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天天呐喊,我们夜夜阳痿

7.23事件过去快三个月了,目前网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声音了,即使有声音也可能没有多少人愿意听了,一个接一个的事故或故事不断稀释当时的剧痛,当初愤怒的人群可能在积极地寻找着的下一个可以愤怒的对象或事故,只要媒体敢于披露,他们的想法是很容易实现的。前一段时间是上·海·地·铁·追尾,让7.23事件又回光返照了一次,接下来全世界人们悼念乔布斯,最近几天呢,没有那么大规模的热点了,十月七日的宾保高速车祸造成的35人特大事故在乔布斯逝世面前都不值一提,甚至都不如韩国影星吴仁惠的露奶与韩彩媛的自杀引起的关注多。这就是事实,在新闻零距离的当下,任何新闻事件都是人们关注度的俘虏,不管是悲是喜,不管有没有价值。人们的情绪可以在瞬间被大面积地的点燃或引爆,人们的价值观迅速被关注度与点击率量化,过后,除了留下上亿兆字节的信息垃圾之外,剩下的就是媒体和搜索引擎的巨量财富了,除此还有什么?越是零距离,越是同质化,越是没有思考力,越是失去判断力,越是无建设性,越是无意义。
不过,与一个世纪之前的“人血馒头”相比,我们还是有了进步,我们不再是麻木的看客,而是升级成为了“义愤填膺”的围观者,究竟能否称得上进步还值得商榷,因为,我们连现场愤怒的权利都没有,没有游行示威,也没有罢工罢课,我们只是在虚拟的空间里,用文字表达我们的愤怒,同时带着口诛笔伐的快意与精英般的忧国忧民意识,我们充当了一次又一次的鲁迅。
问题是,我们现在还需要鲁迅式的批判与唤醒吗?
需要指出的是,和一个世纪之前相比,受惠于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物质水平的发展,民众整体已经不再像是当年那般麻木了,特别是在信息扁平化的当今,一个呼声瞬间就可以传遍整个网络,因此也不需要哪个去拿所谓的铁锤去打破铁屋纳喊了。像前几前经常由一些小事演变成的民族主义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现在的问题在于,不是不觉醒,到处都是醒着的人,关键是醒了之后能做什么?就在原地喊破嗓子?
很明显,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萨特式的奔走与抗争,而不仅仅是批判与唤醒。就这一层面是讲,其难度远大于后者。
必须看到一点,随着民众素质的提高,觉醒者和围观者已经由越来越多的有产者(在中国目前还不能称之为中产阶级)构成,对于这个群体,他们更关注是自己的利益链,这点毋庸置疑。
可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多发些口舌之怨罢了,谁也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利益去和体制对抗。换句话说,只有你一无所有时,才会抗争,而目前大家无论贫富贵贱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尤其是中产 阶级,其实是最懦弱的群体,他们本身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充满正义感,但却是最没行动力的,因为他们时时刻刻不忘的自己的利益基础,根本没法办丢掉这些争取所谓的正义。因此,在后觉醒时代,仍然需要真正的“无产者”才能对既有体制产生革命性的对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作为一个不是靠制度运行,而是靠问题和事故推动前进的国家,小的频发事故反倒成了她的调节阀,而不至于积累到一定程度产生革命性的冲突,同时,也使其制度或多或少地得到改进。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她的人民不可避免地成为制度改进的牺牲品,而争取不成为被牺牲的那一部分只能靠祈福了。
不过,与一个世纪之前的“人血馒头”相比,我们还是有了进步,我们不再是麻木的看客,而是升级成为了“义愤填膺”的围观者,究竟能否称得上进步还值得商榷,因为,我们连现场愤怒的权利都没有,没有游行示威,也没有罢工罢课,我们只是在虚拟的空间里,用文字表达我们的愤怒,同时带着口诛笔伐的快意与精英般的忧国忧民意识,我们充当了一次又一次的鲁迅。
问题是,我们现在还需要鲁迅式的批判与唤醒吗?
需要指出的是,和一个世纪之前相比,受惠于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物质水平的发展,民众整体已经不再像是当年那般麻木了,特别是在信息扁平化的当今,一个呼声瞬间就可以传遍整个网络,因此也不需要哪个去拿所谓的铁锤去打破铁屋纳喊了。像前几前经常由一些小事演变成的民族主义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现在的问题在于,不是不觉醒,到处都是醒着的人,关键是醒了之后能做什么?就在原地喊破嗓子?
很明显,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萨特式的奔走与抗争,而不仅仅是批判与唤醒。就这一层面是讲,其难度远大于后者。
必须看到一点,随着民众素质的提高,觉醒者和围观者已经由越来越多的有产者(在中国目前还不能称之为中产阶级)构成,对于这个群体,他们更关注是自己的利益链,这点毋庸置疑。
可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多发些口舌之怨罢了,谁也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利益去和体制对抗。换句话说,只有你一无所有时,才会抗争,而目前大家无论贫富贵贱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尤其是中产 阶级,其实是最懦弱的群体,他们本身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充满正义感,但却是最没行动力的,因为他们时时刻刻不忘的自己的利益基础,根本没法办丢掉这些争取所谓的正义。因此,在后觉醒时代,仍然需要真正的“无产者”才能对既有体制产生革命性的对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作为一个不是靠制度运行,而是靠问题和事故推动前进的国家,小的频发事故反倒成了她的调节阀,而不至于积累到一定程度产生革命性的冲突,同时,也使其制度或多或少地得到改进。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她的人民不可避免地成为制度改进的牺牲品,而争取不成为被牺牲的那一部分只能靠祈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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