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来越无趣的年代，他能带来另一种美
【梁的好书，我的烂文章】
我们很急。
我们时常“快进”，我们喜欢“刷新”，我们赶公车赶火车赶飞机，赶着恋爱赶着结婚赶着生子，我们是最不耐烦的人。同时，我们又表现的十分耐心，因欲求不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这是什么毛病？若柏杨仍在，他也会直言不讳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过滤性病毒”吧。
文化是一个遥远的词吗？
或许是的。但有谁又能否认处于时代潮流中的自己，也在影响和被影响着这一时代的文化呢？
敢于批判的柏杨说：“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有检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一带中国人诞生。”但梁漱溟在民国十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命运》却让我瞥见了“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卓见和深思。不同于陈寅恪的隐晦和鲁迅的慨然，梁漱溟以一种“时刻自警”的谦逊又严谨的态度，在这个欲望膨胀、膜拜虚荣、野心旺盛的中国青春期，体现出一种质朴而敦厚的美感。
《中国文化的命运》共分为三辑，一百万字，也就两部爱情小说的篇幅，却别有一番胜于爱情的风味。第一辑谈中国文化之精神，看似说不尽道不清的话题，却被梁先生一点一点勾勒了出来。第一辑从文化上将中西文化做了一番对比，借引述西学的观点来谈中国文化中的“理”和“错误”。中国人究竟有怎样的精义神，上古以来积淀的文化又在演进中被漂洗成了什么模样？平实的语言和带些辛味的明喻暗讽使文章即使在数十年过后也依旧隐喻着时代的光芒，尤其在读过《人权自由之所以不见》《中国文化五大病》等文章后更为先生的远见拍案称奇。
说罢中国传统文化，便开始谈这文化的温床——社会。从文化到社会，即文化所拥有的社会性，梁先生在第二辑第一节中就明确提出“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梁先生认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在本辑中追问“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在解读了西方社会与城市文化之后推及中国的社会状况，指出社会演进上的中西殊途。但殊途毕竟还要回归，于是便有了第三辑——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在前两辑分别介绍了文化概念与实际状况后，梁漱溟先生渴望以自己一种指引方向的观点来指明文化的去向。第三辑更着重一种将来的状态，没有局限于一时一期，而讲述“今后文化的新趋势”，倡导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
如今这样讲或许会让人感到此书酸腐无用，但细读来会感到精神一振。不同于电视电影电脑电玩的感官麻痹与刺激，而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清醒与反思的愉悦。梁先生在书中说道：“毁灭人类的并不是科学，而是只知相争不知想让的人生态度。”这样的语言，在现在看来，怎能说无用作古了呢？中国文化中常谈仁义、忠恕、信实、公道等，并非有外力相逼，而是浑然天成那一种高度的道德准绳；对真善美是自然而然认同的，“此自动承认之理……皆出于仁爱之情，是非之意。”
近来的中国面向世界，追求开放，追求成功。国人尤其年轻人愈其西化，传统文化或被束之高阁，或成为一种炫耀的皮毛。《南方周末》特稿中讲述过这样一个“没有形状的男孩”：“他就像水一样，遇到石头缝就钻石头缝，遇到老鼠洞就钻老鼠洞，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底线，也没有自我，只是贪婪地不择手段地渴求着成功。”梁先生深以为当时国人（当然还有现代人）对文化的一种困惑是可引导，可改变的，并且也意欲尽一人之力来提一些观点，为改变出一份力。“我看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引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弄那不对的佛学，粗恶的同善社，以及到处流行种种怪秘的东西，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我不应该引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无论西洋人从来生活的猥琐狭劣，东方人的荒谬糊涂，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到的孔子恩圣贡献给他们吗！然而西洋人无从寻得孔子，是不必论的；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一样无从为人晓得。”这近百年的窘况，与今日文化沙漠，文化随经济虚假繁荣的状况，是否又有几分相似呢？书的现实意义，也多在于此了。
徐小平说：“有一种人，也许他从政没有发迹，经商没有发财，学术没有发表，管理没有发达……但他可能有一种精神，一种选择了自己认定事业，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精神力量。当你见到这种人的时候，你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某种鼓舞，反过来刺激了你自己的人生发展。”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缕清香也好，一樽烈酒也罢，毕竟梁漱溟此书为我们在这个越来越无趣的年代，带来了另一种美。
我们很急。
我们时常“快进”，我们喜欢“刷新”，我们赶公车赶火车赶飞机，赶着恋爱赶着结婚赶着生子，我们是最不耐烦的人。同时，我们又表现的十分耐心，因欲求不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这是什么毛病？若柏杨仍在，他也会直言不讳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过滤性病毒”吧。
文化是一个遥远的词吗？
或许是的。但有谁又能否认处于时代潮流中的自己，也在影响和被影响着这一时代的文化呢？
敢于批判的柏杨说：“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有检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一带中国人诞生。”但梁漱溟在民国十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命运》却让我瞥见了“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卓见和深思。不同于陈寅恪的隐晦和鲁迅的慨然，梁漱溟以一种“时刻自警”的谦逊又严谨的态度，在这个欲望膨胀、膜拜虚荣、野心旺盛的中国青春期，体现出一种质朴而敦厚的美感。
《中国文化的命运》共分为三辑，一百万字，也就两部爱情小说的篇幅，却别有一番胜于爱情的风味。第一辑谈中国文化之精神，看似说不尽道不清的话题，却被梁先生一点一点勾勒了出来。第一辑从文化上将中西文化做了一番对比，借引述西学的观点来谈中国文化中的“理”和“错误”。中国人究竟有怎样的精义神，上古以来积淀的文化又在演进中被漂洗成了什么模样？平实的语言和带些辛味的明喻暗讽使文章即使在数十年过后也依旧隐喻着时代的光芒，尤其在读过《人权自由之所以不见》《中国文化五大病》等文章后更为先生的远见拍案称奇。
说罢中国传统文化，便开始谈这文化的温床——社会。从文化到社会，即文化所拥有的社会性，梁先生在第二辑第一节中就明确提出“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梁先生认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在本辑中追问“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在解读了西方社会与城市文化之后推及中国的社会状况，指出社会演进上的中西殊途。但殊途毕竟还要回归，于是便有了第三辑——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在前两辑分别介绍了文化概念与实际状况后，梁漱溟先生渴望以自己一种指引方向的观点来指明文化的去向。第三辑更着重一种将来的状态，没有局限于一时一期，而讲述“今后文化的新趋势”，倡导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
如今这样讲或许会让人感到此书酸腐无用，但细读来会感到精神一振。不同于电视电影电脑电玩的感官麻痹与刺激，而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清醒与反思的愉悦。梁先生在书中说道：“毁灭人类的并不是科学，而是只知相争不知想让的人生态度。”这样的语言，在现在看来，怎能说无用作古了呢？中国文化中常谈仁义、忠恕、信实、公道等，并非有外力相逼，而是浑然天成那一种高度的道德准绳；对真善美是自然而然认同的，“此自动承认之理……皆出于仁爱之情，是非之意。”
近来的中国面向世界，追求开放，追求成功。国人尤其年轻人愈其西化，传统文化或被束之高阁，或成为一种炫耀的皮毛。《南方周末》特稿中讲述过这样一个“没有形状的男孩”：“他就像水一样，遇到石头缝就钻石头缝，遇到老鼠洞就钻老鼠洞，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底线，也没有自我，只是贪婪地不择手段地渴求着成功。”梁先生深以为当时国人（当然还有现代人）对文化的一种困惑是可引导，可改变的，并且也意欲尽一人之力来提一些观点，为改变出一份力。“我看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引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弄那不对的佛学，粗恶的同善社，以及到处流行种种怪秘的东西，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我不应该引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无论西洋人从来生活的猥琐狭劣，东方人的荒谬糊涂，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到的孔子恩圣贡献给他们吗！然而西洋人无从寻得孔子，是不必论的；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一样无从为人晓得。”这近百年的窘况，与今日文化沙漠，文化随经济虚假繁荣的状况，是否又有几分相似呢？书的现实意义，也多在于此了。
徐小平说：“有一种人，也许他从政没有发迹，经商没有发财，学术没有发表，管理没有发达……但他可能有一种精神，一种选择了自己认定事业，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精神力量。当你见到这种人的时候，你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某种鼓舞，反过来刺激了你自己的人生发展。”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缕清香也好，一樽烈酒也罢，毕竟梁漱溟此书为我们在这个越来越无趣的年代，带来了另一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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