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勞動出發（in processing）
作者開宗明義，傳播的面貌并非一向如此，國內流行羅杰斯的《傳播學史》，并以其為正典，多數國內傳播學教材都是從羅杰斯出發，顯示了學術跨語際的政治。而秉持批判立場的傳播學史，作者至少指出了兩本：
Hanno Hart 《傳播批判研究》
Dan Czitrom 《美國大眾傳播思潮》
（還有法國人Mrmand Mattelart的《傳播學簡史》以上都出了中譯本，不過進入傳播學教育主流還為期尚遠）
作者正是要在這個脈絡中添磚加瓦，而這次的出發點是“勞動”，“勞心”與“勞力”二元論勾連了多個當代社會的經典理論問題：勞動分工、社會不平等、知識分子角色、階級鬥爭與階級意識、傳播學的合法性……
1，生產者共和論或美國的激進傳統（世紀末的美國傳播與勞動）
不同於一般的傳播學著作開始於杜威和芝加哥學派的“進步時代”，席勒將美國關於”傳播“的爭論回溯到19世紀早期，回溯到”鐵路、電報、和郵政“作為”傳播“手段的時代（主流傳播學研究已經將這些領域排斥出研究對象的範疇，而對這些傳播史的理論化是必要的）
1820 1830早期，手工業者（artisans，馬車夫、鞋匠、鐵匠、印刷工人）是當時社會的勞動主體，因資本家壟斷能力的增加，他們提出了”生產者共和論（producer republican）“作為鬥爭的武器，這一傳統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達到巔峰，耦合了當時的各種激進思想，包括馬克思主意，各種合作的社會主義，甚至女性主義等。
”技術手藝和機械工匠構成了生產者共和論最主要的活力，共和論也扮演了橋梁功能，產業工人、中小企業主、店鋪賣家、農場主農民、辦事員店員，都被其吸引“（”手工業者“在資本主義早期是普遍比產業工人更具有抗爭性的主體，因為正是他們反對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反對流水線，反對體力和腦力的二分，在席勒看來，手工業工人的價值觀代表了一種”打破腦體對立“的勞動實踐，因此能提出超越腦體對立的社會訴求——而今日的產業工人，在意識形態上只不過是想成為”腦力勞動者“罷了）
不同於主流新聞史，當時商業報紙和勞工階級之間的矛盾要大得多，以至於勞工階級堅信”他們必須有自己的報紙“，而且必須是采取合作社形式才能成功，而不是簡單的股權分享。
而對於報紙的不滿直接導向新聞業賴以生存的”傳播手段“——電報，的所有權問題。在那個時代，電報、鐵路、金融銀行是當時財團資本主義的基石（在那個沒有廣播電視的時代，這些就是最緊迫的”傳播學“問題。）這早已被歷史學家證明，在這三項出現以前，，跨地域而同步進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是難以想象的。
勞工敏銳地看到了”電報“的問題，早期受西聯western union壟斷的電報業價格及其昂貴，普通人望而卻步，在1880年代，美國電報的用戶超過90%來自工商行號和新聞界，對照同期比利時和瑞士用於家務和社會的電報用量是55%和61%。這種支配一直持續到電話時代（at&t這個公司的歷史很值得一寫）（除了資本家，沒人發過電報和打過電話，除非家裡死人……）。
因此在當時的抗爭中，要求將鐵路、電報與電信收歸國有的訴求是”三位一體“的，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派的激進主張是通過政府對這些行業的規範來反壟斷，從而穩定行業的勞動力需求，和穩定競爭關係。（而這是”印刷工人工會“提出的，因為他們意識到了”新聞-電報“聯合體的壟斷關係）。
社會主義者Laurence Gronlund援引社會進化論者Herbert Spencer早年著作陳述相同的理念：國家乃有機構成體，各個成分需要相互依存，因此需要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出版品，所有重要的生產工具均必須由集體控制。（想不到原本社會進化論是如此共產主義吧……）而60年後哈欽斯委員會（the Hutchins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提出的理念倒顯得稍有退步。
而當時已經國有化的”美國郵政總局“是正面的代表，因為市政經營的郵政，保證了所有人的公平使用，具備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因此當時的一個訴求就是”電報郵政化“，並且很快乾脆指向了”傳播工具的郵政化“（包括電話，鐵路，甚至金融、銀行，怎么樣，看到今天占領華爾街的影子了有木有！！），在世紀末的那幾十年很多都市的選戰中，都有候選人將電報收歸市政經營作為籌碼。
悲劇的是，南北戰爭后數十年間，知識經濟的”化公為私之圈地運動“，再次狂飆突進。企業財團和科學工程部門的出現，取代了具有企業精神的個人發明家，通過專利權，財團控制了發明家。
而整個19世紀末期，新的工作被發明出來，進入所謂腦力勞動行業的人數猛增，比如工商行政雇員、新聞從業者、律師等等。手工藝匠人組織，開始把這些人從生產力勞動（roducing classes）中分離出去，但這種分離并不是勞心與勞力的分離，而是他們認為，自己是生產者共和論的主體，因為手工藝柔和了體力與腦力活動，而那些銀行人員是unproducers，他們創造不了”財富“，既沒有體力投入，也無苦勞可言toil，日後在veblen的有閒階級論中也看到這種區分。
因此在19世紀末的時候，農民組織和勞工騎士團拒絕律師等職業成為其會員。雖然有人要區分生產性和不具備生產性的勞動，但社會主義者還是力圖統合二者，但這個概念很難界定和區分。不過在1880年代，勞工騎士團短暫地代表了所有概念的勞動，雖然之後很快就出現了裂痕。整個1880年代，各種生產者加入騎士團，組成了”生產者大聯盟“。但在國家的威懾，兩黨共謀等壓力下，很快就解體了，人們不再能夠將勞動的本質當作是社會整體的構成部分，勞動力中享有優勢的部門開開始撤退，成為一種防禦性質的工藝聯盟、工會，即行業工會。
對於腦力勞動理論化的失敗，和勞心勞力的二分，正是席勒整本書所要展開的傳播學史的過程。早與葛蘭西幾十年，機修工人Baptist Hubert就指出，所有勞動，即便是最低層次的手工體能勞作也需要腦力的配合，因此有關知識與手工工作的區分，只是一種手段用來虛構社會地位，因此民主權利和經濟福祉不應該僅限於分工體系當中的特定一方。這正是早期馬克思青年時代透過”勞動“闡明的人不同於動物的”本質“，而後世的社會主義者卻也輕視了知識勞動的價值，對勞動作此”閹割“后，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時間活動也就必然形同遭到處罰，得承擔其後果。（這種二分法同時傷害了社會主義實踐……）
席勒透過整本書正要說明，一直到當下，傳播研究對於Hubert的論點中的意涵還是繼續忽視。19世紀後半葉，在那個”傳播研究“初始學院化的年代，”知識“勞動不斷增加，組織與部署這些社會部門的方式，與手工勞動截然不同，於是也就確認了”傳播“似乎超然的自主地位
”如果說有關“傳播”的正規思考起步于這個快速固定下來的社會分工，哪么，最後這就會造成“勞動”在社會整體位置中的消失。
so, 历史就这样来到了“进步时代”，接下来的问题是，杜威以降的芝加哥实用主义传播研究跟生产者共和的激进传统之间有何关系？
席勒认为，杜威是一个关键的枢纽型人物，在世纪末到世纪初，广泛参与了各大激进派何改革派的运动与争论。正是因为杜威，生产者共和论的关键概念遭到置换，传播与劳动和生产的连接被消除，被杜威以新的概念“经验（expirecen）”加以统合。
“工业乌托邦”是进步时代思想的一种贴切描绘。一方面反对恶性竞争和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公共信息事业的建立导向有机的情报（organized intelligence）。而阶级冲突和社会分裂，最终会被“情报信托（intelligence trust）”所克服。在这里， 传播扮演了整合社会的神奇角色，正如杜威在Democracy and education书中的名言： 与其说社会经由（by）传播存在，不如说社会存于（in）传播中。
又如：
“有形有体的东西可以在空间中运输，信仰与抱负、渴望却无法触摸，不能任意抽取与穿插。（因此具有稳定性，整合社会的功能？）
席勒认为，为了促使传播推进社会共识，此刻的杜威陷入了双元主义而不自知。。”有机情报“成为了一个自由漂浮的能指，它无处不可停泊，只要港埠接受（冯建三老师的翻译实在是太雅致了~）。
根据howard zinn在《美国人民的历史》中的考察，进步时代可以被看做美国刚刚形成的”劳心阶层“也就是中产精英对之前激进劳工运动的一种调整和回应，这不仅仅体现在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中，更体现在广泛的政治理念和经济政策中，可以说，进步时代正是”美式资本主义危机应对“的一个绝佳历史例证。在其中，技术和技术阶层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有趣的是，当资本主义的危机在20世纪后半页再次降临美国之时，又是新技术资本和新的加州伦理拯救了美国。
正是由于这种”乐观的对于劳动的排斥”，使得进步时代背离了杜威的初衷。而研究”社会控制“的社会科学家正是在这个时候登场了，杜威本人对这种结果相当恼怒，他认为当时美国的状况是集体民主精神之名，却是专家控制之实。而工商业也找到了借由生产“情报”而重掌控制的新方法——科学管理。
小杜威三十岁的李普曼正是这个精英时代的代言人，虽然他一直是杜威的论战对象。被大陆新闻传播学界奉为“神明”的李普曼，其实就是个政治的“娼妓”，他的政论的主要目标无非是迎合彼时的"政治/经济"格局，它的需要日益明显，美国准备参加一战，格外需要操纵民意。我们的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是李普曼提出了“身外世界”跟“脑海图景”的柏拉图式寓言，但我们不知道，李普曼论证认知的必然中介性，正是为宣传提出合法论述——“统治当局需要灵活柔软、富有创意的机构与代表，经营并管理民意”（所以说李普曼是PR的老祖宗……）一战后，李普曼一直是这种大众说服主流观点的代言人，也为此大大得到“奖赏”，知道越战之时，才有异议提出（很难讲是不是再次顺应当时的“新主流”）。
共和派要直接抵抗，杜威的工具主义却将企业现象当作必须接受的先验假设，“传播”进入抽象境遇，被当作舒缓社会关系的关键，实用主义者试图超克阶级冲突，假设一种超越一切先验存在的合作式传播，他们从这个假设出发，发展社会关系。将传播去理论化到社会冲突之外，也许注定了实用主义最后在两面夹击下（经济萧条and法西斯动员）失败的命运。
到了三十年代，杜威面对现状，也公开表达，必有激进的社会变革才能实质改变当前的劳动贬值趋势，改变社会关系。但此时，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传播也不在是代表一种充分共享和教化的社会共识，而彻底沦为社会支配——席勒所说的一种新的“变异类型”
2，怪异的支配方式（待续）
第二章席勒的关注重点是“大众文化”
James Carey 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为稻草人的魔弹论”，在大众说服转向科学研究的50年代，魔弹或者皮下注射式的宣传效果，只不过是为后来的”科学“理论开辟道路，甚至是吊诡地继续为将宣传精细化开辟道路。
那么实际的情形如何呢？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传播学得以学院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赞助的研究有着明确的体制需要：“收音机制造商和广告业主必须取得更为科学的评价基础，掌握收视率影响因素，同时更重要的是掌握收音机对于”民意形成“和”社会控制“的影响过程。主导了当时阅听人研究的《人民的选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赞助者有洛克菲勒基金、《生活》杂志、和民意机构罗普（ElmoRoper）。
这种研究取向与拉氏和莫顿早年的理论志趣并不完全一致，在后世被无数次引用的那篇著名论文《大众传播、流行品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动》，其中提出了社会麻醉的负功能（narcotizing dysfunction）,"不让纯正的批判力量获得有力的增长、培养了顺服心里与习惯（comformism）
再如亲身影响力研究（Personal Influence，或者叫迪卡特项目Decatur）。研究对象是特定年龄的妇女，赞助商是MacfaddenPublications，其出版的各种罗曼史杂志为家庭女性读者。
有趣的是，wright mills正是Decatur项目的实地调查的指导员。
由亲身影响力为模范所建立的传播过程的社会心理学，于此同时流行的还有”资讯社会理论“（information theory）同时预设了一种”客观“的与现实不发生作用的”信息“来代替”传播“。用当代的说法来看，这些理论的正典化过程，都是研究的”去政治化“过程。
Hanno Hart 《傳播批判研究》
Dan Czitrom 《美國大眾傳播思潮》
（還有法國人Mrmand Mattelart的《傳播學簡史》以上都出了中譯本，不過進入傳播學教育主流還為期尚遠）
作者正是要在這個脈絡中添磚加瓦，而這次的出發點是“勞動”，“勞心”與“勞力”二元論勾連了多個當代社會的經典理論問題：勞動分工、社會不平等、知識分子角色、階級鬥爭與階級意識、傳播學的合法性……
1，生產者共和論或美國的激進傳統（世紀末的美國傳播與勞動）
不同於一般的傳播學著作開始於杜威和芝加哥學派的“進步時代”，席勒將美國關於”傳播“的爭論回溯到19世紀早期，回溯到”鐵路、電報、和郵政“作為”傳播“手段的時代（主流傳播學研究已經將這些領域排斥出研究對象的範疇，而對這些傳播史的理論化是必要的）
1820 1830早期，手工業者（artisans，馬車夫、鞋匠、鐵匠、印刷工人）是當時社會的勞動主體，因資本家壟斷能力的增加，他們提出了”生產者共和論（producer republican）“作為鬥爭的武器，這一傳統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達到巔峰，耦合了當時的各種激進思想，包括馬克思主意，各種合作的社會主義，甚至女性主義等。
”技術手藝和機械工匠構成了生產者共和論最主要的活力，共和論也扮演了橋梁功能，產業工人、中小企業主、店鋪賣家、農場主農民、辦事員店員，都被其吸引“（”手工業者“在資本主義早期是普遍比產業工人更具有抗爭性的主體，因為正是他們反對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反對流水線，反對體力和腦力的二分，在席勒看來，手工業工人的價值觀代表了一種”打破腦體對立“的勞動實踐，因此能提出超越腦體對立的社會訴求——而今日的產業工人，在意識形態上只不過是想成為”腦力勞動者“罷了）
不同於主流新聞史，當時商業報紙和勞工階級之間的矛盾要大得多，以至於勞工階級堅信”他們必須有自己的報紙“，而且必須是采取合作社形式才能成功，而不是簡單的股權分享。
而對於報紙的不滿直接導向新聞業賴以生存的”傳播手段“——電報，的所有權問題。在那個時代，電報、鐵路、金融銀行是當時財團資本主義的基石（在那個沒有廣播電視的時代，這些就是最緊迫的”傳播學“問題。）這早已被歷史學家證明，在這三項出現以前，，跨地域而同步進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是難以想象的。
勞工敏銳地看到了”電報“的問題，早期受西聯western union壟斷的電報業價格及其昂貴，普通人望而卻步，在1880年代，美國電報的用戶超過90%來自工商行號和新聞界，對照同期比利時和瑞士用於家務和社會的電報用量是55%和61%。這種支配一直持續到電話時代（at&t這個公司的歷史很值得一寫）（除了資本家，沒人發過電報和打過電話，除非家裡死人……）。
因此在當時的抗爭中，要求將鐵路、電報與電信收歸國有的訴求是”三位一體“的，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派的激進主張是通過政府對這些行業的規範來反壟斷，從而穩定行業的勞動力需求，和穩定競爭關係。（而這是”印刷工人工會“提出的，因為他們意識到了”新聞-電報“聯合體的壟斷關係）。
社會主義者Laurence Gronlund援引社會進化論者Herbert Spencer早年著作陳述相同的理念：國家乃有機構成體，各個成分需要相互依存，因此需要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出版品，所有重要的生產工具均必須由集體控制。（想不到原本社會進化論是如此共產主義吧……）而60年後哈欽斯委員會（the Hutchins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提出的理念倒顯得稍有退步。
而當時已經國有化的”美國郵政總局“是正面的代表，因為市政經營的郵政，保證了所有人的公平使用，具備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因此當時的一個訴求就是”電報郵政化“，並且很快乾脆指向了”傳播工具的郵政化“（包括電話，鐵路，甚至金融、銀行，怎么樣，看到今天占領華爾街的影子了有木有！！），在世紀末的那幾十年很多都市的選戰中，都有候選人將電報收歸市政經營作為籌碼。
悲劇的是，南北戰爭后數十年間，知識經濟的”化公為私之圈地運動“，再次狂飆突進。企業財團和科學工程部門的出現，取代了具有企業精神的個人發明家，通過專利權，財團控制了發明家。
而整個19世紀末期，新的工作被發明出來，進入所謂腦力勞動行業的人數猛增，比如工商行政雇員、新聞從業者、律師等等。手工藝匠人組織，開始把這些人從生產力勞動（roducing classes）中分離出去，但這種分離并不是勞心與勞力的分離，而是他們認為，自己是生產者共和論的主體，因為手工藝柔和了體力與腦力活動，而那些銀行人員是unproducers，他們創造不了”財富“，既沒有體力投入，也無苦勞可言toil，日後在veblen的有閒階級論中也看到這種區分。
因此在19世紀末的時候，農民組織和勞工騎士團拒絕律師等職業成為其會員。雖然有人要區分生產性和不具備生產性的勞動，但社會主義者還是力圖統合二者，但這個概念很難界定和區分。不過在1880年代，勞工騎士團短暫地代表了所有概念的勞動，雖然之後很快就出現了裂痕。整個1880年代，各種生產者加入騎士團，組成了”生產者大聯盟“。但在國家的威懾，兩黨共謀等壓力下，很快就解體了，人們不再能夠將勞動的本質當作是社會整體的構成部分，勞動力中享有優勢的部門開開始撤退，成為一種防禦性質的工藝聯盟、工會，即行業工會。
對於腦力勞動理論化的失敗，和勞心勞力的二分，正是席勒整本書所要展開的傳播學史的過程。早與葛蘭西幾十年，機修工人Baptist Hubert就指出，所有勞動，即便是最低層次的手工體能勞作也需要腦力的配合，因此有關知識與手工工作的區分，只是一種手段用來虛構社會地位，因此民主權利和經濟福祉不應該僅限於分工體系當中的特定一方。這正是早期馬克思青年時代透過”勞動“闡明的人不同於動物的”本質“，而後世的社會主義者卻也輕視了知識勞動的價值，對勞動作此”閹割“后，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時間活動也就必然形同遭到處罰，得承擔其後果。（這種二分法同時傷害了社會主義實踐……）
席勒透過整本書正要說明，一直到當下，傳播研究對於Hubert的論點中的意涵還是繼續忽視。19世紀後半葉，在那個”傳播研究“初始學院化的年代，”知識“勞動不斷增加，組織與部署這些社會部門的方式，與手工勞動截然不同，於是也就確認了”傳播“似乎超然的自主地位
”如果說有關“傳播”的正規思考起步于這個快速固定下來的社會分工，哪么，最後這就會造成“勞動”在社會整體位置中的消失。
so, 历史就这样来到了“进步时代”，接下来的问题是，杜威以降的芝加哥实用主义传播研究跟生产者共和的激进传统之间有何关系？
席勒认为，杜威是一个关键的枢纽型人物，在世纪末到世纪初，广泛参与了各大激进派何改革派的运动与争论。正是因为杜威，生产者共和论的关键概念遭到置换，传播与劳动和生产的连接被消除，被杜威以新的概念“经验（expirecen）”加以统合。
“工业乌托邦”是进步时代思想的一种贴切描绘。一方面反对恶性竞争和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公共信息事业的建立导向有机的情报（organized intelligence）。而阶级冲突和社会分裂，最终会被“情报信托（intelligence trust）”所克服。在这里， 传播扮演了整合社会的神奇角色，正如杜威在Democracy and education书中的名言： 与其说社会经由（by）传播存在，不如说社会存于（in）传播中。
又如：
“有形有体的东西可以在空间中运输，信仰与抱负、渴望却无法触摸，不能任意抽取与穿插。（因此具有稳定性，整合社会的功能？）
席勒认为，为了促使传播推进社会共识，此刻的杜威陷入了双元主义而不自知。。”有机情报“成为了一个自由漂浮的能指，它无处不可停泊，只要港埠接受（冯建三老师的翻译实在是太雅致了~）。
根据howard zinn在《美国人民的历史》中的考察，进步时代可以被看做美国刚刚形成的”劳心阶层“也就是中产精英对之前激进劳工运动的一种调整和回应，这不仅仅体现在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中，更体现在广泛的政治理念和经济政策中，可以说，进步时代正是”美式资本主义危机应对“的一个绝佳历史例证。在其中，技术和技术阶层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有趣的是，当资本主义的危机在20世纪后半页再次降临美国之时，又是新技术资本和新的加州伦理拯救了美国。
正是由于这种”乐观的对于劳动的排斥”，使得进步时代背离了杜威的初衷。而研究”社会控制“的社会科学家正是在这个时候登场了，杜威本人对这种结果相当恼怒，他认为当时美国的状况是集体民主精神之名，却是专家控制之实。而工商业也找到了借由生产“情报”而重掌控制的新方法——科学管理。
小杜威三十岁的李普曼正是这个精英时代的代言人，虽然他一直是杜威的论战对象。被大陆新闻传播学界奉为“神明”的李普曼，其实就是个政治的“娼妓”，他的政论的主要目标无非是迎合彼时的"政治/经济"格局，它的需要日益明显，美国准备参加一战，格外需要操纵民意。我们的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是李普曼提出了“身外世界”跟“脑海图景”的柏拉图式寓言，但我们不知道，李普曼论证认知的必然中介性，正是为宣传提出合法论述——“统治当局需要灵活柔软、富有创意的机构与代表，经营并管理民意”（所以说李普曼是PR的老祖宗……）一战后，李普曼一直是这种大众说服主流观点的代言人，也为此大大得到“奖赏”，知道越战之时，才有异议提出（很难讲是不是再次顺应当时的“新主流”）。
共和派要直接抵抗，杜威的工具主义却将企业现象当作必须接受的先验假设，“传播”进入抽象境遇，被当作舒缓社会关系的关键，实用主义者试图超克阶级冲突，假设一种超越一切先验存在的合作式传播，他们从这个假设出发，发展社会关系。将传播去理论化到社会冲突之外，也许注定了实用主义最后在两面夹击下（经济萧条and法西斯动员）失败的命运。
到了三十年代，杜威面对现状，也公开表达，必有激进的社会变革才能实质改变当前的劳动贬值趋势，改变社会关系。但此时，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传播也不在是代表一种充分共享和教化的社会共识，而彻底沦为社会支配——席勒所说的一种新的“变异类型”
2，怪异的支配方式（待续）
第二章席勒的关注重点是“大众文化”
James Carey 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为稻草人的魔弹论”，在大众说服转向科学研究的50年代，魔弹或者皮下注射式的宣传效果，只不过是为后来的”科学“理论开辟道路，甚至是吊诡地继续为将宣传精细化开辟道路。
那么实际的情形如何呢？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传播学得以学院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赞助的研究有着明确的体制需要：“收音机制造商和广告业主必须取得更为科学的评价基础，掌握收视率影响因素，同时更重要的是掌握收音机对于”民意形成“和”社会控制“的影响过程。主导了当时阅听人研究的《人民的选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赞助者有洛克菲勒基金、《生活》杂志、和民意机构罗普（ElmoRoper）。
这种研究取向与拉氏和莫顿早年的理论志趣并不完全一致，在后世被无数次引用的那篇著名论文《大众传播、流行品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动》，其中提出了社会麻醉的负功能（narcotizing dysfunction）,"不让纯正的批判力量获得有力的增长、培养了顺服心里与习惯（comformism）
再如亲身影响力研究（Personal Influence，或者叫迪卡特项目Decatur）。研究对象是特定年龄的妇女，赞助商是MacfaddenPublications，其出版的各种罗曼史杂志为家庭女性读者。
有趣的是，wright mills正是Decatur项目的实地调查的指导员。
由亲身影响力为模范所建立的传播过程的社会心理学，于此同时流行的还有”资讯社会理论“（information theory）同时预设了一种”客观“的与现实不发生作用的”信息“来代替”传播“。用当代的说法来看，这些理论的正典化过程，都是研究的”去政治化“过程。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