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钻石婚杂忆》

 《钻石婚杂忆》前天邮到了，封皮上周一良先生的照片深沉、睿智，不失慈祥，很是令我喜欢。花了多半天的时间读完了这本回忆著作让我有了些许想法。其实这本书我在大四时便已经读过，读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家自述史系列的《天地一书生》（里面收有《毕竟是书生》与《钻石婚杂忆》两书），但当时对周一良先生了解不多，读书也不够细致，有很多问题忽略了。

    首先先来谈一下回忆录这种体裁吧。我非常喜欢读学者写的自传、回忆录，通过看这些书我不仅可以窥得学者们的治学方法，还可以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逸闻趣事。但是自传、回忆录靠得住吗？它们能作为一手史料来使用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一方面它们是当事人亲笔所写，他们又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不会蓄意编造；但另一方面这些多为学者晚年反思，很多事离他们写作的时候已经很渺远了，他们能否准确记忆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拿季羡林先生的例子来说吧，又一次他写一篇回忆胡适先生的文章，回忆胡适先生离开北大时是微笑着的，但是后来找到了当年的报纸，证明胡适先生当时是痛哭流涕的，季老的回忆出了大错。季老与胡适先生的关系不为不近，当时他有在场，他的回忆按说不应该有问题，但问题偏偏就产生了。这当然不是季老有意造假，是后来的认识扭曲了先前的记忆，使很多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成为了“记忆”。这种情况在罗尔纲先生身上也有，胡适从上海中国公学离职北上，罗尔纲回忆当时场面极其恐怖，很少有送行与接站的人，可是后来核对胡适先生的日记，胡适在那天的日记中列了长长的给他送行的人的名单，罗尔纲先生的回忆也出了大错。回到《钻石婚杂忆》一书，读完此书让我对周一良先生夫妇的烹饪技艺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在书的第97页，周说：“每次请客，我都起个大早，到波士顿中国城去采购一些中国菜所需要的原料，比如说豆腐、竹笋之类的。买回来后由邓懿（按：周一良之妻）下厨操作。记得我们最常做的菜，首先是牛肉汤，我们曾自诩为‘此汤只应周家有，人间哪有几回常？’还有邓懿从天津家里一位扬州老汪师傅那里学来的一道菜——狮子头……多年以后在海外遇见哈佛老友关淑庄，她还记得邓懿给她做红烧肉‘解馋’”。从以上叙述来看，周一良夫妇应该颇有厨艺。可是在书的第105页，周又说：“她（按：周家的保姆于淑萍）知道我们不会做饭，所以在将近二十年当中，每年她都是除夕晚上包好饺子以后才回家，大年初一的中午必定赶回来给我们做午饭”。这么说来周一良夫妇什么都不会做，没有保姆一顿饭也做不成。这两段记录离得很近却截然矛盾，不知何故。由此说来自传、回忆录读来消遣尚可，若是作为史料使用要十分慎重，必须找到旁证才能运用。

    第二点来说一下周一良的性格。周一良在文革中参与“梁效”的工作往往被人所诟病，文革结束后他也便因为此事被“打入冷宫”（周一良藏书印语），这件事本事错综复杂不易评说，在这里我只想联系一下周一良的童年遭遇来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周一良的生母在周一良出生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他从小就没有得到母爱的滋润，虽然他的第二任继母许氏对他毫无歧视，但许氏对其亲生子女都未好好照料，对周一良也必没有过多的关心。在《钻石婚杂忆》一书中有一张幼年周一良的照片，幼小的周一良半盘腿坐在一个沙发上，周围的环境显示的是家族的殷实。但他清秀的眉宇间流露的却是孤独的神情，对相片的描述是“孤独寂寞一小孩”。以我来看自幼缺乏母爱对周一良造成了一生的心理不安全感，虽然这种不安全感并没有太多直接的表现。他在解放后长期的原罪感使得他更加需要组织的认可，只有这种认可才能让他减少这种不安全感，这也是他为什么参加“梁效”的重要原因。

    最后我想谈一下周一良先生的为人。周先生晚年说自己“作人依忠恕之道，处事尚辩证唯物”，确然。在书中周先生写到好友丁则良的惨死时说一位老党员对其进行了迫害，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吕振羽（据周一良哲嗣周启博所说）。周先生虽然字里行间有对吕氏的怨恨并未对其进行大肆的批判，仅以老党员称之，为其留有情面，可谓忠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