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之”中国为何出不了罗斯柴尔德”
文/严杰夫
2009年的初春尽管早已大地回暖，但对67岁的荣智健来说，冬天的寒意一定还没完全褪去。4月3日，中信泰富香港总部突然遭到香港警方调查。当日该公司发布声明称，商罪科要求该公司提供过去两年涉及外汇合约和资料，以调查是否涉及违规和欺诈。之后，就曝出该公司在外汇合约方面或有欺诈行为。这次警方的“突然到访”，也让他明白主席的位子恐怕这次是再也不保了。果不其然，4月8日，荣智健正式对外表示辞任中信泰富主席的职务，而由拥有“官方背景”的常振明出任新主席。
从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到荣毅仁，再到荣智健，荣氏家族的辉煌恰恰走过了三代。荣智健宣布辞任的那一刻，是不是曾有过刹那的遗憾——荣氏家族的荣耀终究还是没有能够走过三代。
荣智健的此次滑铁卢，实际上要追溯到2008年年底传出的“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丑闻”。尽管荣智健当时已经公开表态“事前毫不知情”，但其偏好冒险和投机的性格，或许早就为这次挫败埋下了种子。1986年加盟中信（香港）之后，荣智健正是凭借着在港展开的一系列收购，最终奠定了自己在中信集团中的位置。而在26年后，荣智健执掌的中信泰富早已经涉足房地产、运输、金融、电信以及基建等数个领域，其触角延伸的范围甚至比当年荣氏家族的鼎盛时期都可谓有过之而不及。然而，也正是这种过于冒险、不计风险的经营理念，最终造成了中信泰富在陌生的领域遭遇到了此次挫败。
事实上，荣智健的这种冒险精神却是可以从荣氏家族的血液中找到根源，他的伯爷（爷爷的哥哥）荣宗敬当年就曾以胆大著称。在傅国涌撰写的《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中记载到，“弟弟佩服哥哥的魄力和果敢……但认为哥哥不够稳重，办事冒险……对哥哥的投机，他也不满，认为风险太大，一旦失利会牵累整个事业。”无想，弟弟一语成谶。荣宗敬故后，曾由他运营的上海资产由其子荣鸿元掌管，然而在1948年，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被捕。尽管在花费巨额保金的情况下，荣鸿元最终侥幸获判缓刑，但荣氏在上海的经营则已是一落千丈。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相似的悲剧总是在一个家族的历史中反复上演。尽管荣智健的祖父、荣宗敬的弟弟荣德生无论是在自己经营的时候，还是在对后代的教育上，始终都抱持稳健的概念，可是荣氏最后却始终都逃不过投机的魔影。他的孙子荣智健同其堂叔一样，再一次跌倒在外汇投机上，最终只能黯然离去。
我们仍然应当承认，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荣智健的一生无论是为荣氏家族还是为中国实业史，还是增添了一抹传奇。自然，这种传奇仅仅是中国实业史上的一个缩影，例如荣氏家族这样的传奇故事，几乎在每个中国城市的街头巷尾都能听到。只是，在我们猎奇之余，却很少会反思他们的传奇为何能够成就，又为何终究逃不过挫败的结局。更很少会有人真的会认真地去总结，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为何产生不了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这般真正的传奇。
如果从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开始算起，中国的实业发展已迈过了一个半世纪；即使从张謇1896年在通州唐闸设办大生纱厂开始算起，中国的民族实业也已走过了一百多个年头。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后，当下的中国实业尽管在很多地方的确已经超过了前辈们创下的业绩，但依然有很多方面仍然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在一些经营理念上可以说是出现了大踏步的倒退。
其中，企业家的来源是最先需要考察的方面。企业家的来源是否丰富，其实也代表孕育企业家的土壤是否“肥沃”。在《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一书中，傅国涌将清末民初的企业家来源总结为五大类型：绅商型、商人型、买办型、知识型和归国的海外华侨。第一类以清末状元张謇为代表；第二类则以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第三类是以“火柴大王”刘鸿生为典型；第四类以曾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的穆藕初和“轮船大王”卢作孚为典型；最后一类则是以张裕酿酒为代表。基本上，这五类人群构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代实业家。对比当下，以官而商、以资本或资源而商、以技术知识而商，乃至于海外归国投资实业依然是当下创业力量的最主要的几个来源类型。然而，由于在清末那个时代，社会精英占有的社会资源更多，初期投入的成本也更少，因此创业初期所遭遇的阻力也就更小。例如作为状元以及礼部尚书翁同龢弟子的张謇，在家乡可谓是一呼百应，因此在募资设厂上的便利，显然是当代多数企业家所无法想象的，而如果没有张謇的身份资源，大生厂的成功以及在当地形成的影响是不可思议的。为此，尽管傅国涌在总结大生成功的原因，最后也是不能忽略“张謇个人的影响”。谈到这一点时，傅国涌说到，“张謇事实上已和大生合为一体，不可分割……他在大生的权威从来都不是靠资本，靠股份，而是靠他的状元头衔、人脉资源。”时代的变幻早已使得士绅这一阶层在中国社会中已经消失，因此，类似于张謇这类由读书而成为绅商的途径，自然也就不复存在。比之于张謇来说，当下的知识精英要想成功创业，需要付出的代价恐怕要多出许多，所经历的路程恐怕也要艰难许多。
其次，在制度环境上，不可否认的是，第一代企业家们遇到的创业环境和经营环境，恐怕比当下要复杂许多。无论是面对满清统治，亦或是后来的北洋政府，再到国民政府，民族实业所遇到的环境可谓是复杂多变，总结为一点就是，在制度环境上缺乏稳定性。这种政权更迭不断，一朝皇帝一朝制度而导致的政策多变也就可想而知了。同时，这些政府大多是弱政府，中央始终未能在地方形成真正的权威，在地域空间上，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市场，这造成了内资企业间存在着过多的恶性竞争，因此当时的多数企业想要做大做强不仅需要“攘外”，也需要“安内”。政策的不稳定性和非统一性，造成了第一代民族实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环境挑战。因此，在《大商人》中几位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市场运作的高手，正因为他们非凡的手段才得以让企业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做大做强。当下的时代，制度环境自然较之前辈们生活的时代要稳定许多，现在的企业家们起码不再需要担心政策的一日三变，不再需要去费尽心计地应付不同地方的官僚，以及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地方政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的民营企业们面临着的是来自于国家资本的挑战。面对各方面都占尽优势的国有企业，前辈们的经验早已岂不到参考作用，在很多时候，合理的经营策略似乎已经无法帮助企业家们实现“安内攘外”的目标。
最后，企业家的精神也格外重要。傅国涌在书中追寻的那种传统，在当下恐怕几乎已被抛弃殆尽。作为第一代实业家，无论是张謇，还是荣氏兄弟，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都十分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承担的责任甚至于已经违背了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而受过职业经理人教育的现代企业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然要比前辈们理智的多。在这两年的慈善捐赠中，我们的当代企业家们已经显示出了他们平时少见的“职业态度”。然而，更值得我们遗憾的是，在房地产和私募股权基金越来越成时髦话题的当下，当代多数的企业家似乎已真正 “领悟”了“资本主义精神”，将钱生钱的效率发挥至最高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事业”。这样来看，一百多年前那个仍然将“实业”与“民生”牢系在一起的时代，那个仍然在创办实业与理想主义之间划等号的时代，似乎才更像是实业家们的“天堂”。
所以，在看过了傅国涌的这本《大商人》，也思考过了本土企业家们曾拥有的那些传统，以及看到当下对这种传统的抛弃，恐怕我们也就对“中国为何诞生不了乔布斯”、“中国为何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这类“老问题”，稍许有所了然吧。
相关阅读：
《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精神》
作者：傅国涌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1年10月第1版
2009年的初春尽管早已大地回暖，但对67岁的荣智健来说，冬天的寒意一定还没完全褪去。4月3日，中信泰富香港总部突然遭到香港警方调查。当日该公司发布声明称，商罪科要求该公司提供过去两年涉及外汇合约和资料，以调查是否涉及违规和欺诈。之后，就曝出该公司在外汇合约方面或有欺诈行为。这次警方的“突然到访”，也让他明白主席的位子恐怕这次是再也不保了。果不其然，4月8日，荣智健正式对外表示辞任中信泰富主席的职务，而由拥有“官方背景”的常振明出任新主席。
从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到荣毅仁，再到荣智健，荣氏家族的辉煌恰恰走过了三代。荣智健宣布辞任的那一刻，是不是曾有过刹那的遗憾——荣氏家族的荣耀终究还是没有能够走过三代。
荣智健的此次滑铁卢，实际上要追溯到2008年年底传出的“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丑闻”。尽管荣智健当时已经公开表态“事前毫不知情”，但其偏好冒险和投机的性格，或许早就为这次挫败埋下了种子。1986年加盟中信（香港）之后，荣智健正是凭借着在港展开的一系列收购，最终奠定了自己在中信集团中的位置。而在26年后，荣智健执掌的中信泰富早已经涉足房地产、运输、金融、电信以及基建等数个领域，其触角延伸的范围甚至比当年荣氏家族的鼎盛时期都可谓有过之而不及。然而，也正是这种过于冒险、不计风险的经营理念，最终造成了中信泰富在陌生的领域遭遇到了此次挫败。
事实上，荣智健的这种冒险精神却是可以从荣氏家族的血液中找到根源，他的伯爷（爷爷的哥哥）荣宗敬当年就曾以胆大著称。在傅国涌撰写的《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中记载到，“弟弟佩服哥哥的魄力和果敢……但认为哥哥不够稳重，办事冒险……对哥哥的投机，他也不满，认为风险太大，一旦失利会牵累整个事业。”无想，弟弟一语成谶。荣宗敬故后，曾由他运营的上海资产由其子荣鸿元掌管，然而在1948年，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被捕。尽管在花费巨额保金的情况下，荣鸿元最终侥幸获判缓刑，但荣氏在上海的经营则已是一落千丈。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相似的悲剧总是在一个家族的历史中反复上演。尽管荣智健的祖父、荣宗敬的弟弟荣德生无论是在自己经营的时候，还是在对后代的教育上，始终都抱持稳健的概念，可是荣氏最后却始终都逃不过投机的魔影。他的孙子荣智健同其堂叔一样，再一次跌倒在外汇投机上，最终只能黯然离去。
我们仍然应当承认，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荣智健的一生无论是为荣氏家族还是为中国实业史，还是增添了一抹传奇。自然，这种传奇仅仅是中国实业史上的一个缩影，例如荣氏家族这样的传奇故事，几乎在每个中国城市的街头巷尾都能听到。只是，在我们猎奇之余，却很少会反思他们的传奇为何能够成就，又为何终究逃不过挫败的结局。更很少会有人真的会认真地去总结，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为何产生不了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这般真正的传奇。
如果从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开始算起，中国的实业发展已迈过了一个半世纪；即使从张謇1896年在通州唐闸设办大生纱厂开始算起，中国的民族实业也已走过了一百多个年头。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后，当下的中国实业尽管在很多地方的确已经超过了前辈们创下的业绩，但依然有很多方面仍然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在一些经营理念上可以说是出现了大踏步的倒退。
其中，企业家的来源是最先需要考察的方面。企业家的来源是否丰富，其实也代表孕育企业家的土壤是否“肥沃”。在《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一书中，傅国涌将清末民初的企业家来源总结为五大类型：绅商型、商人型、买办型、知识型和归国的海外华侨。第一类以清末状元张謇为代表；第二类则以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第三类是以“火柴大王”刘鸿生为典型；第四类以曾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的穆藕初和“轮船大王”卢作孚为典型；最后一类则是以张裕酿酒为代表。基本上，这五类人群构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代实业家。对比当下，以官而商、以资本或资源而商、以技术知识而商，乃至于海外归国投资实业依然是当下创业力量的最主要的几个来源类型。然而，由于在清末那个时代，社会精英占有的社会资源更多，初期投入的成本也更少，因此创业初期所遭遇的阻力也就更小。例如作为状元以及礼部尚书翁同龢弟子的张謇，在家乡可谓是一呼百应，因此在募资设厂上的便利，显然是当代多数企业家所无法想象的，而如果没有张謇的身份资源，大生厂的成功以及在当地形成的影响是不可思议的。为此，尽管傅国涌在总结大生成功的原因，最后也是不能忽略“张謇个人的影响”。谈到这一点时，傅国涌说到，“张謇事实上已和大生合为一体，不可分割……他在大生的权威从来都不是靠资本，靠股份，而是靠他的状元头衔、人脉资源。”时代的变幻早已使得士绅这一阶层在中国社会中已经消失，因此，类似于张謇这类由读书而成为绅商的途径，自然也就不复存在。比之于张謇来说，当下的知识精英要想成功创业，需要付出的代价恐怕要多出许多，所经历的路程恐怕也要艰难许多。
其次，在制度环境上，不可否认的是，第一代企业家们遇到的创业环境和经营环境，恐怕比当下要复杂许多。无论是面对满清统治，亦或是后来的北洋政府，再到国民政府，民族实业所遇到的环境可谓是复杂多变，总结为一点就是，在制度环境上缺乏稳定性。这种政权更迭不断，一朝皇帝一朝制度而导致的政策多变也就可想而知了。同时，这些政府大多是弱政府，中央始终未能在地方形成真正的权威，在地域空间上，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市场，这造成了内资企业间存在着过多的恶性竞争，因此当时的多数企业想要做大做强不仅需要“攘外”，也需要“安内”。政策的不稳定性和非统一性，造成了第一代民族实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环境挑战。因此，在《大商人》中几位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市场运作的高手，正因为他们非凡的手段才得以让企业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做大做强。当下的时代，制度环境自然较之前辈们生活的时代要稳定许多，现在的企业家们起码不再需要担心政策的一日三变，不再需要去费尽心计地应付不同地方的官僚，以及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地方政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的民营企业们面临着的是来自于国家资本的挑战。面对各方面都占尽优势的国有企业，前辈们的经验早已岂不到参考作用，在很多时候，合理的经营策略似乎已经无法帮助企业家们实现“安内攘外”的目标。
最后，企业家的精神也格外重要。傅国涌在书中追寻的那种传统，在当下恐怕几乎已被抛弃殆尽。作为第一代实业家，无论是张謇，还是荣氏兄弟，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都十分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承担的责任甚至于已经违背了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而受过职业经理人教育的现代企业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然要比前辈们理智的多。在这两年的慈善捐赠中，我们的当代企业家们已经显示出了他们平时少见的“职业态度”。然而，更值得我们遗憾的是，在房地产和私募股权基金越来越成时髦话题的当下，当代多数的企业家似乎已真正 “领悟”了“资本主义精神”，将钱生钱的效率发挥至最高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事业”。这样来看，一百多年前那个仍然将“实业”与“民生”牢系在一起的时代，那个仍然在创办实业与理想主义之间划等号的时代，似乎才更像是实业家们的“天堂”。
所以，在看过了傅国涌的这本《大商人》，也思考过了本土企业家们曾拥有的那些传统，以及看到当下对这种传统的抛弃，恐怕我们也就对“中国为何诞生不了乔布斯”、“中国为何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这类“老问题”，稍许有所了然吧。
相关阅读：
《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精神》
作者：傅国涌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1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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