代表是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而东正教社会因为政权统辖教权，同样存在政权专制的情况。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