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科学院
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科学院
卢莲2011.7.19
近期两个新闻将中国科学院又推到了舆论的浪尖，一个是准院士被疑使用科研经费包二奶事件，另一个是各部委公布的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中，中国科学院以2.8771亿元高居榜首。惊诧者有之，愤怒者有之，而更多的是不明真相的起哄。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为科技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也正因为这天生的学术高墙，中国科学院在很多人心里就代表着权威，感觉高不可攀而又颇具神秘感。薛攀皋的《科苑前尘往事》就是解封了这样的一道高墙，还原了中国科学院的近现代历史片段，让读者在历史的氛围中感受中国科学院的真实。
关于中国现当代科学技术史的作品很多，除了介绍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作品里大部分都充盈着对科学家的敬仰和赞美。而这本《科苑前尘往事》却与众不同，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史著作，而是薛攀皋在退休之后花了二十年时间写成的文章和访谈录文集。
薛攀皋作为科研管理工作者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近四十年，是当代中国许多科学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不是一个负责学术研究的科研人员，而是一个管理者和旁观者。正由于他没有学术立场，因此他的笔下少了学术的争议，多了对历史事实的考据和思索。他通过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否定了科学史研究中一些流行的论断，给出了一系列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薛攀皋认为，历史的还原应该是客观的，尽量不带个人主观的评价和色彩。“不论是出于科研管理工作者的良知，还是出于对历史对读者的负责，我都必须用真心来写这些文章，说真话，讲实事。”如果说叶永烈的《钱学森》是通过采访每一个事件相关人，让事实结论寻找到出处或者来源，意图还原出真实的钱学森，那这本《科苑前尘往事》则是通过更多对原始材料的考据，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中国科学院。
1951年到1991年，这四十年中国科学院经历了奠基创业、向科学进军的火车头、“文化大革命”浩劫、治理动乱创伤初步探索改革四个时期。中国科学院有着辉煌的历史，同时也走了不少的弯路，甚至有过险遭解体的危机。
在薛攀皋的笔下，中国科学院里有胡先骕这样拒绝检讨对抗苏联李森科学术争鸣的铮铮铁骨，也有科学家与农民竞赛放“卫星”的莫名囧事。这些几乎已经被淹没的历史在他的笔下又重新变得鲜活，让人细细看来扼腕叹息之余又陷入深思。
“胡先骕事件”回溯了在那段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大背景下，教条主义给自然科学学派贴上政治标签，甚至以行政手段干预和批判正常学术研究的事件。这种学术问题被上升为政治问题的乱扣帽子，在当时被人屡屡采用，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劫难。即便是现在，也仍有人以“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为由干预正常的学术交流。但是，众所周知，“在科学面前只有真实与虚假，学术成果和结论并不会因为国界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为什么说真话那么难》则讲述了大跃进年代，中国科学院被卷入粮食问题的三件哭笑不得的囧事。第一件是1958年7月初，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组织各地农民高产能手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打擂台，竞赛种植单季亩产几万斤的水稻、小麦“卫星田”。中国科学院在京八个单位的研究人员，被迫投入了明知其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的实验研究。第二件是同年8月，在毛泽东对亩产万斤以上粮食深信不疑后提出的应该考虑粮食生产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六个研究所接下了研究粮食综合利用问题的政治任务。第三件，在“粮食多了吃不完”的美妙神话破灭之后，中国科学院近30个研究所科研目标大转向，研究怎么吃那些原来不吃的东西，并研究小球藻、叶蛋白、人造肉等代食品。
文革期间，很多科学工作者由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遭到无情批判，轻则被下放干校劳动改造，重则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科学院1965年原有的106个研究所，到了1973年仅剩13个；北京地区7名院级领导干部全部成了“打倒对象”，71名厅、局干部中有59名，192名处级干部有99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131位均被列为“打倒对象”或者“重点审查对象”，打击面积之大，斗争之惨烈，在科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2011年7月15日，最新的一期《求是》杂志刊发了温家宝总理的文章《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他指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古往今来，许多先贤圣哲，为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不惜献出生命。没有这种科学精神，就没有科学的发展进步，也没有社会的发展进步。”
这些已经变成历史的事实，虽然有着政治大背景下的特殊原因，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科学工作者坚定的科学信念和为科学为真理的献身精神。
中国科学院的历史上，永远会铭记这些为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不惜献出生命的斗士。我们也只有正面这段历史，吸取教训，才能“本求真之精神，为后世存信史”。
卢莲2011.7.19
近期两个新闻将中国科学院又推到了舆论的浪尖，一个是准院士被疑使用科研经费包二奶事件，另一个是各部委公布的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中，中国科学院以2.8771亿元高居榜首。惊诧者有之，愤怒者有之，而更多的是不明真相的起哄。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为科技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也正因为这天生的学术高墙，中国科学院在很多人心里就代表着权威，感觉高不可攀而又颇具神秘感。薛攀皋的《科苑前尘往事》就是解封了这样的一道高墙，还原了中国科学院的近现代历史片段，让读者在历史的氛围中感受中国科学院的真实。
关于中国现当代科学技术史的作品很多，除了介绍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作品里大部分都充盈着对科学家的敬仰和赞美。而这本《科苑前尘往事》却与众不同，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史著作，而是薛攀皋在退休之后花了二十年时间写成的文章和访谈录文集。
薛攀皋作为科研管理工作者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近四十年，是当代中国许多科学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不是一个负责学术研究的科研人员，而是一个管理者和旁观者。正由于他没有学术立场，因此他的笔下少了学术的争议，多了对历史事实的考据和思索。他通过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否定了科学史研究中一些流行的论断，给出了一系列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薛攀皋认为，历史的还原应该是客观的，尽量不带个人主观的评价和色彩。“不论是出于科研管理工作者的良知，还是出于对历史对读者的负责，我都必须用真心来写这些文章，说真话，讲实事。”如果说叶永烈的《钱学森》是通过采访每一个事件相关人，让事实结论寻找到出处或者来源，意图还原出真实的钱学森，那这本《科苑前尘往事》则是通过更多对原始材料的考据，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中国科学院。
1951年到1991年，这四十年中国科学院经历了奠基创业、向科学进军的火车头、“文化大革命”浩劫、治理动乱创伤初步探索改革四个时期。中国科学院有着辉煌的历史，同时也走了不少的弯路，甚至有过险遭解体的危机。
在薛攀皋的笔下，中国科学院里有胡先骕这样拒绝检讨对抗苏联李森科学术争鸣的铮铮铁骨，也有科学家与农民竞赛放“卫星”的莫名囧事。这些几乎已经被淹没的历史在他的笔下又重新变得鲜活，让人细细看来扼腕叹息之余又陷入深思。
“胡先骕事件”回溯了在那段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大背景下，教条主义给自然科学学派贴上政治标签，甚至以行政手段干预和批判正常学术研究的事件。这种学术问题被上升为政治问题的乱扣帽子，在当时被人屡屡采用，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劫难。即便是现在，也仍有人以“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为由干预正常的学术交流。但是，众所周知，“在科学面前只有真实与虚假，学术成果和结论并不会因为国界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为什么说真话那么难》则讲述了大跃进年代，中国科学院被卷入粮食问题的三件哭笑不得的囧事。第一件是1958年7月初，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组织各地农民高产能手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打擂台，竞赛种植单季亩产几万斤的水稻、小麦“卫星田”。中国科学院在京八个单位的研究人员，被迫投入了明知其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的实验研究。第二件是同年8月，在毛泽东对亩产万斤以上粮食深信不疑后提出的应该考虑粮食生产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六个研究所接下了研究粮食综合利用问题的政治任务。第三件，在“粮食多了吃不完”的美妙神话破灭之后，中国科学院近30个研究所科研目标大转向，研究怎么吃那些原来不吃的东西，并研究小球藻、叶蛋白、人造肉等代食品。
文革期间，很多科学工作者由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遭到无情批判，轻则被下放干校劳动改造，重则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科学院1965年原有的106个研究所，到了1973年仅剩13个；北京地区7名院级领导干部全部成了“打倒对象”，71名厅、局干部中有59名，192名处级干部有99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131位均被列为“打倒对象”或者“重点审查对象”，打击面积之大，斗争之惨烈，在科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2011年7月15日，最新的一期《求是》杂志刊发了温家宝总理的文章《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他指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古往今来，许多先贤圣哲，为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不惜献出生命。没有这种科学精神，就没有科学的发展进步，也没有社会的发展进步。”
这些已经变成历史的事实，虽然有着政治大背景下的特殊原因，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科学工作者坚定的科学信念和为科学为真理的献身精神。
中国科学院的历史上，永远会铭记这些为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不惜献出生命的斗士。我们也只有正面这段历史，吸取教训，才能“本求真之精神，为后世存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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