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与极权主义
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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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人不再介入，也没有高压水枪了，而新来的猴子仍然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管理心理学上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说白了，路径依赖是一种的自我强化效应。
英语中有一句谚语：“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意思是说，如果一件东西操作顺利，没有出现问题，最后不要变动它。这句话不仅充分显示了英国人的保守，而且也指出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路径依赖现象。路径依赖如同物理学中的惯性，人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且无论它是“好”还是“坏”，人们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他也会坚决拒绝改变。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就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那他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而成为“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
举一个工程技术的例子说，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个标准来自早期的铁路，而早期的铁路遵守的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电车又是遵照马车的轮距。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而英国马车的辙迹宽度又来自古罗马。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那么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今日铁路的轨距。更进一步，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运送，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也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路径依赖最后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也是由两千年前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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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对希特勒政府和斯大林政府两个法西斯极权统治做了大量的分析。在希特勒斯大林那种“极端的邪恶”面前，集体无意识、沉默的大多数、围观心理、狂热主义、群氓主义、恐怖主义、广泛的暴民思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些 “平庸的邪恶”构成了极权主义生长所必须的肥沃的社会土壤。极权主义在事实上并没有领袖，或者这个领袖根本无足轻重，他只是“群众”的代表，代表着“群众”的“意志”。如果没有领袖，群众只是一群自卑的无足轻重的乌合之众，领袖使群众得到自信和力量。他依靠恐怖主义吸引精英与暴民的参与，然后通过现代化的布道和广告式的宣传包装手段，实现了一个谎言构成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是世上最精美的华服。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揭示了“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的规律：
依靠群众支持，才会有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清除罗姆派。领袖们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广泛名声，也不能归结于娴熟的谎言宣传手法对无知和愚蠢的胜利。甚至就极端性而言，“恶与罪在暴民心理中的吸引力早已有之，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在一个人数规模巨大但又“孤独和缺少正常社会联系的”的国度，“极权主义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而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依靠的正是他所体现的群众意志，群众也依靠他。若没有他，群众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之人。这种极权主义运动，不但会吸引人民大众，而且会吸引精英。而在极权主义运动中，领袖的个人魅力是极其重要的。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典范。因为“社会问题倾向于接受一个现成的人，接受他伪装的样子，因此伪装成天才的疯子总有机会受到信任。”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醒人们警惕“平庸的邪恶”。艾希曼1932年加入纳粹党，成为党卫军成员。从此以后他一直参与希特勒对犹太人迫害的核心工作。1942年艾希曼被任命去协调和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的后勤工作。1960年在阿根廷被捕后，艾希曼自称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他都是在认真执行元首的命令，都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当下所执行的任务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应该而且值得去做的。他之所以没有良心，不是因为本质上的邪恶，而是因为缺乏个人的思考和判断——他是一个从来不问为什么的人。阿伦特提出了“良心”与“思考”之间的关系：在具有批判性思考的习惯的地方，人们的行为更为善良和正直。
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暴力和恐怖，而是灌输与心理操纵，它因此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操纵所有沉默的群众，而恐怖只是它极力掩盖的“黑社会”本质，险恶的暗示和伪善则是它的最常用手段。正如英国哲学家伯克所说：“邪恶获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保持沉默和无动于衷。”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阶级常常被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源。而缺乏启蒙和组织的农民和小市民所形成的反精英群体往往将阶级转化为现实中的“乌合之众”，也可以叫做“群众”。在心理学理论中，群众的概念来自羊群理论和鱼群效应。对群众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权力或者权利，他们最需要的是胜利和成功，这是一种被卑微的小人物视为顶级奢侈品的人生体验。而极权主义恰恰可以带给这些微不足道的群众以浩瀚的胜利和成功。“群众的力量”以及“群众的目光”是极权者获得巨大的暴力来源，而暴力又是权力的出处，因此极权主义的利维坦在“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和“众志成城”中横空出世。
古代的极权统治是不让人们接受教育，现代的极权统治是让人们只能接受它指定的某一种教育。极权主义的社会意义不在于改变社会或改变政治，更不是改变经济，极权主义的危险在于它的目标是改变脆弱的人性，用暴力摧毁道德人格，用谎言瓦解社会信任（回到“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用阴谋羞辱法律人格，最后否认和消灭人类的个体性，销毁人的本能，抹杀人的常识，消除人的力量，屏蔽人的良心，使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判断力的行尸走肉，人至此就成为极权主义的理想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一孕育成长过程从代表暴力的军队开始，逐步向代表强制力的警察过度，最后融入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和潜意识中，极权主义就公开主宰了一个皇帝新装般的世界。极权主义国家把自己的国民塑造成精神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极权主义唯一的不幸是，一群侏儒永远无法成就真正伟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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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权主义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成功典范，而是传播心理学的最大发现。一个由一群孤立无能、毫无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以感情代替理性、以下意识代替判断的群氓组成的暴民集团，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长裤党”（法国农民穿长裤，绅士穿短裤）和拿破仑征服开始，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直到下世纪的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在过去200多年，极权主义已经浩浩荡荡蔚为大观，成为人类走出后皇权时代的一种典型群众现象。可以说，在个体意识尚未成熟的境遇下，正是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催生了群众性的极权主义。
作为中世纪黑暗的瓦解力量，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克星和天敌。同时，启蒙运动和极权主义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人性思想和人权思想的产生代表着“人的苏醒”。启蒙运动将人类引向民主自由道路，而极权主义将人类从皇权时代的“少数人的暴政”引向“多数人的暴政”。
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考察，法国社会学者古斯塔夫•勒庞针对大众心理和集体行为展开研究，最后得出了关于群体心理的许多结论，这些心理特征无疑具有跨时代和跨民族的意义。他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写到，无论是谁，也不管他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和智力有多么不同，一旦他进入到一个有着集体心理的群体中，就容易被集体心理的行为特征所左右，“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到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
20世纪以降，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政治敲响了皇权专制时代的丧钟。在时代大背景下，许多匆匆跨越启蒙运动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落入极权主义陷阱。它们在紧追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却走向精神文明的反动。德国之所以能够彻底执行希特勒的计划，并不是因为所有人都丧失了人性，而是大部分人并没有对于人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就是对于什么事情符合人性、什么事情不符合人性的判断力。千千万万个“艾希曼”构成了德国社会异化的基础，社会的整体性的“平庸的邪恶”，才是犹太民族悲剧的罪魁祸首。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自己把自己设置成为不臣服于任何权威的自由状态。然而现实中人们常常是不自觉地走向奴役之路。当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说：“启蒙的缺陷只能靠强化启蒙来弥补。”当自由成为一种禁忌游戏时，启蒙往往很难发生，奴才孕育不出自由的种子。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他的寓言集《黑暗中的数字》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惟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几年之后开禁了，“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但人们还是只玩尖脚猫游戏。这让那些官员们很失望，为了鼓励人们走向自由，他甚至下令禁止尖脚猫。人们开始反抗，仍然继续玩尖脚猫游戏。
对当下中国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除皇权时代的奴性思想，更在于建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现代公民意识。极权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跨越和反动，准确地说，是对皇权专制思想的路径依赖。人们继续以一个微不足道的臣民或老百姓的身份进入现代，公民意识、自治精神和国家意识完全缺失，从未在民众思想中落地生根。这种面对现代社会的无可适从和茫然无措必然导致群氓现象的产生，人们试图以集体的意志来代替自我的表达。现代宣传技术对极权主义来说是为虎作伥。它以垄断形式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只有好的才呈现出来。当电视显示出美好的画面，并辅以厚颜无耻的谎言解释时，傻瓜们就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美好的。
同时，每个人趋利避害的从众心理使政治空间出现真空，对无政府主义的失序恐惧导致社会走向另一极端，从而产生了极权主义的恐怖秩序。也就是说，当好的秩序无法实现时，只好去实现一种坏的秩序。以现实中的例子说，就是人们拒绝排队，每个人都无以选择地拼上老命跟其他人推挤，这时大家就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维持者。一个恶棍终于跳了出来，用棍子殴打每一个人，实现了一种“恶棍”心目中的秩序——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其他人只能向他谄媚讨好，接受他的奴役和统治。以一个恶棍奴役无数群众，这就是牧羊效应。虽然统治权来源于暴力（棍子），但事实上奴役与被奴役已经彻底脱离了暴力的影响。一个恶棍的暴力远远小于群众的暴力。恶棍的统治得益于群众无意识的绝对服从，这种无条件服从出卖了构成群众的每一个个体的合法权利，从而成就恶棍的权威，同时也实现了对群众人格权利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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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非常知名的“监狱实验”。实验者津巴多教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在实验中，实验者分别扮演囚犯和狱警。所有的“囚犯”进到“监狱”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报数，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1609。这个号码表示从现在起你是一个囚犯，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和人性，进入到了这个体制内。
另一方面，“狱警”们也穿上狱警的制服，并戴上深色的墨镜。一切开始发生变化。“狱警”开始镇压“囚犯”的“反叛”。所谓的“反叛”就是“囚犯”视“狱警”为平等的人。接下来，囚犯继续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地镇压和羞辱。这说明即使一点微小的权力，比如一个城管，他马上就会变得十分凶暴，这或许他在家是一个好爸爸好亲戚好邻居。
狱警指定一些囚犯作为囚犯代表，这些囚犯代表感到非常荣幸。到了探监的日期，囚犯的家人都来了。很多家长都小心地对狱警请求：“我可以跟孩子握手吗？”当家长问道监狱生活情况时，狱警一咳嗽，囚犯和家长都马上噤声。5486号“囚犯”始终坚持这是个实验，不是真正的监狱。因此狱警对他进行严厉镇压，他逐渐相信了自己果然是个囚犯。416号囚犯用绝食来抗议对他的虐待，结果招致更为严重的羞辱。
在实验进行到第二天，8612号 “囚犯”开始歇斯底里地哭泣咒骂，精神濒临崩溃，只好让他退出了实验。之后出现了一些囚犯效法8612以试图换取“释放”。“典狱长”由津巴多教授扮演。随着实验的投入，他竟然也开始恨这些囚犯，觉得他们不合作，而且他赞扬非常凶悍的狱警。无论囚犯还是狱警，随着实验的进行，每个人都越来越投入。一些囚犯向狱警行贿——如果可以得到一丝优待的话，他愿意在实验结束后给“狱警”一笔钱。
当宣布实验结束时，大多数“狱警”都非常失望，只有一个“狱警”感到高兴。可见“狱警”们都极其享受权力快感。而“囚犯”们始终保持着对“狱警”的仇恨，即使实验结束以后。事实上无论“囚犯”还是“狱警”，他们都是好人，是学校里非常受欢迎的好学生。问题是，所有的好人为什么在这座监狱中都变成了“恶棍”？
“木头一旦做成了斧柄，就会砍削它的同类。”这个残酷的实验后来被好莱坞排成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与之类似的还有一部德国电影《浪潮》，熊培云先生曾经为此写过一篇很不错的文章《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电影以一个持续5天的心理实验模拟了希特勒极权政治的形成，真实的再现了人类是如何自愿地踏上这条“通往奴役之路”。
斯坦福监狱实验残酷地验证了哈维尔的一段话：“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惧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专制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在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
当代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他还说：“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着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在《罗马尼亚》一文中，马内阿无情地揭露了独裁者对权力的滥用：“到处可以看到那个被称为权力的恶魔在阴险地不断扩张。在家里，在思想里，在婚床上，到处是黑暗的权力。在这个黑洞里，是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独裁者通过镇压证明自己的权力，任人唯亲成为独裁的工具。人们不断丧失自我。”他的《审查者报告》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权力小丑并不是任人嘲笑的真正的傻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和《城堡》更刻骨地揭示了极权主义的危险和邪恶。极权主义就像K所理解的那样，“它将谎言变成普遍原则”。《审判》中的K陷进的是一台巨大的权力机器，任何人都必须依赖它和赞同它，任何不服从都是一种罪恶。官僚主义的本质在于用管理取代统治，用权力取代法律。一个人一旦陷入官僚机构，那么他就已经处于非法状态，他所有的行为都与法律无关，更与正义无关，他需要关注的只是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和权力的来源。从法学的角度来说，所谓官僚主义是一种与法律的支配相反的、通过命令进行支配的黑色体制。同时，这些命令通常都是保密的，一切行为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偷偷进行，因此也就不需要任何正当的理由和正常的解释。在极权主义语境中，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人在统治自己。保持虚假的神秘和真实的黑暗是极权主义官僚体制的政治胎记，它刻意营造的深不可测使所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知道任何真相和历史。《审判》中的K始终没有找到“法律”。《城堡》中的居民都在神秘而恐怖的权力面前变成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阿伦特指出，在极权主义国家，故意使权限变得极为含糊而不明确，因为“被公众知道得越多，它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小”。因为极权社会的一切权力都来自恐怖，而神秘是恐怖的来源，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恐怖也将难以存在。黑暗掩护了一切罪恶的勾当，因此极权就“什么都干得出来”，透明和阳光也就成为极权主义的死敌。
官僚主义不一定就是极权主义，但极权主义离不开官僚主义，二者总是相伴而生互相依存。阿伦特所说：“官僚制支配仅仅满足于在政治领域内支配其所属的臣民的外在命运，却忽略了掌握他们的精神生活；而极权主义支配则更彻底地把握了绝对权力的本质，并善于运用手段，对于公民的一切方面，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外在的，一律都加以一贯的、残酷的控制。其结果，如果说，旧式官僚制支配扼杀了众多民族在政治上的自发性和创造性，那么。与之相比，极权主义支配则窒息了人的行动在一切领域里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政治上的创造性一旦失去，随之而来就会在所有方面无所作为。”
集中营无疑是官僚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最完美合作。集中营的目标是“把所有具有无限复数性和多样性的人组织起来，使他们变得好像一个人”。集中营模式可以轻易地系统地达到对个性的破坏：第一步首先取消人的法律人格，然后摧毁人的道德人格，这样他们就不再有个体意识，也失去了自发行动或抵抗能力。这些集中营的“合格品”就会“毫无抵抗地排队走进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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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冬天，20岁的东德公民克利斯偷偷翻越柏林墙时被射杀。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9个月后，柏林墙被推倒，英格•亨里奇因为杀人罪遭到审判。在两德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英格•亨里奇的辩护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那时，你完全有把枪口抬高哪怕是一厘米的权利，这也是你应该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初到泰国的人，常常被力大无穷的庞然大象所震撼。震撼之余，又会发现大象并不用拴马桩，往往只需一只小小的钉在地上的木钉就会把大象拴住，看起来简直像把大象焊在地上一样。而且随便大象走到哪里，只要把木钉往地下一插，就如同定身法一般把大象给“定”住了，简直比轮船的钢铁巨锚还管用。事实上这个木钉轻轻一拔就掉了，何况对一头大象。因此这棵木钉常常能把人给“雷”倒。
这个对人看来很简单的常识对大象来说则是一件过于复杂事情，因为大象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常常被这只木钉给禁锢着，它的记忆中这只木钉从来都是不可撼动的。确实，木钉对一只小象来说确实很可怕，但对于大象来说本来不构成任何障碍。只是大象是从小象长大的，大象完全继承了小象关于木钉的概念，因此无论大象还是小象，一只木钉就足够。
大象也罢猴子也罢，在一种无意识中通过路径依赖选择了极权主义枷锁，养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习惯天条，这种荒诞不经的不容置疑的天条扮演了极权主义的皇帝新装。这种无意识的广泛禁忌成为一种前启蒙时代的生活常态。罗素有句名言：“人类宁愿死去也不愿思考”，这与卢梭说的“人是被迫而自由的”同样充满辛辣的讽刺。
无论洪秀全希特勒还是萨达姆，往往只有这些独裁者死亡之后民众才得到解脱解放。在此之前，只有貌似一独夫奴役千万人的荒诞场景。作为一个人，独裁者实际上只是一种群氓的象征与想象，他在集体无意识的路径依赖下，从容地操纵者无数行尸走肉。斯大林曾说：一个人死了就牺牲，一百个人死了叫牺牲，一百万个人死了叫做数字。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波茨坦期间的日记中写到：“这是一件好事情，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没有核武器。”事实上，在现代民主大潮下，核武器已经越来越成为独裁者和极权主义绑架民众的邪恶武器。
中国官方常常将公民群体称作“群众”。从解字法来说，“群”字的古体写法是上“君”下“羊”，显见得就是高高在上的君王统御着散乱的羊一般的臣民；后来汉字改革，“群”字没有本质性的改变，无非是把上下结构改为左右结构，成了我们现在通用的左“君”右“羊”。众所周知，我们中国自古到今一向是“左尊右卑”的，因而，看上去好像是把“君”从高高的神坛上扯下来放在了与“羊”并列的位置上，但却依然凸显了君王的尊贵和羊们的恭顺。再来看看“众”字的古今异同。古体字“众”的写法是“眾”，据说这种写法的象征意义是“一群在烈日下劳作的人”；后来简化为目前通用的“众”，一目了然的意思就是把单个的人拢在一堆儿就成了“群众”。
从政治学的角度上说，“群众”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但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上来说，把一个社会的人们作为整体的“群众”予以控制或者操纵，就有了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从20世纪到现在，我们可以从现代极权的历史经验中——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等等——寻找到许多对“群众”肆意进行操控的例证。
一个人一旦融到群体之中，就会失去自我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他的智商就会急剧下滑。阿Q说：“便是我也要革命了”，这就是极权主义下乌合之众的一个典型注脚。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思想匮乏。这种思想匮乏其实就是路径依赖，盲目服从，陈词滥调，不假思索，人云亦云。这是一种懒惰的存在方式，也是一种极为安全的选择，它回避了思考可能带来的颠覆和危险。极权主义狂热常常造成群氓的个体性和判断力短路，使人作为一个个体在集团面前失去价值和意义。为了集体献身重如泰山，为了自己牺牲轻如鸿毛。生的伟大死是光荣。个体只有融入集体才能体现价值。或者说，只存在集体，不存在个人。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以行动为导向的信念系统”。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宗旨不是去探究客观的事实，而恰恰就是通过再造和扭曲事实去激发和维持群众做某些事情或者不做某些事情的信念。
极权主义病毒正是依靠一种人人无意识而传播开来，最后形成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拉开了现代国家兴起的帷幕。关于国家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出现了巨大的思想分裂。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合流，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合流，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合流。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叹道：“当人民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又名《消极抵抗》）中愤慨地说：“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梭罗以拒绝缴税表示他的不服从——他不能向一个容许奴隶制并且对墨西哥发动侵略战争的政府交税，并因此被美国政府逮捕。
二战期间，随着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蔓延，极权主义更加成为西方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著，同时，各种探讨群氓现象的理论纷纷呈现，比如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勒庞的《乌合之众》与《革命心理学》、法国吕滂的《群众心理学》、大卫・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埃里克•霍弗的《狂热主义：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塞奇•莫斯科维奇的《群氓时代》和查尔斯•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则强烈抨击共产主义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反动性。乔治•奥威尔以两部伟大的寓言小说《动物农庄》和《1984》先知般的揭穿了极权主义的无耻与谎言。
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以春秋笔法揭穿了君主权力的精美画皮：对一个权力者来说，令人恐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为了避免被憎恨，欺骗是最好的办法。“一般说来，人都善于忘恩负义反复无常，避险唯恐不及，逐利不甘人后”，他认为一个君主“必须是一个伟大的表演者和伪君子，人们如此容易轻信，如此受制于眼前的需要，以至于想要骗人的君主总能找到愿意被骗的人们。……群氓总是迷惑于表象或事情的结局，而这个世界恰恰充满群氓。”
勒庞的《乌合之众》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样，从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分析群众，以及如何操控群众心理，从而实现极权主义，他的副标题是“大众心理研究”。勒庞在书中说：结论越是武断，语气越是肯定，对公众的影响力越大。因为公众不善推理，却很易受感染。在勒庞眼中，女人和中国人就是低劣的群众心理的典型体现。他的这种看法无疑出于对理性的赞赏和对感性的质疑。勒庞发现了人类社会奇特的“集体无意识”现象。对于一群低智商的群体竟然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勒庞的解释是“文明的进步诞生于谬误”。勒庞最残酷的一句话是“独裁制度是大众民主惟一能够理解的统治”。
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十分怀念古老的贵族精神，“贵族就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而芸芸大众则是“被宠坏的孩子”。他将社会中人分为精英和大众，这与中国古老的“君子”与“野人（小人）”之分类似。奥尔特加推崇的是精英主义，他的《大众的反叛》强烈抨击了“多数人暴政”——“民众缺少才智，伟人没有心肠”。事实上，西方的民主思想正是起源于精英主义，正如中国的专制传统来源于官吏文化。官吏并不一定是精英，更与贵族无关。奥尔特加与托克维尔一样，从骨子里是一个绝望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毫无疑问，精英主义正在平庸的大众时代吞没，国家这个利维坦已经越俎代庖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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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为国际国内社会诟病的中国书籍审查制度和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无疑是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在地球最后一次借尸还魂。在这种焚琴烹鹤的阉割体制下，宁可错杀一万绝不放走一个，无数优秀的思想艺术作品被一群无意识的“葫芦官”肆意扼杀，没人知道为什么，更无人去追问为什么。在犬儒主义的红旗下，留给我们的只剩下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没有价值观的“八股”垃圾，继续为虎作伥地制造着一批又一批没有生气没有人格没有灵魂的木乃伊。在这个奇异的土地上，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竟然是“这是中国”或者“谁让你生在中国”。捷克哲学家齐泽克访问中国时讲述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故事：
在欧洲，我们有长着长胡子的圣诞老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获得礼物。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它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齐泽克的意思是，无论是高贵的谎言还是冷酷的意识形态，其实都不必费劲巴拉地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残喘，但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就仍然功能健全、运转良好，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意识形态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
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对于当下的现实，最无奈最痛苦的正是一批清醒的拒绝装睡的思想者。在这个囚徒困境的铁屋中，只有用一种铭心刻骨的囚禁体验才可以时刻保持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的尊严。所以陈凯歌在电影《梅兰芳》的开篇为我们讲了一个“纸枷锁”的故事。一道纸枷锁将一个大活人生生囚禁住。人与木钉囚禁下的大象竟是如此同病相怜感同身受。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睡梦教育”，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极权主义不仅使一个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污染，法治瘫痪，尊严扫地，使文明倒退到野蛮蒙昧时代，而且还将使迟到的启蒙运动如同第二只靴子一般成为一种末日审判。对极权主义社会的人们来说，启蒙从来都是一种可怕的禁忌和诅咒。
对思想启蒙的恐惧是极权主义的本能反应。在每一个极权时代，代表思想和知识的言论、书籍、学校、媒体和知识分子都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严厉管制或无耻的收买。而极权主义的无意识社会和群氓主义正好使这种这种涂炭愚昧与无耻得以顺利实施，每一个好人都争相卖力地去做“狱警”，每一个不幸的“囚犯”都试图迎合“狱警”以逃避无妄之灾。一个由无数面目模糊的好人构成的“君子国”翻过来就是一个由谎言和罪恶打造的“肖申克监狱”。
在路径依赖的心理模式，无数匪夷所思的反常识的反良知的低智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无数“像屁一样”的网管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奋不顾身地删除屏蔽网上言论；无数城管酷吏甚至教师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去羞辱欺骗无辜的弱者；无数被伤害被损害的穷人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去下跪乞求“恶棍”的饶恕和拯救；无数“恶棍”和“可怜的人”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对“规定”和“领导”这样的“木钉”敬畏得几无人形；无数“沉默的大多数”在无意识中苟活，在无意识中死去，在无意识中成为极权主义的拥趸。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讲到：“在中国，极权主义统治却有极好的机会，那里几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喂养极权统治的那架不断聚积权力、不断毁灭人的机器。”如果说在第一个30年里我们曾经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新装而狂欢的话，那么在第二个30年里，我们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而狂欢；而如今，我们还在习惯性地狂欢，但已经不知道为了什么。在残酷的路径依赖中，极权主义枷锁越来越沉重，而打造这只枷锁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奴隶和同谋，也是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并将这只枷锁一代代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
很多年前，鲁迅将中国人分为三种人：聪明人、傻子和奴才。奴才所需的只是寻人诉苦，而聪明人总是适时而慷慨地表示了十二分的同情与良好祝愿，于是奴才也就得到了十二分的满足，聪明人自然也得到了奴才的感激，于是世界和谐，举国同庆。然而有一天，奴才不幸碰到了傻子，傻子听到奴才的诉苦之后，义愤之下，动手为奴才改善居住条件———开窗户。结果，奴才惊恐万状之下，喊出一群奴才赶走了傻子，然后奴才向主人邀功，并如愿地得到了主人的称赞，于是当奴才再次遇到聪明人的时候，便盛赞聪明人先前的“良好祝愿”确是有先见之明……很多很多年前，刘基讲了一个关于猴子的故事：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於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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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人不再介入，也没有高压水枪了，而新来的猴子仍然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管理心理学上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说白了，路径依赖是一种的自我强化效应。
英语中有一句谚语：“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意思是说，如果一件东西操作顺利，没有出现问题，最后不要变动它。这句话不仅充分显示了英国人的保守，而且也指出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路径依赖现象。路径依赖如同物理学中的惯性，人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且无论它是“好”还是“坏”，人们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他也会坚决拒绝改变。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就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那他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而成为“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
举一个工程技术的例子说，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个标准来自早期的铁路，而早期的铁路遵守的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电车又是遵照马车的轮距。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而英国马车的辙迹宽度又来自古罗马。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那么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今日铁路的轨距。更进一步，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运送，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也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路径依赖最后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也是由两千年前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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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对希特勒政府和斯大林政府两个法西斯极权统治做了大量的分析。在希特勒斯大林那种“极端的邪恶”面前，集体无意识、沉默的大多数、围观心理、狂热主义、群氓主义、恐怖主义、广泛的暴民思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些 “平庸的邪恶”构成了极权主义生长所必须的肥沃的社会土壤。极权主义在事实上并没有领袖，或者这个领袖根本无足轻重，他只是“群众”的代表，代表着“群众”的“意志”。如果没有领袖，群众只是一群自卑的无足轻重的乌合之众，领袖使群众得到自信和力量。他依靠恐怖主义吸引精英与暴民的参与，然后通过现代化的布道和广告式的宣传包装手段，实现了一个谎言构成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是世上最精美的华服。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揭示了“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的规律：
依靠群众支持，才会有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清除罗姆派。领袖们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广泛名声，也不能归结于娴熟的谎言宣传手法对无知和愚蠢的胜利。甚至就极端性而言，“恶与罪在暴民心理中的吸引力早已有之，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在一个人数规模巨大但又“孤独和缺少正常社会联系的”的国度，“极权主义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而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依靠的正是他所体现的群众意志，群众也依靠他。若没有他，群众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之人。这种极权主义运动，不但会吸引人民大众，而且会吸引精英。而在极权主义运动中，领袖的个人魅力是极其重要的。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典范。因为“社会问题倾向于接受一个现成的人，接受他伪装的样子，因此伪装成天才的疯子总有机会受到信任。”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醒人们警惕“平庸的邪恶”。艾希曼1932年加入纳粹党，成为党卫军成员。从此以后他一直参与希特勒对犹太人迫害的核心工作。1942年艾希曼被任命去协调和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的后勤工作。1960年在阿根廷被捕后，艾希曼自称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他都是在认真执行元首的命令，都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当下所执行的任务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应该而且值得去做的。他之所以没有良心，不是因为本质上的邪恶，而是因为缺乏个人的思考和判断——他是一个从来不问为什么的人。阿伦特提出了“良心”与“思考”之间的关系：在具有批判性思考的习惯的地方，人们的行为更为善良和正直。
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暴力和恐怖，而是灌输与心理操纵，它因此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操纵所有沉默的群众，而恐怖只是它极力掩盖的“黑社会”本质，险恶的暗示和伪善则是它的最常用手段。正如英国哲学家伯克所说：“邪恶获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保持沉默和无动于衷。”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阶级常常被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源。而缺乏启蒙和组织的农民和小市民所形成的反精英群体往往将阶级转化为现实中的“乌合之众”，也可以叫做“群众”。在心理学理论中，群众的概念来自羊群理论和鱼群效应。对群众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权力或者权利，他们最需要的是胜利和成功，这是一种被卑微的小人物视为顶级奢侈品的人生体验。而极权主义恰恰可以带给这些微不足道的群众以浩瀚的胜利和成功。“群众的力量”以及“群众的目光”是极权者获得巨大的暴力来源，而暴力又是权力的出处，因此极权主义的利维坦在“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和“众志成城”中横空出世。
古代的极权统治是不让人们接受教育，现代的极权统治是让人们只能接受它指定的某一种教育。极权主义的社会意义不在于改变社会或改变政治，更不是改变经济，极权主义的危险在于它的目标是改变脆弱的人性，用暴力摧毁道德人格，用谎言瓦解社会信任（回到“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用阴谋羞辱法律人格，最后否认和消灭人类的个体性，销毁人的本能，抹杀人的常识，消除人的力量，屏蔽人的良心，使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判断力的行尸走肉，人至此就成为极权主义的理想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一孕育成长过程从代表暴力的军队开始，逐步向代表强制力的警察过度，最后融入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和潜意识中，极权主义就公开主宰了一个皇帝新装般的世界。极权主义国家把自己的国民塑造成精神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极权主义唯一的不幸是，一群侏儒永远无法成就真正伟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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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权主义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成功典范，而是传播心理学的最大发现。一个由一群孤立无能、毫无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以感情代替理性、以下意识代替判断的群氓组成的暴民集团，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长裤党”（法国农民穿长裤，绅士穿短裤）和拿破仑征服开始，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直到下世纪的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在过去200多年，极权主义已经浩浩荡荡蔚为大观，成为人类走出后皇权时代的一种典型群众现象。可以说，在个体意识尚未成熟的境遇下，正是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催生了群众性的极权主义。
作为中世纪黑暗的瓦解力量，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克星和天敌。同时，启蒙运动和极权主义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人性思想和人权思想的产生代表着“人的苏醒”。启蒙运动将人类引向民主自由道路，而极权主义将人类从皇权时代的“少数人的暴政”引向“多数人的暴政”。
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考察，法国社会学者古斯塔夫•勒庞针对大众心理和集体行为展开研究，最后得出了关于群体心理的许多结论，这些心理特征无疑具有跨时代和跨民族的意义。他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写到，无论是谁，也不管他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和智力有多么不同，一旦他进入到一个有着集体心理的群体中，就容易被集体心理的行为特征所左右，“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到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
20世纪以降，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政治敲响了皇权专制时代的丧钟。在时代大背景下，许多匆匆跨越启蒙运动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落入极权主义陷阱。它们在紧追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却走向精神文明的反动。德国之所以能够彻底执行希特勒的计划，并不是因为所有人都丧失了人性，而是大部分人并没有对于人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就是对于什么事情符合人性、什么事情不符合人性的判断力。千千万万个“艾希曼”构成了德国社会异化的基础，社会的整体性的“平庸的邪恶”，才是犹太民族悲剧的罪魁祸首。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自己把自己设置成为不臣服于任何权威的自由状态。然而现实中人们常常是不自觉地走向奴役之路。当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说：“启蒙的缺陷只能靠强化启蒙来弥补。”当自由成为一种禁忌游戏时，启蒙往往很难发生，奴才孕育不出自由的种子。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他的寓言集《黑暗中的数字》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惟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几年之后开禁了，“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但人们还是只玩尖脚猫游戏。这让那些官员们很失望，为了鼓励人们走向自由，他甚至下令禁止尖脚猫。人们开始反抗，仍然继续玩尖脚猫游戏。
对当下中国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除皇权时代的奴性思想，更在于建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现代公民意识。极权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跨越和反动，准确地说，是对皇权专制思想的路径依赖。人们继续以一个微不足道的臣民或老百姓的身份进入现代，公民意识、自治精神和国家意识完全缺失，从未在民众思想中落地生根。这种面对现代社会的无可适从和茫然无措必然导致群氓现象的产生，人们试图以集体的意志来代替自我的表达。现代宣传技术对极权主义来说是为虎作伥。它以垄断形式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只有好的才呈现出来。当电视显示出美好的画面，并辅以厚颜无耻的谎言解释时，傻瓜们就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美好的。
同时，每个人趋利避害的从众心理使政治空间出现真空，对无政府主义的失序恐惧导致社会走向另一极端，从而产生了极权主义的恐怖秩序。也就是说，当好的秩序无法实现时，只好去实现一种坏的秩序。以现实中的例子说，就是人们拒绝排队，每个人都无以选择地拼上老命跟其他人推挤，这时大家就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维持者。一个恶棍终于跳了出来，用棍子殴打每一个人，实现了一种“恶棍”心目中的秩序——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其他人只能向他谄媚讨好，接受他的奴役和统治。以一个恶棍奴役无数群众，这就是牧羊效应。虽然统治权来源于暴力（棍子），但事实上奴役与被奴役已经彻底脱离了暴力的影响。一个恶棍的暴力远远小于群众的暴力。恶棍的统治得益于群众无意识的绝对服从，这种无条件服从出卖了构成群众的每一个个体的合法权利，从而成就恶棍的权威，同时也实现了对群众人格权利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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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非常知名的“监狱实验”。实验者津巴多教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在实验中，实验者分别扮演囚犯和狱警。所有的“囚犯”进到“监狱”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报数，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1609。这个号码表示从现在起你是一个囚犯，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和人性，进入到了这个体制内。
另一方面，“狱警”们也穿上狱警的制服，并戴上深色的墨镜。一切开始发生变化。“狱警”开始镇压“囚犯”的“反叛”。所谓的“反叛”就是“囚犯”视“狱警”为平等的人。接下来，囚犯继续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地镇压和羞辱。这说明即使一点微小的权力，比如一个城管，他马上就会变得十分凶暴，这或许他在家是一个好爸爸好亲戚好邻居。
狱警指定一些囚犯作为囚犯代表，这些囚犯代表感到非常荣幸。到了探监的日期，囚犯的家人都来了。很多家长都小心地对狱警请求：“我可以跟孩子握手吗？”当家长问道监狱生活情况时，狱警一咳嗽，囚犯和家长都马上噤声。5486号“囚犯”始终坚持这是个实验，不是真正的监狱。因此狱警对他进行严厉镇压，他逐渐相信了自己果然是个囚犯。416号囚犯用绝食来抗议对他的虐待，结果招致更为严重的羞辱。
在实验进行到第二天，8612号 “囚犯”开始歇斯底里地哭泣咒骂，精神濒临崩溃，只好让他退出了实验。之后出现了一些囚犯效法8612以试图换取“释放”。“典狱长”由津巴多教授扮演。随着实验的投入，他竟然也开始恨这些囚犯，觉得他们不合作，而且他赞扬非常凶悍的狱警。无论囚犯还是狱警，随着实验的进行，每个人都越来越投入。一些囚犯向狱警行贿——如果可以得到一丝优待的话，他愿意在实验结束后给“狱警”一笔钱。
当宣布实验结束时，大多数“狱警”都非常失望，只有一个“狱警”感到高兴。可见“狱警”们都极其享受权力快感。而“囚犯”们始终保持着对“狱警”的仇恨，即使实验结束以后。事实上无论“囚犯”还是“狱警”，他们都是好人，是学校里非常受欢迎的好学生。问题是，所有的好人为什么在这座监狱中都变成了“恶棍”？
“木头一旦做成了斧柄，就会砍削它的同类。”这个残酷的实验后来被好莱坞排成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与之类似的还有一部德国电影《浪潮》，熊培云先生曾经为此写过一篇很不错的文章《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电影以一个持续5天的心理实验模拟了希特勒极权政治的形成，真实的再现了人类是如何自愿地踏上这条“通往奴役之路”。
斯坦福监狱实验残酷地验证了哈维尔的一段话：“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惧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专制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在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
当代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他还说：“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着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在《罗马尼亚》一文中，马内阿无情地揭露了独裁者对权力的滥用：“到处可以看到那个被称为权力的恶魔在阴险地不断扩张。在家里，在思想里，在婚床上，到处是黑暗的权力。在这个黑洞里，是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独裁者通过镇压证明自己的权力，任人唯亲成为独裁的工具。人们不断丧失自我。”他的《审查者报告》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权力小丑并不是任人嘲笑的真正的傻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和《城堡》更刻骨地揭示了极权主义的危险和邪恶。极权主义就像K所理解的那样，“它将谎言变成普遍原则”。《审判》中的K陷进的是一台巨大的权力机器，任何人都必须依赖它和赞同它，任何不服从都是一种罪恶。官僚主义的本质在于用管理取代统治，用权力取代法律。一个人一旦陷入官僚机构，那么他就已经处于非法状态，他所有的行为都与法律无关，更与正义无关，他需要关注的只是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和权力的来源。从法学的角度来说，所谓官僚主义是一种与法律的支配相反的、通过命令进行支配的黑色体制。同时，这些命令通常都是保密的，一切行为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偷偷进行，因此也就不需要任何正当的理由和正常的解释。在极权主义语境中，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人在统治自己。保持虚假的神秘和真实的黑暗是极权主义官僚体制的政治胎记，它刻意营造的深不可测使所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知道任何真相和历史。《审判》中的K始终没有找到“法律”。《城堡》中的居民都在神秘而恐怖的权力面前变成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阿伦特指出，在极权主义国家，故意使权限变得极为含糊而不明确，因为“被公众知道得越多，它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小”。因为极权社会的一切权力都来自恐怖，而神秘是恐怖的来源，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恐怖也将难以存在。黑暗掩护了一切罪恶的勾当，因此极权就“什么都干得出来”，透明和阳光也就成为极权主义的死敌。
官僚主义不一定就是极权主义，但极权主义离不开官僚主义，二者总是相伴而生互相依存。阿伦特所说：“官僚制支配仅仅满足于在政治领域内支配其所属的臣民的外在命运，却忽略了掌握他们的精神生活；而极权主义支配则更彻底地把握了绝对权力的本质，并善于运用手段，对于公民的一切方面，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外在的，一律都加以一贯的、残酷的控制。其结果，如果说，旧式官僚制支配扼杀了众多民族在政治上的自发性和创造性，那么。与之相比，极权主义支配则窒息了人的行动在一切领域里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政治上的创造性一旦失去，随之而来就会在所有方面无所作为。”
集中营无疑是官僚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最完美合作。集中营的目标是“把所有具有无限复数性和多样性的人组织起来，使他们变得好像一个人”。集中营模式可以轻易地系统地达到对个性的破坏：第一步首先取消人的法律人格，然后摧毁人的道德人格，这样他们就不再有个体意识，也失去了自发行动或抵抗能力。这些集中营的“合格品”就会“毫无抵抗地排队走进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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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冬天，20岁的东德公民克利斯偷偷翻越柏林墙时被射杀。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9个月后，柏林墙被推倒，英格•亨里奇因为杀人罪遭到审判。在两德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英格•亨里奇的辩护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那时，你完全有把枪口抬高哪怕是一厘米的权利，这也是你应该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初到泰国的人，常常被力大无穷的庞然大象所震撼。震撼之余，又会发现大象并不用拴马桩，往往只需一只小小的钉在地上的木钉就会把大象拴住，看起来简直像把大象焊在地上一样。而且随便大象走到哪里，只要把木钉往地下一插，就如同定身法一般把大象给“定”住了，简直比轮船的钢铁巨锚还管用。事实上这个木钉轻轻一拔就掉了，何况对一头大象。因此这棵木钉常常能把人给“雷”倒。
这个对人看来很简单的常识对大象来说则是一件过于复杂事情，因为大象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常常被这只木钉给禁锢着，它的记忆中这只木钉从来都是不可撼动的。确实，木钉对一只小象来说确实很可怕，但对于大象来说本来不构成任何障碍。只是大象是从小象长大的，大象完全继承了小象关于木钉的概念，因此无论大象还是小象，一只木钉就足够。
大象也罢猴子也罢，在一种无意识中通过路径依赖选择了极权主义枷锁，养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习惯天条，这种荒诞不经的不容置疑的天条扮演了极权主义的皇帝新装。这种无意识的广泛禁忌成为一种前启蒙时代的生活常态。罗素有句名言：“人类宁愿死去也不愿思考”，这与卢梭说的“人是被迫而自由的”同样充满辛辣的讽刺。
无论洪秀全希特勒还是萨达姆，往往只有这些独裁者死亡之后民众才得到解脱解放。在此之前，只有貌似一独夫奴役千万人的荒诞场景。作为一个人，独裁者实际上只是一种群氓的象征与想象，他在集体无意识的路径依赖下，从容地操纵者无数行尸走肉。斯大林曾说：一个人死了就牺牲，一百个人死了叫牺牲，一百万个人死了叫做数字。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波茨坦期间的日记中写到：“这是一件好事情，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没有核武器。”事实上，在现代民主大潮下，核武器已经越来越成为独裁者和极权主义绑架民众的邪恶武器。
中国官方常常将公民群体称作“群众”。从解字法来说，“群”字的古体写法是上“君”下“羊”，显见得就是高高在上的君王统御着散乱的羊一般的臣民；后来汉字改革，“群”字没有本质性的改变，无非是把上下结构改为左右结构，成了我们现在通用的左“君”右“羊”。众所周知，我们中国自古到今一向是“左尊右卑”的，因而，看上去好像是把“君”从高高的神坛上扯下来放在了与“羊”并列的位置上，但却依然凸显了君王的尊贵和羊们的恭顺。再来看看“众”字的古今异同。古体字“众”的写法是“眾”，据说这种写法的象征意义是“一群在烈日下劳作的人”；后来简化为目前通用的“众”，一目了然的意思就是把单个的人拢在一堆儿就成了“群众”。
从政治学的角度上说，“群众”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但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上来说，把一个社会的人们作为整体的“群众”予以控制或者操纵，就有了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从20世纪到现在，我们可以从现代极权的历史经验中——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等等——寻找到许多对“群众”肆意进行操控的例证。
一个人一旦融到群体之中，就会失去自我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他的智商就会急剧下滑。阿Q说：“便是我也要革命了”，这就是极权主义下乌合之众的一个典型注脚。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思想匮乏。这种思想匮乏其实就是路径依赖，盲目服从，陈词滥调，不假思索，人云亦云。这是一种懒惰的存在方式，也是一种极为安全的选择，它回避了思考可能带来的颠覆和危险。极权主义狂热常常造成群氓的个体性和判断力短路，使人作为一个个体在集团面前失去价值和意义。为了集体献身重如泰山，为了自己牺牲轻如鸿毛。生的伟大死是光荣。个体只有融入集体才能体现价值。或者说，只存在集体，不存在个人。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以行动为导向的信念系统”。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宗旨不是去探究客观的事实，而恰恰就是通过再造和扭曲事实去激发和维持群众做某些事情或者不做某些事情的信念。
极权主义病毒正是依靠一种人人无意识而传播开来，最后形成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拉开了现代国家兴起的帷幕。关于国家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出现了巨大的思想分裂。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合流，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合流，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合流。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叹道：“当人民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又名《消极抵抗》）中愤慨地说：“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梭罗以拒绝缴税表示他的不服从——他不能向一个容许奴隶制并且对墨西哥发动侵略战争的政府交税，并因此被美国政府逮捕。
二战期间，随着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蔓延，极权主义更加成为西方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著，同时，各种探讨群氓现象的理论纷纷呈现，比如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勒庞的《乌合之众》与《革命心理学》、法国吕滂的《群众心理学》、大卫・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埃里克•霍弗的《狂热主义：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塞奇•莫斯科维奇的《群氓时代》和查尔斯•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则强烈抨击共产主义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反动性。乔治•奥威尔以两部伟大的寓言小说《动物农庄》和《1984》先知般的揭穿了极权主义的无耻与谎言。
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以春秋笔法揭穿了君主权力的精美画皮：对一个权力者来说，令人恐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为了避免被憎恨，欺骗是最好的办法。“一般说来，人都善于忘恩负义反复无常，避险唯恐不及，逐利不甘人后”，他认为一个君主“必须是一个伟大的表演者和伪君子，人们如此容易轻信，如此受制于眼前的需要，以至于想要骗人的君主总能找到愿意被骗的人们。……群氓总是迷惑于表象或事情的结局，而这个世界恰恰充满群氓。”
勒庞的《乌合之众》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样，从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分析群众，以及如何操控群众心理，从而实现极权主义，他的副标题是“大众心理研究”。勒庞在书中说：结论越是武断，语气越是肯定，对公众的影响力越大。因为公众不善推理，却很易受感染。在勒庞眼中，女人和中国人就是低劣的群众心理的典型体现。他的这种看法无疑出于对理性的赞赏和对感性的质疑。勒庞发现了人类社会奇特的“集体无意识”现象。对于一群低智商的群体竟然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勒庞的解释是“文明的进步诞生于谬误”。勒庞最残酷的一句话是“独裁制度是大众民主惟一能够理解的统治”。
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十分怀念古老的贵族精神，“贵族就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而芸芸大众则是“被宠坏的孩子”。他将社会中人分为精英和大众，这与中国古老的“君子”与“野人（小人）”之分类似。奥尔特加推崇的是精英主义，他的《大众的反叛》强烈抨击了“多数人暴政”——“民众缺少才智，伟人没有心肠”。事实上，西方的民主思想正是起源于精英主义，正如中国的专制传统来源于官吏文化。官吏并不一定是精英，更与贵族无关。奥尔特加与托克维尔一样，从骨子里是一个绝望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毫无疑问，精英主义正在平庸的大众时代吞没，国家这个利维坦已经越俎代庖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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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为国际国内社会诟病的中国书籍审查制度和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无疑是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在地球最后一次借尸还魂。在这种焚琴烹鹤的阉割体制下，宁可错杀一万绝不放走一个，无数优秀的思想艺术作品被一群无意识的“葫芦官”肆意扼杀，没人知道为什么，更无人去追问为什么。在犬儒主义的红旗下，留给我们的只剩下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没有价值观的“八股”垃圾，继续为虎作伥地制造着一批又一批没有生气没有人格没有灵魂的木乃伊。在这个奇异的土地上，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竟然是“这是中国”或者“谁让你生在中国”。捷克哲学家齐泽克访问中国时讲述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故事：
在欧洲，我们有长着长胡子的圣诞老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获得礼物。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它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齐泽克的意思是，无论是高贵的谎言还是冷酷的意识形态，其实都不必费劲巴拉地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残喘，但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就仍然功能健全、运转良好，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意识形态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
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对于当下的现实，最无奈最痛苦的正是一批清醒的拒绝装睡的思想者。在这个囚徒困境的铁屋中，只有用一种铭心刻骨的囚禁体验才可以时刻保持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的尊严。所以陈凯歌在电影《梅兰芳》的开篇为我们讲了一个“纸枷锁”的故事。一道纸枷锁将一个大活人生生囚禁住。人与木钉囚禁下的大象竟是如此同病相怜感同身受。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睡梦教育”，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极权主义不仅使一个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污染，法治瘫痪，尊严扫地，使文明倒退到野蛮蒙昧时代，而且还将使迟到的启蒙运动如同第二只靴子一般成为一种末日审判。对极权主义社会的人们来说，启蒙从来都是一种可怕的禁忌和诅咒。
对思想启蒙的恐惧是极权主义的本能反应。在每一个极权时代，代表思想和知识的言论、书籍、学校、媒体和知识分子都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严厉管制或无耻的收买。而极权主义的无意识社会和群氓主义正好使这种这种涂炭愚昧与无耻得以顺利实施，每一个好人都争相卖力地去做“狱警”，每一个不幸的“囚犯”都试图迎合“狱警”以逃避无妄之灾。一个由无数面目模糊的好人构成的“君子国”翻过来就是一个由谎言和罪恶打造的“肖申克监狱”。
在路径依赖的心理模式，无数匪夷所思的反常识的反良知的低智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无数“像屁一样”的网管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奋不顾身地删除屏蔽网上言论；无数城管酷吏甚至教师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去羞辱欺骗无辜的弱者；无数被伤害被损害的穷人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去下跪乞求“恶棍”的饶恕和拯救；无数“恶棍”和“可怜的人”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对“规定”和“领导”这样的“木钉”敬畏得几无人形；无数“沉默的大多数”在无意识中苟活，在无意识中死去，在无意识中成为极权主义的拥趸。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讲到：“在中国，极权主义统治却有极好的机会，那里几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喂养极权统治的那架不断聚积权力、不断毁灭人的机器。”如果说在第一个30年里我们曾经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新装而狂欢的话，那么在第二个30年里，我们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而狂欢；而如今，我们还在习惯性地狂欢，但已经不知道为了什么。在残酷的路径依赖中，极权主义枷锁越来越沉重，而打造这只枷锁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奴隶和同谋，也是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并将这只枷锁一代代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
很多年前，鲁迅将中国人分为三种人：聪明人、傻子和奴才。奴才所需的只是寻人诉苦，而聪明人总是适时而慷慨地表示了十二分的同情与良好祝愿，于是奴才也就得到了十二分的满足，聪明人自然也得到了奴才的感激，于是世界和谐，举国同庆。然而有一天，奴才不幸碰到了傻子，傻子听到奴才的诉苦之后，义愤之下，动手为奴才改善居住条件———开窗户。结果，奴才惊恐万状之下，喊出一群奴才赶走了傻子，然后奴才向主人邀功，并如愿地得到了主人的称赞，于是当奴才再次遇到聪明人的时候，便盛赞聪明人先前的“良好祝愿”确是有先见之明……很多很多年前，刘基讲了一个关于猴子的故事：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於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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