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类学学生

　“我在恩贡山有一座农场……”，这是凯伦布里克森在《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里面的第一句话。我去夏威夷的时候，奥巴马的老乡们坚持说他是“俺们的总统”；但阅毕他的自传《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发觉他对于自己肯尼亚亲戚的描述饱含深情；作为人类学的学生，早有耳闻大名鼎鼎的《白马赛》（the White Masai），这个日后在和美国朋友交换看法时被她誉为“神经兮兮的白女人一见钟情了一个马赛人然后就结婚了又离婚了”的故事；我爸去刚种族大屠杀后的卢旺达当志愿医生两年，回来给我讲种种非洲神奇经历。所有这些，都坚定了我去肯尼亚的决心。 　　 　　去程飞机上耳边不断回响《英国病人》里面史诗般壮阔的交响乐（其实人家说的是北非贝都因人），看着一部在马赛马拉拍的荡气回肠的狮子母女故事而泪流满面。迪拜时一个巴基斯坦外籍劳工吓唬说肯尼亚人都喜欢暴力解决问题，他有一个朋友就在那儿。不过鉴于他先前说那个朋友在埃及来着，而且本着亲身体验田野的态度，所以决定对于他的话置之不理。等待转机时，看到一个黑黄混血小孩，亚洲眼形非洲头发焦糖色皮肤，一口流利中文，煞是可爱；旁边坐了一个闭眼休息的非洲男人，鲜红冲锋衣鲜绿迷彩裤下着皮毛平底鞋，很有safari狩猎风。我激动地想，天哪，我终于要去非洲了，人类学家心中的圣地，我的第五个大陆！脑中不断闪现无数著名研究非洲的民族志，比如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 　　 　　 下了飞机，我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伍等待出海关，这才是对于非洲式办事效率的第一次体验。我心急如焚，怕接我的人因为不耐烦而逃走——她其实实在是一个好人，专门从肯尼亚打国际长途过来解答我各种愚蠢的关于疟疾抢劫等问题，只是有着非洲式的稳如泰山状电邮应答方式，无论如何写信从来不回复，最后在我的多渠道轰炸下终于来信说，亲爱的我一直没有忘记你要来。于是我因为这句话而热泪盈眶，因为永远难忘当年半夜两点去乌克兰无人接机语言不通的经历。结果出去没有看到接机的人，其实我并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她大概也不清楚，只是找一个“白人”而已。我心乱如麻，赶紧去买手机卡，结果说300先令一张，再付300先令充值。我对于肯尼亚钱没概念，Lonely Planet（LP）写着与人民币11:1（后来先令一跌再跌，成了15.6:1）。被告知想要买手机卡必须换钱，于是又奔过去换钱。刚掏出数额巨大的600先令“大钞”（事实证明，确实是大钞，能让我在恩贡体面的饭馆吃上六顿午饭，算起来不过少于人民币40元），就被一张非洲笑脸所迎接，我终于有着落了，还省去了花冤枉钱买手机卡。我坐在拥挤无比的小汽车里面，因为堵车，穿过尘土飞扬无比颠簸的土路，路过肯尼亚最大的贫民窟基贝利，终于到达恩贡。在恩贡花了50先令（3块人民币）买了一张手机卡然后又充值50先令。 　　 　　 我一下飞机就被拉到办公室，然后到我住的地方。第二天我去贫民窟家访，对比才知我住的有多么奢侈（相对还算便宜，15000先令一个月包吃包住包洗衣服），竟然有自来水、热水澡、抽水马桶和电。穿越重重臭水沟，嵌满废弃塑料袋残片的土疙瘩（下雨后非常泥泞以至于无法行走），座座用硬纸板和废木料还有波形铁皮搭成的低矮房屋，走到日托学校。后来将这一段路描述给同学，说有时候还是觉得挺苦的。结果同学说我早就以为你大老远跑去非洲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苦了。于是赶紧闭嘴。一周后有幸去了一趟首都内罗毕，才知道原来人家也有现代化的都市，市郊凯伦以《走出非洲》丹麦女作家命名，竟然有和在中国超市一样的干净明亮的大超市，我泪流满面。原来非洲不都是贫民窟。后来又遇到在内罗毕工作的校友一枚，带我开眼界地逛了赌场高尔夫球场高级酒店咖啡馆马术学校，我当时还以为我仍然身在迪拜。日托里面一群非洲宝宝及当地人激动地唤我Mzungu，就是白人。在他们的分类体系中，除了黑人就是白人（这件事引起当地加拿大医疗志愿者的不解，他们认为我应该在分类系统中属Asian亚洲人才对，于是就这一问题还严肃地小心翼翼问过我）。有些人看了香港功夫片认得中国人了，于是每每见到亚洲长相的人就激动的说Ching-Chang，我一点也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后来问了无数当地朋友，他们说是从功夫电影里面学来的，对此我深表怀疑。后来的后来，一次我看《生活大爆炸》里面嘲笑谢耳朵政治不正确又种族主义的妈那集才知道，原来这是无知的对于中文的替代名称啊。后来来自香港的伊娃终于忍不住，“警告”众人，再说这个姐跟你急！（敬业勤奋的伊娃在肯经历了因在公车上站立而被逮捕然后行贿后出狱又上法庭还有被抢劫未遂等各种传奇经历，这是后话了。） 　　 　　我的工作内容包括教授日托学校的学生，管理学校，帮助老师制定课程，一周三次家访贫民窟艾滋病的家庭并更新家庭成员档案。日托学校的学生年龄从一岁多到六岁都有，按照年龄分为四个班级。孩子们的热情犹如一把火，每次Mzungu一出现，就不断喊how are you,逐渐喊成一首歌。每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的脖子腿双臂上总是挂着一堆小孩，他们热爱握住手不放，当时无奈我只有两只手，于是在利益分割不平等和稀缺资源分配不当时，他们内部会以互相厮打作为再分配的协调手段。他们大概觉得这个白人很有趣脾气很好，总之如果我单独上课他们总是闹成一团无比激动吵闹，于是他们的老师进来吼他们，强迫他们站直双手抱胸，他们顿时如绵羊办服帖。我先前有一年半的教学经验，乌克兰的高中生十分害羞很配合从来不捣乱，问他们懂不懂也害羞微笑作答；而在中国给成年人当英文老师更是容易。由于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阵势”，且反感小学时被老师强迫背后双手挺直强权式教育，所以非常震惊老师强硬的“治理手段”。但迫于形势，我每次上课必须带上这个老师当翻译加“保镖”。上数学课加减法就是画圈圈然后从一开始数数，结果我引进的心算加数手指在这里统统不起作用。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我教蒙古舞和英文歌，唱“Old McDonald had a farm”(老麦当劳有个农场)，挥手臂扭来扭去。我一共设计了三个项目：图书馆项目，开眼看世界，和红心。给他们看我旅行各国的照片和视频，介绍我的文化和家乡，介绍我去过的国家的风土人情，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广阔，并不只是他们眼前的贫民窟。这是开眼看世界。另外，我发现其实他们的图书室有很多英文的好书，但是没有分类没有加以合理利用，而且先前有其他外国实习生带当地小学的学生去图书室开展艾滋病教育的时候，有丢失图书室财物的现象。于是我买了很多标签贴纸，把几百本书一一编号用excel列目录，课余让低龄的孩子去触摸图书，并指着图片重复对应英文单词，他们甜蜜的小脸微笑着，重复那些单词。我从小有很多很多的书可看，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一日可以无肉但不可无书。我希望这些孩子们也可以养成这种习惯，受益匪浅，走出贫民窟。一次我给他们看电影E.T.的“第三类接触”，即外星人的食指和人类的食指指尖相对，他们觉得太有趣了，纷纷和我试验这一动作。我就注意到，他们的指甲很长很脏，还喜欢不断放在嘴里面吮吸。我赶紧去买了一个指甲刀，然后一个一个给孩子剪指甲，他们排了队，大约五十多个孩子，于是那天我剪了五百多个指甲。我最喜欢的那个甜甜的一岁八个月的玛丽抱住我的腿不放，我感动到要倒。我最后告别的时候，亲她的脸，她习惯性地对我抛出电眼，甜蜜一笑，我又被深深击倒，结果她并不懂我要走了，也许很多年都看不到她了。最后的项目叫红心，类似于中国小学里面的小红花。这个概念对于非洲老师太新颖，我不得不解释了无数次他们才明白。我让他们把所有孩子的名字写到一张黄色的大卡纸上，然后和他们一起讨论制定了规则政策并且翻译成斯瓦西里语给孩子们讲解。这些孩子并不是被父母疼爱并悉心照顾的，所以我意识到学校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十分重要，他们甚至在这里可以吃上一顿免费的午餐。德育教育也是我所重视的，于是在课间活动的时候，我和朱迪老师合作，以戏剧的方式来教他们如何正确的捂口鼻打喷嚏和咳嗽，在何时应该说谢谢，不能随便拿走别人的东西和食物。他们看到我和朱迪老师装模作样的演戏感觉十分滑稽，不过倒是效果显著。后来他们找我帮忙拧瓶盖的时候总不忘说一声谢谢，而不是直截了当递过来瓶子喊一声“白人”，一开始我还以为让我喝水。我爱的另外一个孩子叫尤怡，马赛姑娘，日本名字，巧克力缎子皮肤，不到两岁。只要老师不抱着她就哭，于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增加了抱尤怡的一项。但是由于很多小孩见到我就哭，大概因为我长得像是一个白魔鬼，或者皮肤掉色了，尤怡也不例外。尤怡还喜欢边哭边用手在左耳聚音，以便听取自己的哭声音调是否准确。在我实在无奈的时候，我唱起小时候听过的我们蒙古的摇篮曲《波如来》，结果尤怡就不哭了。正当我暗爽之时，谁知歌声一止，哭声即来。后来我和孩子们告别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他们给我唱歌，但是还说明天见。 　　我还是希望教成年人英文，因为我有教授成年人英文的资质证书以及教学经验。教小孩实在太有挑战了。于是我半天教小孩，半天教成人，主动请缨教NGO里面艾滋病妇女。她们的英文参差不齐，于是我问她们想要学什么，她们说学服装相关的英文还有怎么写EMAIL和申请工作。我就带着我的小电脑每天让她们一个一个适应键盘帮他们申请电子邮箱。最后的一堂课她们竟然集体打出了一封给我的电邮! 不过让她们守时是一件很令人恼火的事情，他们遵循肯尼亚时间，于是每次我必须等待他们一个多小时才能上课，尤怡的妈妈玛格丽特甚至说我们是黑人就不会遵守时间——肯尼亚时间其实也有好处，我和两个高中生约好两点半在巴克雷银行门口见面一起去内罗毕赌场换钱，结果因为各种事情耽搁和难以拦到公车，我三点二十才到，结果他们也刚到，笑眯眯的说时间正好，谁也没迟到。于是我跟妇女们说，如果你们迟到超过十分钟，今天就不上课。结果他们就学乖了。 　　我的工作内容还包括家访。全都是被丈夫抛弃的患艾滋病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住在每月600先令（不到40元人民币）租来的贫民窟房屋，周围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还有鸭子和山羊啃垃圾喝蓝绿色的污水，有肮脏不堪的孩子光脚在泥泞中玩耍。某些女子在极度的贫困下还保持着一定的尊严，尽可能维持破旧棚屋里面的整洁，床单拉直，沙发背上铺着白色钩针的饰布。我最害怕看到的，是她们当中某些人年轻的脸上带着破罐子破摔的神情，一副对于生活的现状无动于衷的表情。没有结过婚，甚至和我同龄，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染上艾滋病，遭到男友抛弃，神情漠然。只有受过教育的肯尼亚人才会讲英文，而她们大多都不会英文，我的翻译是一个患重度艾滋病的乐观的苦命女人，有时她会在我提问的时候在沙发上睡着。她们的艾滋病大多都是她们的配偶传染给她们的，但是那些贫民窟的男人们，发现她们得了艾滋病后，就抛弃妻儿，又去找新的女人。贫民窟的女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强奸，也不明白在自己不愿意进行性行为的时候需要说不。我分给她们写着肯尼亚政府、免费、桂林乳胶厂、中国制造的安全套，以及卫生棉。想要给她们以保护和女性的尊严。更骇人听闻的是，贫民窟流行强奸幼女，认为和两岁女童发生性关系可以治愈艾滋病。我自诩坚强，但是多次在家访后落泪。甚至在贫民窟内部也有对于艾滋病人的歧视，没有人会买艾滋病人煮的香蕉。我遇到见到生人尤其是白人神魂未定的小孩，见到在乌干达上免费学的艾滋病妇女的大儿子，见到生来腿脚残疾还没来得及变黑的婴儿（他们生下来几周后才逐渐变黑），见到嘴唇发紫一遍又一遍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见到因为艾滋病被自己如妈妈般亲姐姐抛弃的女子，见到患艾滋病已有七个孩子但仍然收养了一个被抛弃的无家可归孩子的母亲，见到漂亮可爱无比却等待艾滋病诊断报告的男婴……我曾经在下雨的时候穿过贫民窟，泥泞湿滑到无法行走，我想起那些家访妇女曾经告诉我，如果下雨的话棚屋里面就会一片狼藉。我那时不懂，但是那一次就明白了，屋顶漏雨，雨水甚至可以瓢泼直下，地面是泥土的，他们只能躲在破木板搭的床或者床垫上裹着破布看屋里的汪洋和泥泞瑟瑟发抖。 　　有一次我完全不能掩饰我的泪水，是为了一个九岁的脸色发青嘴唇发紫的由母亲而患上艾滋病的男孩，他告诉我他很饿。因为母亲没有钱买牛奶和汤，他只能吃白水煮米。而他需要吃对于身体伤害很大的药，必须饱腹才能服用。我当时坐在气味刺鼻，地面凹凸不平，苍蝇纷飞，家徒四壁，黑暗低矮的棚屋里面，开始掉眼泪。当大学里的姑娘们因为减肥而节食的时候，当人们觉得食物过剩以至于要浪费的时候，这个男孩，告诉我，他很饿，因为没有吃的。很多女人，当谈到她们的愿望的时候，都说，需要钱买食物、修房屋、交房租、给孩子上学。反而这些家访的妇女并没有直接向我要过钱，而是其他一些比她们生活状况要好很多的人，那些占了无数善良外国实习生便宜的人，伸手毫无廉耻的要钱。我甚至担心，如果我通过机构捐赠，这些善款甚至都无法递到她们手中。因为我看到我捐赠给贫民窟妇女的美国买的半新凉鞋，第二天就穿在机构负责人的脚上。我拉着那个孩子的手，问他想吃什么，只用了100先令就买了他三天的口粮和牛奶，还有蔬菜。他啃着炸面团，第一次露出微笑。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贫困。贫困就像是一把钝刀，一点点慢慢切割着人。我们谁也不能选择父母和家庭，我第一次无比无比庆幸我没有生在这里，有一个患艾滋病的绝望贫穷的母亲，一个毫无责任感抛弃家庭的父亲，自己十几岁就有了孩子，以及无边的绝望，因为疾病和贫穷，慢慢吞噬所有的希望和生活，还有人的尊严。同时又觉得无助，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我不可能一一满足。尽管很多机构和实习生作出贡献，但受益人群总只是少数。当地的法律和政策仍不完善，执行不利。希望日后我可以成为一个在政策层面的国际决策者，帮助和影响更多的人。 　　 　　慢慢体会到，在恩贡这个小城，白人就意味着有钱。所以能和我搭上话的妇女开始讲述自己悲惨身世崩溃经济状况，路上小孩跟我要零钱吃零食，买东西总是被小贩索要只超过正常价格的几倍的Mzungu价格。我作为一个白人竟然每天挤Matatu公共汽车而不打的，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每次我一上车立马一片静寂，一车人都注视我。我每天吃巧克力也是因为有钱。有偏远马赛村庄的年轻男孩问我有几副太阳镜不行就给他吧，有恩贡年轻人送我去内罗毕时向我要我的MP3，有司机说如果他送我去机场我嫌我手机过旧扔出窗外他立马去捡，有办公室助理让我留下我的相机（而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了前志愿者留下的两台），有听说我要去那库鲁湖让带上女儿并付车费和门票钱的社工，有动不动让我捐钱资助（开始要三千先令后来又怕我不给就说其实一千多就够了）和索要强效中国蟑螂药（“我们这儿没有，让你爸妈给我邮过来！”）的社工，有想要我去买午餐给她们觉得心安理得的社工们，有直截了当让我资助他们去国家公园玩的贫民窟学校老师，还有不会讲英文专门请人写了潦草的英文信让我资助她三个孩子上大学的马赛妈妈。一个公车售票员问我“你结婚了吗”，然后在我下车的时候想要多要我20先令；而我的一位在内罗毕的美国教会朋友说一个售票员看到她一分钟就说能不能和她结婚然后一起回美国。他们总是好奇我竟然有自己的手提电脑（“多么小巧好看！”）、相机、手机（“我就是想看看中国产的手机是啥样的”——其实我发现我家访的时候那个贫民窟的有一个酒鬼女儿的大妈用的手机和我的一模一样）和MP3，总是反复抚摸叹息然后问我多少钱。结果后来我结识了两个人特别好的在美国NGO工作的运动员朋友，他们自己有整洁的单间办公室电脑相机手机，所以对于我的各种电子设备习以为常我还有点不习惯，甚至有轻微“失落感”。我曾经告诉过日托校长，一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女老师我的运动鞋多少钱，结果她有点吓到了，然后当她告诉我她的皮鞋100先令（合人民币6元）我也吓到了，带着深深的羞耻感和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对付各种对我电子设备价格的追问。 　　每每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会惊讶地下颌下沉一点，后来逐渐发展成下颌无法闭合，形成O型嘴，看上去有点痴呆嫌疑但好处是不再对任何事情感到吃惊。前面提到的伊娃在“行贿”了5000先令之后方才被放出牢房，而她取一个从香港父母那儿邮过来的包裹还被告知需要交6000先令的提取包裹费。一部分人的思维体系中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是白人，你有就有钱，你有钱就应该给我们这些没钱的。以前我们的Eric在住的地方被偷了电脑和钱，于是我去旅游的时候把电脑托付给在内罗毕的朋友，把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在此提醒各位，一条多兜裤简直是居家旅行老少咸宜的必需品。《天真的人类学家》里，有这么一段：“热心兜售纪念品的小贩，…是极富魅力的绅士，知道只要货品标价超高，白人都会照单全收。他们会向你推销不错的木雕以及号称‘真实古董’的垃圾。买卖过程带有游戏气氛。开价大约是合理价的二十倍。顾客骂他们是土匪，他们咯咯笑着同意，把售价降到正常价的五倍。他们与疲惫的欧洲游客有着类似顾客/恩人的关系，颇乐在其中，知道自己开价越疯狂不合理，便越能制造乐趣”。至少在马赛马拉，这绝对都是事实。在C3的《那些非洲的男人们》一书中，也反复提到非洲人的金钱观。不过还好这只是一部分人，我接触到的受过教育或者多数有工作的当地人不是如此。 　　白人也意味着地位。当地人尤其是男的如何“有幸”和我一起散步，总是兴致勃勃地与陌生人打招呼，生怕别人看不到他们身边的这个白人。也有好事者问我身旁一腼腆的非洲小伙，是不是和这个白人结婚了。很不幸的是，我看到后殖民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观念：在我工作的日托学校，一个叫朱迪的老师说我多么希望能有你这样的肤色，你这样的头发，朱迪很美但是和你一比还是你美；我想嫁一个中国人，因为他们不会打老婆。我说你也很美啊，非洲姑娘的腿都又长又直。但是她还是觉得白人比较美，而且持这种观念的人不在少数。可怕的后殖民后遗症。 　　说到后殖民的审美观，我一下联想到头发。头发是非洲女人永远的痛。那些女大学生无数次强调能长出我这个白人这样的又柔软又长的头发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他们的头发都是细密的羊毛卷，非常坚硬，且一沾水拉直的头发就卷回去了，像电话线一样。说实话我很像亲眼目睹一下这一神奇的物理实验，但是她们从不给我这个机会——她们干脆就不洗头发。甚至去理发馆也不常洗，而只是用刷子和吹风机使劲吹直了，周围空气中浮动着大量灰色的粉末——美发师告诉我这是非洲头发纤维，以及，奇怪刺鼻的味道。但是大多数姑娘们的洗头发时段是去美发店做头发的时候。中产阶级每天都冲澡，但是从来不洗头。男人的头发如果听任持续长啊长啊长啊，就会长成Afro非洲爆炸头，不过这个大概是上世纪的流行，所以没见过任何一个人有这类发型。我本着一定要努力尝试并融入当地文化的心态，视死如归地走入一家周围总有山羊在吃野草的美发店，颤颤巍巍地询问价钱，答曰编辫子，300先令，半小时完成，不用假发，可以洗。我说你在开玩笑吗，真的是300先令吗，真的吗，不收其他费用吗（我已经习惯了白人价格）。美发师吃惊的望着我以为我大概是疯了。之后我坚毅坐定，把头献给美发师摆弄，被告知由于昨天洗头发了所以不必洗不然加收200。我忍受头上所有的毛发都被一条一条耐心变成小辫子的痛楚，暗暗呲牙咧嘴还不忘朝镜子拍照。中途美发师冲出去半晌，我就半头辫子半头散发的等，半小时后她神情自若的回来，继续工作。终于编成满头小辫，一律朝右倾斜，辫子间露出大条头上的皮肤，缠上不同颜色的皮筋，我完全不认识自己了。结果各种办公室的社工和艾滋病妇女都不厌其烦夸我美。我得意洋洋地走在路上，感觉头顶凉——微风拂过我裸露的大块头顶皮肤（这个决不能简称为“头皮”），但是无论如何也吹不乱。后来当我的头发被马赛马拉肆意的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时候，我开始严重怀念这个发型。不过我发现我必须忍受有些路人对于我更加惊讶的注视和嘲笑——作为这个小城为数不多的几个白人之一的白人梳着这样的发型简直太好笑了，倒是日托的孩子们对我有了一定的认同感（Mzungu怎么发型和我一样？），学校老师说你真伟大其他白人就不屑于梳这个发型。我当时认识两个运动员朋友就是在我梳了这个发型然后吃Matombo（牛杂）的时候，他们十分惊讶我梳了本地人发型，吃着白人从来不屑于吃的牛杂，他们一直觉得这姑娘太实在了，一点不像他们以前见到的其他白人。结果我坚持了三天不洗头发，最后终于崩溃。站在莲蓬头下发觉其实被骗了，根本带着这一头小辫子没法洗。于是我开始恶狠狠地拆，太多了拆不完。当我头发恢复如常，大家都有点失望。 　　其实最让我开眼界的是Matatu，也就是当地公共汽车。一个面包车，改装成公车，里面可以坐14个乘客。但是14个乘客只是都市传说，没有人真正相信。我是到了肯尼亚才知道原来人体的伸缩性可以如此之大，可搭坐在两座之间的过道上，可挂在车门上，可调整姿势以适应低矮的车顶，可四人挤进仅供两人甚至一人的座位。Matatu这个词源自watatu，三的意思，当年三先令可以坐公车去任何地方。我采访贫民窟的一个孩子，问他长大想干什么。他说Matatu售票员。售票员简直就是Matatu的灵魂，他们窜上窜下，招徕生意，做各种车上杂技动作，向顾客收钱找钱，还永远捏着叠成一小条的纸币还有一大堆硬币，用硬币或者手掌拍车身告知司机停下或者继续开。在车上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售票员座位，于是他们成了身体柔韧度最好的那个人。每个车都因司机和售票员的个人品味不同而装饰得不同，各种颜色，各种涂鸦，各种贴纸，但万变不离其宗，一样大小的面包车，上面漆着一条黄色，写有起点和终点。非洲人热爱音乐，每辆车都放大声的各种肯尼亚音乐和美国黑人音乐，呼啸而过。有的甚至有电视，不断播放MV。不过在内罗毕有警察，如果你胆敢在公车上站着，你就进监狱吧。 　　我最喜欢的当地餐馆叫‘the Touch of Spice’，特别好的名字，索马里老太太开的，有可爱的女招待，还有可爱的室外白野餐桌椅。不过总有挥之不去的苍蝇，有时端上来的玻璃盘子边缘留有一个可疑的灰色指印，我几乎都可以辨别出是哪根手指。我一开始还在寻找别的餐馆，想要换口味，结果自从吃了Bonabet café的未烤熟的鱼和Green pasture油腻腻的薯条之后，我打定主意还是每天都到这儿来吃午饭。只有三种菜：白菜，sukuma wiki,还有managu。Sukuma wiki意为push the week（推后这星期），以前主妇为无米之炊而愁，怕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就拖到下周才吃，我一直没搞清楚这个英文或者汉语的对应是什么。Managu大概是菠菜，很可口，用手抓着玉米面膏吃。还有穆斯林风味的Pilau，是黄棕色米饭加牛肉。一次我要Matombo即牛杂，结果索马里老太太说你确定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一再确认之下才勉强端来，然后还偷偷好奇注视我这个神奇的白人竟然吃牛内脏。Homestay吃的很好，简直把吃东西上升为一种仪式，无比重视。每次吃饭前都要祷告，大桌上铺上桌布，然后每人面前有一块塑胶垫，每个一个盘子，绝不少于四种菜肴，每盆菜肴都有大勺，饭前饭后都有奶茶伺候。我离家几千公里作学生独自生活多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对此排场十分惊讶。 　　 　　肯尼亚每天都给我新鲜的意想不到的体验，有衣衫褴褛形迹可疑的流浪汉拦住我要给我讲故事同时把装钱的大罐子举向我，有贫民窟里面一个用英文向我问好并拼命拉住我胳膊不放的男人，有在政府工作给我午饭买单的陌生人，有讲漂亮英文受过良好教育周游列国的大学生，有成熟友好自尊想要学习音乐的在美国NGO工作的长跑运动员，有太年轻就被迫坠入无爱婚姻接受割礼郁郁寡欢的马赛新娘，有热爱祖国乐于带我这个外国人到处转转的年轻人，有在韩国念书的在学校里面是唯一非洲人的大学生。有美丽的托着一湖粉红火烈鸟的奈瓦莎湖，有各种野生动物声明贯耳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有五彩缤纷的马赛市场，有如噩梦般又让人难过至极的贫民窟，有低矮阴暗的马赛泥屋。通过读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女性Wangari Maathai的传记和与当地人深度访谈，我了解到很多当地民俗和传说，以及现在依然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腐败受贿和部族主义(tribalism)。 　　肯尼亚的大学生，热爱自己国家，讲流利英文，有礼貌有教养，对待外国人亲近而不狎昵，对于自己国家的缺点好不掩饰而正面对待，不掩耳盗铃般辩解而是希望日后对此作出改正。因为他们，让我觉得这个民族非常有希望、国际化和有前途。在马赛马拉认识几个来自世界各国的讲英文的年轻人，德国的莉莉说喜欢肯尼亚是因为人们都很开心，英国的卡米拉说想要在这里找工作呆上四年，美国的梅格说她工作的教会NGO是少数不腐败的机构之一，俄罗斯的维多利亚说肯尼亚景色真美。同车的印度裔肯尼亚穆斯林夫妇说，你怎么能跟各国的人都交上朋友呢，我们也喜欢和你聊天。我笑，对我来说哪有什么国别区别，我走过五大洲去过十大国，常常思考人性和文化，有多少是我们共享的，有多少是让我们离间的。我甚至相信，如果语言不是障碍，人性是相通的，那些美好的和丑恶的。 　　 　　回国途中披着马赛人的Kanga披肩，带着非洲大耳环，甚至骄傲的觉得自己其实是白皮肤的非洲人。被各种亲朋好友邻居拉着讲当地趣事，还问说在黑人堆里面怕不怕。这一问一下激起我各种对于肯尼亚人的热爱和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我说，大多数人都很好，热情善良快乐，身材很美，是天生的艺术家，能唱能跳会做美丽的工艺品，我爱他们我爱那个地方。“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与时光飞逝感”，而种种异文化经历都让我以全新眼光审视自己，不时蹦出几句斯瓦西里语，想念肯尼亚的奶茶还有sukuma wiki和matatu，想念美丽惊人的湖水和草原，想念马赛市场，想念我贫民窟的孩子们，想念我的朋友们。非洲，我还要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