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批判的理性转向

 
贾平凹完全可以把这本书连同《废都》、《白夜》合称为“城乡三部曲”。这是我读完他的新作《土门》后的第一感受。
    自幼在偏远农村生长，又在城市居住逾二十年，贾平凹从来都对城乡之间的交流和对峙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异常的敏感。他登上文坛时已是一名城市居民，但为他赢得普遍赞誉的早期作品却全是以其记忆中的乡村为叙事环境，城市的存在被完全剥离。虽然《浮躁》、《鸡洼窝人家》中已经描写了城乡冲突，但叙事地点仍然停留在他写惯了的商州。这种作品叙述对象与作家生存环境相脱节的现象本身就潜伏着很大的危机。
    从《废都》肇始，贾平凹把笔触移向了都市。尽管《废都》是一个多义性的文本，但“城乡冲突”仍然是他最主要的关注点。这一点结合《白夜》和《土门》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对都市的隔膜、排斥和对乡村的赞美、向往一直是贾平凹挥之不去的情结。他在《土门》后记里提到某些城里人“不承认我是城市人”，“我也不同他论这个名分”，却由是对“土门”这样都市中带乡村风味的地名“油然而生亲切感”，充分显露了他以“乡村心态”对抗“城市身份”的情绪。
    然而在理性层面上，贾平凹不得不痛苦地承认：都市文明对乡村生活的入侵是一种必然。他曾在歌颂秦腔的同时严厉抨击陕西人的固步自封。在《土门》中，他一方面让梅梅、成义尽情叹惋美好的乡村生活的消逝，另一面他又借范景全之口宣告：“国家工业化，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就是城市化，这一进程是大趋势啊，大趋势是能避免的？！”城市固然已是“废都”，重返世外桃源的乡村却也绝无可能，贾平凹甚至让热爱乡村的梅梅最终也对仁厚村徒劳抵抗的合理性表示了怀疑。可以看出，从《废都》到《土门》，贾平凹是在竭力实现他自己对“好小说家”的定义：“必须对自己时代的戏剧性事件有充分认识，每当他能或者知道应怎么做时，就必须坚决站在某一边，但他也必须不时地坚持或继续保持某种与我们历史相关的距离。”（《土门》）因此他一反过去“纯”的特色，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倾向，而对城市腐朽生存方式和乡村保守心态进行理智的双重批判，“现在不是一味地反对城市或一味地否定农村，应该有健全的意识！”这种有意识的理性转向无疑是贾平凹在思想上的一种超越。
    和一切垂注社会的作家一样，贾平凹也不满足于仅仅是观察和批判。然而基于上述认识，他为消弭城乡冲突设计的策略迥异于张炜的坚守葡萄园和张承志的回归草原。相反，他对南方出现的“城乡合一”现象颇感兴趣，甚至“南方”在他笔下成为一种希望的象征：《废都》中的庄之蝶和周敏最后都是要到南方去的；《土门》更是让西京附近出现了一个按南方模式建造的“神禾塬”，让它成了梅梅等人理想的归宿。联系到贾平凹主动申请到江南华西村挂职锻炼，我们不难体会贾平凹为城乡冲突找寻出路的热望。
    也必须指出《土门》中的热情和理性的负面效应。在展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的成果时贾平凹显得有些急不可耐，每每喜欢直接向读者论述，以至连作者仗以成名的唯美文字风格也所剩无几。这一点在《废都》中的老牛身上已初露端倪，《白夜》中的虞白也是感慨多于行动，到了《土门》就更变本加厉，叙事退居二线，喻示到处泛滥，人物的思维、语言与性格出现严重分离，往往成了沈从文所说的“两个聪明脑袋打架”。我曾在评论王安忆的《长恨歌》时将之称为“巴尔扎克式的冲动”。事实上，与《土门》类似的理念热情已极大地损耗了一批作家如二张、王安忆、北村等人近年作品的文学性 。这是一个值得文学界重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