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内心独白 —读《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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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内心独白
—读《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1949年是我国历史上很有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国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而新政权对旧政权的的扫荡犹如秋风扫落叶般，让当时的人来不及反应，尤其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成为两个政权争取的对象。他们或者主动加入新政权对旧政权的扫荡，或者在大陆之外冷眼旁观，又或者因为浓重的乡土观念而留下，境遇概况都有所不同。
他们中有出版界闻人，如张元济，包天笑等；也有教育界的大师，如竺可桢、梁漱溟；也有大学的教授，如浦江清，沈从文；同时在金融界也将陈光甫作为例证；以及之前就站在新政权一面的左翼知识分子，如胡风，夏衍、柳亚子；同时也有站在被推翻政权一面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面对时代的巨变，他们的心境在他们的绝密的日记中记载，通过他们的心境历程，我们可以推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心境，并由作者曼妙的手笔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对于旧政权失望透顶，但是对于新政权他们大多带有疑问，只是希望双方之间的战争能够停止，人民生活得以为继。但是等到新政权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们大多对于新世界充满了希望与憧憬，我们可以从胡风的以“时间开始了”为题的一系列对新政权赞美诗可以得知，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何等得对新政权充满希望，对未来充满愿景。
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早期与新政权有所接触，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满腔充满为新政权，为新人民服务的热情，由于新政权没有全部顾及到，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有一些牢骚（柳亚子的牢骚），与怨言，“他们一方面对于一连串的会议感到疲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待遇’，没能参加，又会感到失落”（第174页）。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矛盾心情，他们的心路历程才是如此曲折。
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对新政权充满疑惑，他们在事前就已经迁往香港或者台湾，进行观望，在一旁冷眼旁观。在陈光甫先生看来，新政权在接受其毕身心血所创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过于粗糙，而新政权的接收人员过分强调职工会的作用，而忽视技术型人才，难免加深其对与新政权的不好印象。在他看来“他们往往一知半解‘不深切调查研究，自以为是，而犯主观错误。然此亦政变之初，难免出现各种不合理之现象。’”他还认为“是以本行职工会，一方面谋其本身之合理福利，一方面则应加强各个之思想学习与技能学习，殊不应干涉本行之政策与管理，以及业务方面，妨碍主管人之精力”，陈先生本来就是在观望之中，而后由于新政权关于该银行涉外的一次调节上的失误，使得陈光甫彻底断绝了观望的态度，（在笔者看来，陈先生所幸没有回到新大陆，后果必然会很惨）。
而包天笑先生则是由于家庭原因早早地去了台湾，但始终心系大陆，他也曾想过回归新政权，无奈“相思寸寸尽成灰”（个中原因怕是不言自明）。他早已对旧政权死心，当旧政权被新政权攻破而退守孤岛时，包先生果断的离开了孤岛，而去了另一个孤岛，继续北望家乡，从事着自己的文学事业，但他的内心则是“我从煮豆总思家”。
这些先生在新旧政权斗争之时是处于旧政权的后方之地，他们对于旧政权在后方的一个个失败的举动洞若观火，在他们的日记里，由于旧政权失败的货币政策，物价暴涨，使得民生日益维艰，在他们的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录，以及旧政权是如何一步步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的过程也有表现。
在这群知识分子之中，还有一种是极度苦闷的那种，即是：他们对于新政权无法适应，一时间无所适从，从沈从文的“疯”到夏衍的“不习惯”，他们都是那个时期另一种矛盾的代表，变化对于他们来得太快，使得他们一时还无法适应，而来自新政权压力也使得他们更加陷入苦闷的状态。（此外从他们对于这些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新政权后来的一系列运动并不是没有源头，运动中的残酷也并不是没有来源。）
在他们中还有另外一种，即是对于旧政权也不满意，而对于新政权也是有些困惑，但是他们希望融入新政权，所以他们出于好心积极地提出自己对于建设新政权的一些想法，但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需要，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实现，也陷入一种失望的心情之中。
总之，该本书使我们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对于1949年这个大变换时代的社会，该本书是个良好的阅读书籍。
—读《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1949年是我国历史上很有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国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而新政权对旧政权的的扫荡犹如秋风扫落叶般，让当时的人来不及反应，尤其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成为两个政权争取的对象。他们或者主动加入新政权对旧政权的扫荡，或者在大陆之外冷眼旁观，又或者因为浓重的乡土观念而留下，境遇概况都有所不同。
他们中有出版界闻人，如张元济，包天笑等；也有教育界的大师，如竺可桢、梁漱溟；也有大学的教授，如浦江清，沈从文；同时在金融界也将陈光甫作为例证；以及之前就站在新政权一面的左翼知识分子，如胡风，夏衍、柳亚子；同时也有站在被推翻政权一面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面对时代的巨变，他们的心境在他们的绝密的日记中记载，通过他们的心境历程，我们可以推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心境，并由作者曼妙的手笔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对于旧政权失望透顶，但是对于新政权他们大多带有疑问，只是希望双方之间的战争能够停止，人民生活得以为继。但是等到新政权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们大多对于新世界充满了希望与憧憬，我们可以从胡风的以“时间开始了”为题的一系列对新政权赞美诗可以得知，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何等得对新政权充满希望，对未来充满愿景。
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早期与新政权有所接触，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满腔充满为新政权，为新人民服务的热情，由于新政权没有全部顾及到，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有一些牢骚（柳亚子的牢骚），与怨言，“他们一方面对于一连串的会议感到疲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待遇’，没能参加，又会感到失落”（第174页）。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矛盾心情，他们的心路历程才是如此曲折。
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对新政权充满疑惑，他们在事前就已经迁往香港或者台湾，进行观望，在一旁冷眼旁观。在陈光甫先生看来，新政权在接受其毕身心血所创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过于粗糙，而新政权的接收人员过分强调职工会的作用，而忽视技术型人才，难免加深其对与新政权的不好印象。在他看来“他们往往一知半解‘不深切调查研究，自以为是，而犯主观错误。然此亦政变之初，难免出现各种不合理之现象。’”他还认为“是以本行职工会，一方面谋其本身之合理福利，一方面则应加强各个之思想学习与技能学习，殊不应干涉本行之政策与管理，以及业务方面，妨碍主管人之精力”，陈先生本来就是在观望之中，而后由于新政权关于该银行涉外的一次调节上的失误，使得陈光甫彻底断绝了观望的态度，（在笔者看来，陈先生所幸没有回到新大陆，后果必然会很惨）。
而包天笑先生则是由于家庭原因早早地去了台湾，但始终心系大陆，他也曾想过回归新政权，无奈“相思寸寸尽成灰”（个中原因怕是不言自明）。他早已对旧政权死心，当旧政权被新政权攻破而退守孤岛时，包先生果断的离开了孤岛，而去了另一个孤岛，继续北望家乡，从事着自己的文学事业，但他的内心则是“我从煮豆总思家”。
这些先生在新旧政权斗争之时是处于旧政权的后方之地，他们对于旧政权在后方的一个个失败的举动洞若观火，在他们的日记里，由于旧政权失败的货币政策，物价暴涨，使得民生日益维艰，在他们的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录，以及旧政权是如何一步步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的过程也有表现。
在这群知识分子之中，还有一种是极度苦闷的那种，即是：他们对于新政权无法适应，一时间无所适从，从沈从文的“疯”到夏衍的“不习惯”，他们都是那个时期另一种矛盾的代表，变化对于他们来得太快，使得他们一时还无法适应，而来自新政权压力也使得他们更加陷入苦闷的状态。（此外从他们对于这些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新政权后来的一系列运动并不是没有源头，运动中的残酷也并不是没有来源。）
在他们中还有另外一种，即是对于旧政权也不满意，而对于新政权也是有些困惑，但是他们希望融入新政权，所以他们出于好心积极地提出自己对于建设新政权的一些想法，但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需要，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实现，也陷入一种失望的心情之中。
总之，该本书使我们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对于1949年这个大变换时代的社会，该本书是个良好的阅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