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对韩少功的意义
我在读文学史的时候,常常会读到一些人给同时代的书的谀词,洋洋洒洒,天花乱坠,然而往往被后人一笔抹倒,还要加上几句讥诮。我就想:当时的人在写这些吹捧的话时,有没有想到过这一天呢?其实即使是好书罢,倘非为了商业操作,也实在不必推许过高的。留些价值与后人去发掘岂不是好?何况有许多并非好书。
《马桥词典》是一本好书,有机会我会推荐给大多数人看。但是,有没有必要这么急着把它称之为“马桥之谜”,称之为“对小说的挑战”,这么急着把它和《安娜•卡列尼娜》、《日瓦戈医生》、《百年孤独》相提并论呢?我认为没有必要。我不怕说错,反正我连让后人嘲笑的资格都没有。下面我就来说说为什么没必要。
有评论称这本书是韩少功一次“写作的冒险”,如果是指它的形式的话,就小题大作了。我们有理由怀疑,韩少功采用这种词典式结构是受到他那本赫赫有名的译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影响,昆德拉在这本书里用词典形式详细列举了男女主人公对同一个词的不同理解。何况,这种立体的空间感的阅读体验,我们早在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昆德拉的西方复调小说中就经受过了,不至于会感到“突兀和惊异”。更何况,韩少功为了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妥协,并未将词条严格地按照笔画排列。我试过按照现时的排序,去除词目和议论,可以很轻易地连缀成一篇我们常见的乡土小说。
当然这种结构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我认为韩少功是想透过对语词的梳理,来凸现一个群落的生活状态。这种写法不坏,让这本书在文学之外还具有了语言学和民俗学意义。而且他笔下的马桥清晰而生动,是当之无愧的小说而非别的什么。这是它的好处。
但是,如我们所知,韩少功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他近几年的文字学术性倾向越来越强,借用的学术性话语越来越多。《马桥词典》也同样表现出了浓厚的哲学和社会学兴趣。这样说不仅仅是指韩少功在许多词条里所发的那些议论,还包括他对某些条目的选择。从他的初衷出发,他选注的应该都是最富有独特性和差异性,最能体现马桥生存内涵的词语。然而韩少功有一个很强的意识,急切地要将“马桥话语”和外界话语印证参发。比如我们在《甜》里看见了意识形态泛化(包括昆德拉的“媚俗”),在《小哥(以及其他)》里看见了男权主义,在《科学》里看见了反科学主义,在《醒》、《觉》和《哩咯啷》里看见了阐释学,在《枫鬼》、《肯》里看见了生态哲学,在《梦婆》里看见了反智主义,在《冤头》、《渠》里看见了符号学,在《话份》里看见话语权力......我同意韩毓海的说法,在这里文学替代了哲学,扮演着一个全能的角色。但韩少功绝不是在追求韩毓海所说的“绝对”和“纯粹”,对于韩少功来说,马桥话语是一个语言的家园,但更是一个疏解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语言资源。他在序里说“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存在的密切关系”,“事实存在”实际上指向的是“普遍性”的事实存在。
这种小说急欲向社会发言的“巴尔扎克式冲动”在近来小说里已经屡见不鲜,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比如贾平凹的《土门》,还可以包括张承志的《心灵史》和张炜的《柏慧》。我感觉这些作者往往更看重写作的姿态和论证的欲望,而不是小说叙事本身。对于一名作家,这才是真正的“写作的冒险”。在文学普世化倾向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文学本体的又一次远离。
《马桥词典》是一本好书,有机会我会推荐给大多数人看。但是,有没有必要这么急着把它称之为“马桥之谜”,称之为“对小说的挑战”,这么急着把它和《安娜•卡列尼娜》、《日瓦戈医生》、《百年孤独》相提并论呢?我认为没有必要。我不怕说错,反正我连让后人嘲笑的资格都没有。下面我就来说说为什么没必要。
有评论称这本书是韩少功一次“写作的冒险”,如果是指它的形式的话,就小题大作了。我们有理由怀疑,韩少功采用这种词典式结构是受到他那本赫赫有名的译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影响,昆德拉在这本书里用词典形式详细列举了男女主人公对同一个词的不同理解。何况,这种立体的空间感的阅读体验,我们早在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昆德拉的西方复调小说中就经受过了,不至于会感到“突兀和惊异”。更何况,韩少功为了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妥协,并未将词条严格地按照笔画排列。我试过按照现时的排序,去除词目和议论,可以很轻易地连缀成一篇我们常见的乡土小说。
当然这种结构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我认为韩少功是想透过对语词的梳理,来凸现一个群落的生活状态。这种写法不坏,让这本书在文学之外还具有了语言学和民俗学意义。而且他笔下的马桥清晰而生动,是当之无愧的小说而非别的什么。这是它的好处。
但是,如我们所知,韩少功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他近几年的文字学术性倾向越来越强,借用的学术性话语越来越多。《马桥词典》也同样表现出了浓厚的哲学和社会学兴趣。这样说不仅仅是指韩少功在许多词条里所发的那些议论,还包括他对某些条目的选择。从他的初衷出发,他选注的应该都是最富有独特性和差异性,最能体现马桥生存内涵的词语。然而韩少功有一个很强的意识,急切地要将“马桥话语”和外界话语印证参发。比如我们在《甜》里看见了意识形态泛化(包括昆德拉的“媚俗”),在《小哥(以及其他)》里看见了男权主义,在《科学》里看见了反科学主义,在《醒》、《觉》和《哩咯啷》里看见了阐释学,在《枫鬼》、《肯》里看见了生态哲学,在《梦婆》里看见了反智主义,在《冤头》、《渠》里看见了符号学,在《话份》里看见话语权力......我同意韩毓海的说法,在这里文学替代了哲学,扮演着一个全能的角色。但韩少功绝不是在追求韩毓海所说的“绝对”和“纯粹”,对于韩少功来说,马桥话语是一个语言的家园,但更是一个疏解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语言资源。他在序里说“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存在的密切关系”,“事实存在”实际上指向的是“普遍性”的事实存在。
这种小说急欲向社会发言的“巴尔扎克式冲动”在近来小说里已经屡见不鲜,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比如贾平凹的《土门》,还可以包括张承志的《心灵史》和张炜的《柏慧》。我感觉这些作者往往更看重写作的姿态和论证的欲望,而不是小说叙事本身。对于一名作家,这才是真正的“写作的冒险”。在文学普世化倾向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文学本体的又一次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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