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爱你比较深
林徽因翻译王尔德，《夜莺与玫瑰》是他们合写的诗。我始终相信，阅读者和作者之间，是可以通过阅读的过程达到一种灵魂的沟通，而阅读译本，简直就像三人座谈会，阅读者的交流对象是两个人。傍晚时分，馥郁的玫瑰园中支起一个咖啡桌，玫瑰的芬芳、咖啡的浓香以及泥土的腥气，三者盘藤缠绕，相互环抱，王尔德、林徽因还有我，聊起爱情、苦难与星空，萤火虫在我们身旁跳着婉转的华尔兹。
林徽因唯一文学译作的出版，成就了公众眼中更完整的林徽因。对于喜爱林徽因这位“述而不作”的才女的人，怕是福音了。她作为才女的诗意，是她人生的经线，她作为学者的严谨，是她人生的纬线。经线与纬线，交织了林徽因的美丽人生。
事实上，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结合，算是罩着自由恋爱轻纱的包办婚姻，这么说可能有些不近人情，但客观上讲也不过分。如果不是他们幸运的相爱了，那么他们的结局只有两种，一种是，抗争，抗争封建礼教，在寻求科学和民主的大背景下抗争；一种是，顺从，无奈而绝望的顺从，相敬如冰。可是，这两种可能都没有成为现实，因为他们相爱了。有多少人揣度林徽因和徐志摩的关系，暧昧或者明朗到何种地步，也都不得不承认梁思成与林徽因相爱的事实。自幼相识，豆蔻相知，碧玉相恋，林徽因兴许忘不了在康桥上顶着狂雨等虹的徐志摩，但是他一定深深地记得梁思成专心制图时俊逸的侧脸，以及那一年，她站在大树下，仰头看着的，那个骑在高高树枝上的少年郎。
他们的爱情历经磨难，所以他们相信他们的爱情，所以我们相信他们的爱情。1923年5月7日，袁世凯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这一天，梁思成与其弟梁思永骑摩托车想与同学一道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不幸途中被军阀金永炎的轿车撞倒，重伤晕厥。由于未得到及时医治，造成腿部残疾。“那不是你最精彩的部分”，林徽因这样对他说。在梁思成住院期间，林徽因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为了不使梁思成疼痛难忍，她便读小说，背新诗，讲同学和弟妹间有趣的事，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可能是怕梁思成因为自身残疾而自惭形秽，林徽因为明心志，便决定翻译奥斯卡•王尔德礼赞“比生命更可贵的爱情”的童话作品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我想，林徽因的《夜莺与玫瑰》是最甜蜜柔和的中文译版，因为王尔德原著的柔情蜜意无限深情，加上林徽因在梁思成病床前的一往而深，两股爱恋的暖流相遇，没有刺眼的火花，而是融汇出更浓郁更温热的流质，带着玫瑰的香气，莺啼的婉转，少女的内敛，又不免有着淡淡的忧愁。
林徽因忠于原著的翻译，流畅通顺不晦涩，将王尔德语言的华美多情展露无遗。但在斟酌选词方面带有明显的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风格（民国范儿）。短短的一篇童话中，多次出现了中国特有的名词。比如，“the wise men”很多翻译家会直接翻译为“智者”、“先知”之类，而林徽因却译成“古圣贤”；“stringed instruments”大可翻为“弦乐”，华夏独有的“丝竹”却是她的选择，少女的“feet”翻成“莲步”，增加了原著的画面美感。这简直是一种四合院里弹钢琴的雅致，王尔德的西方典雅加上林徽因的东方典雅，美感加倍。说到这里，还是忍不住赞叹，王尔德与林徽因一对儿绝妙的组合，唯美至极，沁人心脾。
漏洞也是有的，譬如，“holm-oak tree”(冬青槲) 译成“橡树”，“fine opal”(猫眼石) 译成“玛瑙”, “green lizard”（绿蜥蜴）译成“绿色的壁虎”。
但是，这又怎样呢？王尔德的童话谁没读过呢？无论林徽因的翻译有多少灵性，多少俏皮，多少稚拙，我们要看的只是她，要看的只是属于她的灵性，属于她的俏皮，属于她的稚拙。她永是她，不用因诗人的赞美为自己增光添彩，也不会因世俗的猜度掩盖风华。
夜莺为了染红那朵代表爱情的玫瑰，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心房深贴花刺。彼时林徽因是否也抱定这样的信念面对未来的生活，看着失意消沉的梁思成，她或许在那一刻许下了与他地久天长的誓言。如同夜莺，“我所歌唱的，正是他的痛苦；我所快乐的，正是他的悲伤”。
生活会有很多刺来使我们流尽鲜血，但愿我的血只为你流淌。夜莺与玫瑰，理想与现实，真诚与冷漠，对一部唯美的童话译作，折射出了一段爱情真相：“其实我爱你比较深”。
林徽因唯一文学译作的出版，成就了公众眼中更完整的林徽因。对于喜爱林徽因这位“述而不作”的才女的人，怕是福音了。她作为才女的诗意，是她人生的经线，她作为学者的严谨，是她人生的纬线。经线与纬线，交织了林徽因的美丽人生。
事实上，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结合，算是罩着自由恋爱轻纱的包办婚姻，这么说可能有些不近人情，但客观上讲也不过分。如果不是他们幸运的相爱了，那么他们的结局只有两种，一种是，抗争，抗争封建礼教，在寻求科学和民主的大背景下抗争；一种是，顺从，无奈而绝望的顺从，相敬如冰。可是，这两种可能都没有成为现实，因为他们相爱了。有多少人揣度林徽因和徐志摩的关系，暧昧或者明朗到何种地步，也都不得不承认梁思成与林徽因相爱的事实。自幼相识，豆蔻相知，碧玉相恋，林徽因兴许忘不了在康桥上顶着狂雨等虹的徐志摩，但是他一定深深地记得梁思成专心制图时俊逸的侧脸，以及那一年，她站在大树下，仰头看着的，那个骑在高高树枝上的少年郎。
他们的爱情历经磨难，所以他们相信他们的爱情，所以我们相信他们的爱情。1923年5月7日，袁世凯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这一天，梁思成与其弟梁思永骑摩托车想与同学一道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不幸途中被军阀金永炎的轿车撞倒，重伤晕厥。由于未得到及时医治，造成腿部残疾。“那不是你最精彩的部分”，林徽因这样对他说。在梁思成住院期间，林徽因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为了不使梁思成疼痛难忍，她便读小说，背新诗，讲同学和弟妹间有趣的事，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可能是怕梁思成因为自身残疾而自惭形秽，林徽因为明心志，便决定翻译奥斯卡•王尔德礼赞“比生命更可贵的爱情”的童话作品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我想，林徽因的《夜莺与玫瑰》是最甜蜜柔和的中文译版，因为王尔德原著的柔情蜜意无限深情，加上林徽因在梁思成病床前的一往而深，两股爱恋的暖流相遇，没有刺眼的火花，而是融汇出更浓郁更温热的流质，带着玫瑰的香气，莺啼的婉转，少女的内敛，又不免有着淡淡的忧愁。
林徽因忠于原著的翻译，流畅通顺不晦涩，将王尔德语言的华美多情展露无遗。但在斟酌选词方面带有明显的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风格（民国范儿）。短短的一篇童话中，多次出现了中国特有的名词。比如，“the wise men”很多翻译家会直接翻译为“智者”、“先知”之类，而林徽因却译成“古圣贤”；“stringed instruments”大可翻为“弦乐”，华夏独有的“丝竹”却是她的选择，少女的“feet”翻成“莲步”，增加了原著的画面美感。这简直是一种四合院里弹钢琴的雅致，王尔德的西方典雅加上林徽因的东方典雅，美感加倍。说到这里，还是忍不住赞叹，王尔德与林徽因一对儿绝妙的组合，唯美至极，沁人心脾。
漏洞也是有的，譬如，“holm-oak tree”(冬青槲) 译成“橡树”，“fine opal”(猫眼石) 译成“玛瑙”, “green lizard”（绿蜥蜴）译成“绿色的壁虎”。
但是，这又怎样呢？王尔德的童话谁没读过呢？无论林徽因的翻译有多少灵性，多少俏皮，多少稚拙，我们要看的只是她，要看的只是属于她的灵性，属于她的俏皮，属于她的稚拙。她永是她，不用因诗人的赞美为自己增光添彩，也不会因世俗的猜度掩盖风华。
夜莺为了染红那朵代表爱情的玫瑰，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心房深贴花刺。彼时林徽因是否也抱定这样的信念面对未来的生活，看着失意消沉的梁思成，她或许在那一刻许下了与他地久天长的誓言。如同夜莺，“我所歌唱的，正是他的痛苦；我所快乐的，正是他的悲伤”。
生活会有很多刺来使我们流尽鲜血，但愿我的血只为你流淌。夜莺与玫瑰，理想与现实，真诚与冷漠，对一部唯美的童话译作，折射出了一段爱情真相：“其实我爱你比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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