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能否成为第26史？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0月26日 09 版）
《中华民国史》36册全部出齐，无疑是2011年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但是，这样一套大型图书，编纂过程漫长，参与作者众多，且由于民国离我们今天非常切近，其中很多重要问题至今仍没有形成定论，它能否成为一部立得住的史书呢？它留下了哪些缺憾，取得了哪些成就？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研究员认为：“历史著作的撰写总是有缺憾的，因为历史资料在不断发现，从而造成历史事实在不断重构，对历史的评价也在不断变化。我们这套书同样如此，从其前后30年不同卷别的叙述角度、评价臧否，乃至语言文字，都可以发现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其缺陷或不理想的方面，一是写作和出版毕竟经历了较长时间，作者队伍人数众多，或有前后不一致、各作者之间不一致的问题；二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历史，在运用台湾和海外资料方面还有不足，有些问题因为出版年代或写作年代较早的原因，没有运用最新公布的资料；三是研究着重在政治、军事、外交的层面，经济、文教层面论述不够，社会、思想层面基本未涉及。”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等先生也认为，《中华民国史》的撰写历时近40年，而这4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40年，我们对民国的认识变化很大，因此前后各卷在观点上必然会有不一致的地方；另外执笔者有几十人之多，涵盖三代人，各人笔法上也会有诸多不协调之处。“即使在今天，我们对很多重要问题的认识也未必能到位，比如关于孙中山的评价，关于袁世凯‘窃国’的问题，关于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的问题，关于国民政府处理对日关系的问题，等等，我们目前的认识不能不说仍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耿云志说。
一部史书的写作必然涉及一个史观问题，《中华民国史》也不例外。如果说中国传统史书大多采用儒家史观，在文革期间革命史观（阶级史观）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史观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唯物史观、现代化史观以及其他一些分析历史的理论方法百花齐放，并未定于一尊。“应该说，目前史学界所运用的指导史观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是，我们并不排斥其他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在研究过程中，以更开放的心态，以更多样的理论方法，对待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从而得出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演进的科学结论。”汪朝光这样认为。
耿云志则认为，对于史观问题，我们不必做生硬的理解，不是说你从几个教条出发评价历史，就是在运用一种史观；也不是你读了几本年鉴派的著作，就是年鉴派的史观。我们需要的是，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一段历史，对这段历史既有具体的了解，也有宏观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一段历史的总体看法，这样的史观才能立得住。“《中华民国史》体现的肯定不是蒋廷黻主张的现代化史观，更多恐怕还是革命史观。但是，《中华民国史》的写作越到后期，革命史观愈加淡出，也是必然的。比如我们以前总在争论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研究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国民革命，我想，今天的学者大可不必太纠结于此类问题。”
就此而言，《中华民国史》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自始就努力摆脱泛政治化的倾向，强调从史料出发，让史料说话，从而基本上保证了历史的客观性，否则，《中华民国史》早期各卷也就没有了重印的价值了。汪朝光评价说：“应该说，所有参加本书写作的作者，都是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参与其事，秉持历史主义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为准绳，不夸大不虚饰，达到了他们写作年代所能达到的学术标准和认识高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历史上的人和事，我们更注意到其复杂性和多样性，评价的标准也趋向于多元化。当然，整部书放在这里，也还有旧时代的痕迹，这只能留待将来的研究和修订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学传统悠久深厚的国家，特别是以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为代表的官修正史传统绵延千百年，在世界上独树一帜。2002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启动《清史》编纂工程，也是这一正史传统在现代的延续。《中华民国史》是否可以列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清史》）这一序列，被作为第26史呢？
“所谓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今后可能也不再会有当年那样的二十四史了，至少二十四史那样的体裁，有许多方面不适合现在及未来的史学研究。比如，帝王的本纪不再会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或最主要的方面，甚至根本就没有本纪这种体裁存在的必要。因此，从20世纪新史学在中国诞生以来，所谓二十四史的传统或许就不再会延续了。我们这套民国史实际也没有自比为二十四史那样的体裁，而是适应了现代要求的史学样式。”汪朝光说。
《中华民国史》出版座谈会上，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提出一个建议，认为《中华民国史》应该增加“志”的部分，像工业志、农业志、金融志、外交志等等，这样，《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和“志”的部分就分别对应了我们历来正史的纪、传、表、志，“这样就比较完整，可以向后世交代了”。对此，耿云志表示，“不很同意”。他认为，《中华民国史》的修史方法与古代的修史方法完全不同，古代的修史方法适用于王朝体系，但并不一定适用于现代社会；古人认为历史是循环的，而今人更加强调社会的发展变化。实际上，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主张以后，中国人写史的方法已经基本上西方化了。“以古人的方法修近代史、现代史，效果肯定是不伦不类的。我们何必非要学古人那一套呢？借鉴是可以的，墨守没有必要。”耿云志说。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中华民国史》编纂工作的学者也不认为该书是“官修史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研究员接受某报采访时说：“虽说中国古代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但我们编纂的这套《中华民国史》，完全是由一个学术单位负责组织协调，团结了国内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编写，不存在个别台湾媒体所说的这是官方修史。在编纂《中华民国史》的过程中，我们的确得到过各类国家基金的资助，但研究是完全独立的，并不是说代表了‘官方’的意志。”
章百家指出，对历史的记述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当事人对历史的记述，他们只写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而不那么关注事件的起源和结局；一种是政治家对历史的记述，他们解读历史时更多考虑的是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现实需要相符；最后一种是历史学家的记述，严谨的史家会力求客观地叙述历史，科学地评价历史。就此而言，《中华民国史》的编纂历程，是历史学家努力摆脱政治禁锢，思想不断解放的一个过程。“编写《中华民国史》这样的大书很不容易，但它未必能一次定型。要获得二十四史那样的经典地位，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今后仍可能挖掘出重要的新史料，史家的观念也还会发生变化，或许再过10年、20年，《中华民国史》还会做全面修订，也或许后人会另起炉灶重新写过。”
“总而言之，《中华民国史》并不是以二十四史的样式来写作的。但是，如果做简单的类比，以二十四史的标准来衡量这套著作，《中华民国史》可能还有一定距离。但无论如何，这套书在客观反映历史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其学术水准也得到了学界一致的认可。我们所有作者，包括已经去世的学者如果在天有灵的话，都是可以感到欣慰的。”汪朝光先生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 王洪波）
《中华民国史》36册全部出齐，无疑是2011年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但是，这样一套大型图书，编纂过程漫长，参与作者众多，且由于民国离我们今天非常切近，其中很多重要问题至今仍没有形成定论，它能否成为一部立得住的史书呢？它留下了哪些缺憾，取得了哪些成就？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研究员认为：“历史著作的撰写总是有缺憾的，因为历史资料在不断发现，从而造成历史事实在不断重构，对历史的评价也在不断变化。我们这套书同样如此，从其前后30年不同卷别的叙述角度、评价臧否，乃至语言文字，都可以发现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其缺陷或不理想的方面，一是写作和出版毕竟经历了较长时间，作者队伍人数众多，或有前后不一致、各作者之间不一致的问题；二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历史，在运用台湾和海外资料方面还有不足，有些问题因为出版年代或写作年代较早的原因，没有运用最新公布的资料；三是研究着重在政治、军事、外交的层面，经济、文教层面论述不够，社会、思想层面基本未涉及。”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等先生也认为，《中华民国史》的撰写历时近40年，而这4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40年，我们对民国的认识变化很大，因此前后各卷在观点上必然会有不一致的地方；另外执笔者有几十人之多，涵盖三代人，各人笔法上也会有诸多不协调之处。“即使在今天，我们对很多重要问题的认识也未必能到位，比如关于孙中山的评价，关于袁世凯‘窃国’的问题，关于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的问题，关于国民政府处理对日关系的问题，等等，我们目前的认识不能不说仍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耿云志说。
一部史书的写作必然涉及一个史观问题，《中华民国史》也不例外。如果说中国传统史书大多采用儒家史观，在文革期间革命史观（阶级史观）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史观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唯物史观、现代化史观以及其他一些分析历史的理论方法百花齐放，并未定于一尊。“应该说，目前史学界所运用的指导史观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是，我们并不排斥其他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在研究过程中，以更开放的心态，以更多样的理论方法，对待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从而得出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演进的科学结论。”汪朝光这样认为。
耿云志则认为，对于史观问题，我们不必做生硬的理解，不是说你从几个教条出发评价历史，就是在运用一种史观；也不是你读了几本年鉴派的著作，就是年鉴派的史观。我们需要的是，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一段历史，对这段历史既有具体的了解，也有宏观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一段历史的总体看法，这样的史观才能立得住。“《中华民国史》体现的肯定不是蒋廷黻主张的现代化史观，更多恐怕还是革命史观。但是，《中华民国史》的写作越到后期，革命史观愈加淡出，也是必然的。比如我们以前总在争论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研究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国民革命，我想，今天的学者大可不必太纠结于此类问题。”
就此而言，《中华民国史》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自始就努力摆脱泛政治化的倾向，强调从史料出发，让史料说话，从而基本上保证了历史的客观性，否则，《中华民国史》早期各卷也就没有了重印的价值了。汪朝光评价说：“应该说，所有参加本书写作的作者，都是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参与其事，秉持历史主义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为准绳，不夸大不虚饰，达到了他们写作年代所能达到的学术标准和认识高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历史上的人和事，我们更注意到其复杂性和多样性，评价的标准也趋向于多元化。当然，整部书放在这里，也还有旧时代的痕迹，这只能留待将来的研究和修订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学传统悠久深厚的国家，特别是以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为代表的官修正史传统绵延千百年，在世界上独树一帜。2002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启动《清史》编纂工程，也是这一正史传统在现代的延续。《中华民国史》是否可以列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清史》）这一序列，被作为第26史呢？
“所谓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今后可能也不再会有当年那样的二十四史了，至少二十四史那样的体裁，有许多方面不适合现在及未来的史学研究。比如，帝王的本纪不再会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或最主要的方面，甚至根本就没有本纪这种体裁存在的必要。因此，从20世纪新史学在中国诞生以来，所谓二十四史的传统或许就不再会延续了。我们这套民国史实际也没有自比为二十四史那样的体裁，而是适应了现代要求的史学样式。”汪朝光说。
《中华民国史》出版座谈会上，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提出一个建议，认为《中华民国史》应该增加“志”的部分，像工业志、农业志、金融志、外交志等等，这样，《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和“志”的部分就分别对应了我们历来正史的纪、传、表、志，“这样就比较完整，可以向后世交代了”。对此，耿云志表示，“不很同意”。他认为，《中华民国史》的修史方法与古代的修史方法完全不同，古代的修史方法适用于王朝体系，但并不一定适用于现代社会；古人认为历史是循环的，而今人更加强调社会的发展变化。实际上，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主张以后，中国人写史的方法已经基本上西方化了。“以古人的方法修近代史、现代史，效果肯定是不伦不类的。我们何必非要学古人那一套呢？借鉴是可以的，墨守没有必要。”耿云志说。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中华民国史》编纂工作的学者也不认为该书是“官修史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研究员接受某报采访时说：“虽说中国古代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但我们编纂的这套《中华民国史》，完全是由一个学术单位负责组织协调，团结了国内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编写，不存在个别台湾媒体所说的这是官方修史。在编纂《中华民国史》的过程中，我们的确得到过各类国家基金的资助，但研究是完全独立的，并不是说代表了‘官方’的意志。”
章百家指出，对历史的记述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当事人对历史的记述，他们只写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而不那么关注事件的起源和结局；一种是政治家对历史的记述，他们解读历史时更多考虑的是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现实需要相符；最后一种是历史学家的记述，严谨的史家会力求客观地叙述历史，科学地评价历史。就此而言，《中华民国史》的编纂历程，是历史学家努力摆脱政治禁锢，思想不断解放的一个过程。“编写《中华民国史》这样的大书很不容易，但它未必能一次定型。要获得二十四史那样的经典地位，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今后仍可能挖掘出重要的新史料，史家的观念也还会发生变化，或许再过10年、20年，《中华民国史》还会做全面修订，也或许后人会另起炉灶重新写过。”
“总而言之，《中华民国史》并不是以二十四史的样式来写作的。但是，如果做简单的类比，以二十四史的标准来衡量这套著作，《中华民国史》可能还有一定距离。但无论如何，这套书在客观反映历史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其学术水准也得到了学界一致的认可。我们所有作者，包括已经去世的学者如果在天有灵的话，都是可以感到欣慰的。”汪朝光先生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 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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