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的贫困
和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一样，卡尔•波普尔的这本小册子《历史主义的贫困》的根本意图，在于其反共产主义、拥护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关切，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部作品遵循着相似的逻辑，即通过反对一种方法论来反对一种意识形态。这一点在《历史主义的贫困》扉页的献辞中已经明显透露：“几年各种信仰的各个国家或各种民族的无数男女，他们在历史定命的无情规律之下沦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受难者。” 不过在本书中，波普尔的重点还是放在对方法论学说的批判上，尽管在最后，他忍不住做了一个“诉诸感情的历史主义”的结论。本书的结构非常清楚，阐述两种历史主义学说，并逐一反驳之。在书中作者的立场十分明确：历史主义所采取的“总体论”的方法和“预测”的基本目标都是错误的，人类社会并不受到恒定的历史规律的支配。
但这并不意味着波普尔的论述中不存在困惑。本文试图从波普尔的批判中提出几个关键的困惑之处，阐述理解并予以批判。
一 “历史主义”概念的困惑
波普尔所批判的对象是历史主义，在这本小册子中，他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来阐述“历史主义”的含义。大体来说，他把历史主义分为两类：反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和拥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前者否认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和历史研究中的可能性，理由是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特殊性，社会境况要受其所处的历史时期的影响；后者认为历史有一种普遍的演化规律，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根据一套规律来预测未来。
然而，波普尔自始至终都没有给“历史主义”，即他的批判对象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只是列举了“历史主义”的一些特征要素。这种定义上的模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些要素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是怎样的关联才能把这些要素都归为“历史主义”名下，作者并没有说清楚；第二，作者始终没有举出他所批判的“历史主义”的一个或一群代表人物。
在波普尔的笔下，“历史主义者”似乎是这样的学者：相信历史的规律，相信历史可预测，或者相信人类社会受某种恒定的、必然的历史规律的支配，“那些愿望在社会生活中增强理性影响的人，他们只能由历史主义者劝导去研究和解释历史，以便发现历史规律”， 或者，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再或者，倾向于用总体论的思路对社会历史做宏观的把握。但是，“任何一种因素都不必然导致其他因素”， “历史主义”始终没有被整合成一个系统的概念。把历史主义者分为“拥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两类，本意是要分清概念，但似乎却增加了概念的困惑。再则，如果有人肯定历史的演进，但却不认同以总体论看待历史的视角，那他是否要被界定为“历史主义者”呢？对于这些交叉的状况，波普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
更重要的是，波普尔没有回答“谁是历史主义者”这一问题，除却其抽象的描述，他在书中轻描淡写地提到过几个人物，比如马克思、汤因比、孔德等，但是，这些人真的能够一并被归为作为一种“学派”或一种“思想体系”的“历史主义”之中吗？而且，他所列举的人物似乎也未必符合他所列举的那些特征因素。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本书的最后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暴露了一种不自觉的保守主义”，认为历史主义者之所以坚持他们被一种不变的规律所支配，是为了“补偿自己丧失了一个不变的世界”， 但是，他所谓的“历史主义者”如马克思，其思想的核心正是“改变”，他所透露出的是激进而远非保守。
二 “零碎工程学”的困惑
在提出“零碎工程学”之前，波普尔着力批判了一种“总体论”的方法和观点。“总体论”的方法被认为是“历史主义”的核心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历史主义就等于决定论，就等于总体论”。 波普尔所说的“总体论者”认为集体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历史和结构，尽管结构之中个体的个性多少会影响到整体的结构。历史主义的总体论者倾向于强调“社会集体和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所以他们是从总体特性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和历史的。 而更令波普尔恐惧的是，总体论者不仅要用整体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还计划着“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重建我们的社会”， 最终国家权力便会膨胀，直到国家和社会等同。
波普尔对“总体论”的论述和推演，和哈耶克阐述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之时遵循的是相似的路径，依托的也是相似的认识基础，因此，波普尔给出的“药方”，即“零碎工程学”和哈耶克所说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异曲同工。首先，波普尔把总体论者所谓的“整体”定义为“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 并否定了考察这种整体的可能性，认为人们只能从具体的方面着手，通过不断的小调整达到目的。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一种“试错法”进行调整，以达到整体进步的目的。换句话说，波普尔认为总体论的目的只有通过“零碎工程学”才能得以实现，在这里他已经悄悄地把“总体论”化解到了“零碎工程学”之下，从方法论的层面否定了“总体论”的可行性。在本质上，“零碎工程学”就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但是，在遭遇到有关“制度”的问题时，“零碎工程学”就面临着困惑。波普尔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多是抽象的。但是，抽象的模型如何能够用具体的“零碎工程学”进行分析呢？ 具体到对待“制度”这一问题上，这种矛盾就表现为，一方面，波普尔提倡制度分析，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这种制度分析显然包括制度中具体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制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构建”，而不是其中具体的“穿着制服的男女”， 那么，这里所需要的方法究竟是“总体论”还是“零碎工程学”呢？波普尔把“零碎工程学”推到极致，事实上是一种方法论的专断，这和一味推崇“总体论”一样缺乏效力。
三 “历史之不可预测”的困惑
“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可以预测，是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尤其发展的固定规律，“社会必然要变化，但是确实沿着一条不能改变的前定道路，是通过被无情的必然性所前定的各个阶段的变化”。 因此，只要把握了这种前定的规律，就可以进行预测。
但是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者进行预测时所依赖的“规律”根本就不能够成为“规律”，因此，预测历史是不可能的。人们能把握的，只是是一种“趋向”，它对初始条件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历史主义者无法想象“变化条件之下的变化”，因此历史主义者的贫困乃是想象的贫困。不过他并没有说清楚“趋向”为何就是和“规律”绝对对立的。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预测历史未必不可能。波普尔忽视了这种可能性，而强调预测历史的尝试如马克思的失败，并把这种失败归咎于历史主义的贫困。当然他并没有有意忽略马克思预言的部分成功，但他把成功归功于“制度学分析”。 但是，既然通过“观察今天所表现的历史趋势或倾向”不能让我们知道“明天是否会有同样的表现”， 那么凭什么说在制度学的框架下的观察，就能够使预测成为可能呢？
其实波普尔真正在意的，并不是“历史可不可以预测”这个问题，而是“历史有没有必要被预测”。如果把这个问题和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偏好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此点：“它（预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由当前的责任向未来乐园的逃避”。 在这层意义上，波普尔把预言当作了历史主义者用以逃避现实发生的状况的虚幻的依托，那么预测当然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波普尔丝毫不关心并且排斥历史发展的所谓“必然趋势”，他真正关心的是自由和作为制度的民主，引导人们实现这一目标是零星的制度的设计与调整，而不是所谓历史规律的指引，在这一层面上，预测也是没有必要的。况且，预测有时还会造成违背这一目标的影响。
在这种历史不可知论的背后，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者的傲慢和自大。受这种自大情绪的影响，在整个论证的过程中他刻意回避了许多问题，过于急躁地要摈弃一种他尚未界定清楚的方法论观点，而导致其论证的贫困，而使得其结论缺乏有力的支撑。
但这并不意味着波普尔的论述中不存在困惑。本文试图从波普尔的批判中提出几个关键的困惑之处，阐述理解并予以批判。
一 “历史主义”概念的困惑
波普尔所批判的对象是历史主义，在这本小册子中，他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来阐述“历史主义”的含义。大体来说，他把历史主义分为两类：反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和拥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前者否认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和历史研究中的可能性，理由是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特殊性，社会境况要受其所处的历史时期的影响；后者认为历史有一种普遍的演化规律，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根据一套规律来预测未来。
然而，波普尔自始至终都没有给“历史主义”，即他的批判对象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只是列举了“历史主义”的一些特征要素。这种定义上的模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些要素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是怎样的关联才能把这些要素都归为“历史主义”名下，作者并没有说清楚；第二，作者始终没有举出他所批判的“历史主义”的一个或一群代表人物。
在波普尔的笔下，“历史主义者”似乎是这样的学者：相信历史的规律，相信历史可预测，或者相信人类社会受某种恒定的、必然的历史规律的支配，“那些愿望在社会生活中增强理性影响的人，他们只能由历史主义者劝导去研究和解释历史，以便发现历史规律”， 或者，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再或者，倾向于用总体论的思路对社会历史做宏观的把握。但是，“任何一种因素都不必然导致其他因素”， “历史主义”始终没有被整合成一个系统的概念。把历史主义者分为“拥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两类，本意是要分清概念，但似乎却增加了概念的困惑。再则，如果有人肯定历史的演进，但却不认同以总体论看待历史的视角，那他是否要被界定为“历史主义者”呢？对于这些交叉的状况，波普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
更重要的是，波普尔没有回答“谁是历史主义者”这一问题，除却其抽象的描述，他在书中轻描淡写地提到过几个人物，比如马克思、汤因比、孔德等，但是，这些人真的能够一并被归为作为一种“学派”或一种“思想体系”的“历史主义”之中吗？而且，他所列举的人物似乎也未必符合他所列举的那些特征因素。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本书的最后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暴露了一种不自觉的保守主义”，认为历史主义者之所以坚持他们被一种不变的规律所支配，是为了“补偿自己丧失了一个不变的世界”， 但是，他所谓的“历史主义者”如马克思，其思想的核心正是“改变”，他所透露出的是激进而远非保守。
二 “零碎工程学”的困惑
在提出“零碎工程学”之前，波普尔着力批判了一种“总体论”的方法和观点。“总体论”的方法被认为是“历史主义”的核心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历史主义就等于决定论，就等于总体论”。 波普尔所说的“总体论者”认为集体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历史和结构，尽管结构之中个体的个性多少会影响到整体的结构。历史主义的总体论者倾向于强调“社会集体和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所以他们是从总体特性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和历史的。 而更令波普尔恐惧的是，总体论者不仅要用整体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还计划着“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重建我们的社会”， 最终国家权力便会膨胀，直到国家和社会等同。
波普尔对“总体论”的论述和推演，和哈耶克阐述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之时遵循的是相似的路径，依托的也是相似的认识基础，因此，波普尔给出的“药方”，即“零碎工程学”和哈耶克所说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异曲同工。首先，波普尔把总体论者所谓的“整体”定义为“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 并否定了考察这种整体的可能性，认为人们只能从具体的方面着手，通过不断的小调整达到目的。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一种“试错法”进行调整，以达到整体进步的目的。换句话说，波普尔认为总体论的目的只有通过“零碎工程学”才能得以实现，在这里他已经悄悄地把“总体论”化解到了“零碎工程学”之下，从方法论的层面否定了“总体论”的可行性。在本质上，“零碎工程学”就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但是，在遭遇到有关“制度”的问题时，“零碎工程学”就面临着困惑。波普尔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多是抽象的。但是，抽象的模型如何能够用具体的“零碎工程学”进行分析呢？ 具体到对待“制度”这一问题上，这种矛盾就表现为，一方面，波普尔提倡制度分析，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这种制度分析显然包括制度中具体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制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构建”，而不是其中具体的“穿着制服的男女”， 那么，这里所需要的方法究竟是“总体论”还是“零碎工程学”呢？波普尔把“零碎工程学”推到极致，事实上是一种方法论的专断，这和一味推崇“总体论”一样缺乏效力。
三 “历史之不可预测”的困惑
“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可以预测，是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尤其发展的固定规律，“社会必然要变化，但是确实沿着一条不能改变的前定道路，是通过被无情的必然性所前定的各个阶段的变化”。 因此，只要把握了这种前定的规律，就可以进行预测。
但是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者进行预测时所依赖的“规律”根本就不能够成为“规律”，因此，预测历史是不可能的。人们能把握的，只是是一种“趋向”，它对初始条件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历史主义者无法想象“变化条件之下的变化”，因此历史主义者的贫困乃是想象的贫困。不过他并没有说清楚“趋向”为何就是和“规律”绝对对立的。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预测历史未必不可能。波普尔忽视了这种可能性，而强调预测历史的尝试如马克思的失败，并把这种失败归咎于历史主义的贫困。当然他并没有有意忽略马克思预言的部分成功，但他把成功归功于“制度学分析”。 但是，既然通过“观察今天所表现的历史趋势或倾向”不能让我们知道“明天是否会有同样的表现”， 那么凭什么说在制度学的框架下的观察，就能够使预测成为可能呢？
其实波普尔真正在意的，并不是“历史可不可以预测”这个问题，而是“历史有没有必要被预测”。如果把这个问题和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偏好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此点：“它（预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由当前的责任向未来乐园的逃避”。 在这层意义上，波普尔把预言当作了历史主义者用以逃避现实发生的状况的虚幻的依托，那么预测当然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波普尔丝毫不关心并且排斥历史发展的所谓“必然趋势”，他真正关心的是自由和作为制度的民主，引导人们实现这一目标是零星的制度的设计与调整，而不是所谓历史规律的指引，在这一层面上，预测也是没有必要的。况且，预测有时还会造成违背这一目标的影响。
在这种历史不可知论的背后，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者的傲慢和自大。受这种自大情绪的影响，在整个论证的过程中他刻意回避了许多问题，过于急躁地要摈弃一种他尚未界定清楚的方法论观点，而导致其论证的贫困，而使得其结论缺乏有力的支撑。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