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之痛”——国企改革的瓶颈

近年，国企的奢华和腐败，傲慢与偏见已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除了既得利益者外，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国企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究竟是国有化还私有化？这才是困扰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从经济规律本身来看，这本来不应是一个问题，但是，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背后，表面上是意识形态之争，本质上却是利益的博弈。因此，本来简单的问题，却被人为打扮的很复杂。关于国企改革的理论，有保守的，有激进的，也有打着激进名义行保守之实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企改革的关键。理论往往是抽象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理论则是最容易欺骗人的。高和的《国家投资》被誉为“首部深度反思国企官场化的警世之作”，该书通过沿海某省中型国企南方集团“国家投资”的始末，揭示出“无主之痛”才是国企改革的本质问题。
　　
作者借“小乌龟”之口，总结了当下国企高管的三种生存状态。一种是长线经营，主要是那些特大型，垄断型的国企，这些企业的高管，一般年薪上百万，如果觉得还不够，再随便搞个体外循环，多种经营，合理合法的就成了亿万富翁；第二种是短线操作，主要是那些中型国企的高管们，靠吃回扣，拿提成，一年搞个上千万也不是难题；第三种是“抄锅底”，即从根子上把国企搞垮，搞乱，搞破产，即“三搞”，在“三搞”的过程中，高管们早已经将国家财产装入自己口袋，然后再浑水摸鱼，搞改制，并购，收购，把好好的企业贱卖给自己的关系户，再捞一把，至于让民营企业职工忌恨的高福利，高消费，在国企里边根本就是合理合法的。《国家投资》里边的姜钧等人，就属于“抄锅底”的一类。从个人能力上看，姜钧绝对是一个有魄力，深谙厚黑之道的领导，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手腕，一步步地清除了柳海洋、“小乌龟”等一帮在南方集团早早已根深蒂固的“蛀虫”，并逐步确立自己的权威，培植了自己的势力，如果他能将自己的才能继续发挥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那么，不仅仅是这一家中型的国有企业南方集团会做大作强，而且更大的空间在等着他施展。然而，国有企业在产权上的模糊和虚化，人性在利益诱惑面前的脆弱，注定了这些只能是“如果”。
　　
从故事情节上看,《国家投资》揭示的是姜钧,柳海洋,肖武贵（被戏称为“小乌龟”）等国企蛀虫们,是如何将国家财富以合理合法的形式变成个人财富的.但透过情节本身，我们不难发现，国企改革问题的本质并不是国企作为一个企业，其本身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而是国企在法理上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如果国企改革上升不到这个层面,那么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企改革只能是叠床架屋的闹剧。《国家投资》中，南方集团在法律上的所有者是由国资委官员和其他作为投资者的国企高管组成的董事会，经营者是握有董事会“放手去干”尚方宝剑的总经理姜钧。从表面上，南方集团的经营管理完全遵循《公司法》，但实质上，董事会是一帮什么都不愿管，只管在开会时领取车马费和报销吃喝嫖赌费用的摆设，作为主人的董事会尚且如此，作为经营者的总经理和其他高管，更是变着法子“挖墙脚”，这就是虚幻的体制遇见真实的人性时的必然，也是国企改革的瓶颈所在。
　　
90年代以前,国企是铁饭碗,大家可以不干活,但却有吃有喝,最终结果是国有企业的亏损和倒闭；90年代国企改革后,依靠资源垄断或者行政垄断存活下来的国企，又变成了香喷喷的肉骨头,谁都想吃一口。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国有企业法理上的所有者和事实上的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断裂，国企很难变成它在法理上的主人的财富，但却很容易变成所有者的代表们——党和国家，以及由党和国家委任的经营者的财富，经营者只对党委负责，对国资委负责。套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国企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这就是国企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对一个产权抽象模糊,法理上的所有者无权也无法监督事实上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表面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事实上仍然实行党政一体化管理的国企，只能是贪污腐败，化公为私者的乐园，不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是打着改革旗号,谋取少数人私利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