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遗民文集一章的简单概括

因为我是学中文的，所以挑选了与文学有关的篇目。对遗民文集感兴趣的开始是张岱的《陶庵梦忆》，这本书很符合司徒琳对所谓遗民文集的定义。虽然张岱的笔触大多集中在消遣享乐上，但与所谓征服一代的痛苦记忆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专注于细节和实物的描绘，从中就可以隐约的发现明人的时间性。而司徒琳正是将这种时间的自觉当成早期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她的论述逻辑是这样的：参照西方对回忆录的定义和分期，她发现中国明清鼎革之际的遗民文集也带有类似的特点，带着“公共”史家向“私人”讲述者转变的模棱两可，显现了主体的、个人叙事声音的，突破历史写作的绝对客观和非个人化的初步解放。从这一切口入手，她开始分析两者的社会背景和实际发展，以论证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有向现代转型的可能性。这一时期回忆录文体的兴盛主要表现在大量作品涌现，作者阶层扩大等方面。司徒琳将这些现象归功于识字率的提高和社会的动荡。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现实让人们更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从而自侧面反映出个性的提升并进而关注社会，外在世界的颠覆引来内在世界观的转变，当世界观的改造完成时，现代化在思想层面的转化也就完成了。这样的转变必须是整个社会精英阶层的，如果只有一两个人意识到社会动荡的根源而并没有形成席卷社会的思潮的话，也是无用的。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的具体情况。
司徒琳在解释其中原因时，首先分析了十七世纪“自我记录”的非凡性，肯定了中国遗民文集对作者广阔生存处境的宏大而深广的记叙，精确到逐日的记载和某些细节场景的描述都有涉及，从中可看出作者在叙述中并没有将像传统一样将自我抽离，而是积极地、自觉地参与到历史的重塑中去。在这个过程中萌生了个人对历史的一种使命感，自我意识与自我书写也就应运而生。在个人向历史补充的书写中，种种实物与细节就成了理顺纷乱记忆的纽扣，这和中国传统的诗歌表达是不同的。中国传统诗歌形成的抒情场景是固定的，打破这种固定也就成为了一种进步。
但是司徒琳亦指出了中国遗民文集的重复的特点。在“据代而定的记忆”、“由中国特色的记忆”以及“回忆录的文学性”这三小节中，她指出中国的回忆录作家们只在乎自己能不能继续扮演传统道德社会中的固有角色，回忆录是对角色缺失的一种补充或弥补，但却都不约而同的没有在扮演失败之后寻求角色背后的动因，也就无法触及中国传统社会机制的内核，那么也就无从谈及现代的转变。中国回忆录的关注点带着非常浓厚的传统色彩，忠义、孝顺和礼失求诸野的要求，并且回忆录主角们都有一种效仿前代英雄个人经历的倾向，为了建构或重构作者本人整体的人格认同，回忆录中大多都有小说的虚构，呈现的场面与苏武、文天祥所经历的不谋而合。这种方式近似于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特征，史诗的悲剧性得到高度的模仿，这背后有着当时人已能熟练掌握回忆录文体的文学规律，但还远没有达到十八和十九世纪“英雄的力量不如我们”以及“我们对逆境的蔑视”的阶段。这种固守延续到太平天国年间，尽管客观的出现了现代化工具，思想却依旧原地踏步，这就是司徒琳对中国早期现代性的探索和描述。
因为学识有限，对书中观点未敢加以过多评断，但从文中看来，中西方时间敏感性的差异还是很有趣的。东方有孔夫子“逝者如斯夫”之叹，看到的是流走的过去，最高理想是存在于历史之中，一个人的最高成就是与古代圣贤并肩，而西方则着眼于当时与未来，专注于时间中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