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英译本作者序

《现代日本政治中的思想与行为》
英译本作者序







[日]丸山真男 著
王立秋 试译


本卷收录的论文已经出版了差不多十年左右的。其中最早的文章几乎是在我一退役重新从步兵再次变成政治科学副教授就写的。最近的则距今也有六年多的时间了。

考虑到自从上一次战争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政治变化的速度和范围，很可能只有少数的政治学的学者会带着纯粹的骄傲和沉着，来阅读这些对十年前富有争议性的问题的同时代的评论了。对一个像这里的作者那样，发现自己正在为一个他在写作这些论文的时候未曾预期的，且文化传统与他自己的传统截然不同的读者公众撰写序言的人来说，（面对这些旧文的处境）就更加尴尬了。

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详细地对读者解释，我们日本人在与西方智识界的长期孤立之后起步——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起步——的社会和智识的气候。这里我要把自己的精力局限在预测，如今在我看来，在一个不熟悉这些论文写作的智识语境的读者那里，可能的怀疑和批判的反应，并（对我的立场）略加解释——以及，也许，自我辩护。

首先，读者很可能会，特别是在那些具体地言及日本的文章中，对我在批判日本政治与社会时使用的谴责的语气感到奇怪。看起来我特别执着于我自己的社会的病态的方面。有些人可能会在其中看到一种想必是日本知识分子传统的，令人绝望的自谦（贬己尊人）的表达。

我当然不会否认在这些文章中我对日本社会的分析倾向于病理学而非生理学的进路。但从战后的处境来看，这并不奇怪。社会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研究中被这样一个大问题而激发：驱使日本走进其灾难性的战争的内部因素是什么？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一直在吸收西方学术和技术以及生活方式，更加亲近——或至少相信他们自己更加亲近——西方而非日本或亚洲传统的日本知识分子们，最终何以如此乐于接受，或至少如此无力阻止，为对某种独特的日本“皇道(Imperial Way)”之神话的原始信仰所激发的那种盲目（宣扬）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的突进？这，是战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工作者们的学术出发点，也是他们对他们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的实践上的回应。显然——然而行动却不成功——我的意图，至少，在这些文章中，是把握自己和握自己的社会的身体政治暴露在一种X探测光式的分析下，并对在那里发现的一切疾病的迹象进行无情的切除。

对此我不能声称任何原创性，因为这是战后时期我大多数在智识上活跃的同事采取的立场。如果在我自己的进路中可以发现什么独特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我拓展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代人的视野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社会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应对三十年代早期社会科学大多数生产性的文本负责，同时它也给它的实践者们执行了最严苛的官方的压迫——在战后那几年的新的自由中看到大量的复兴。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研究自然地倾向于成为“一种对帝国体系的权力结构的阶级分析”或一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基础结构的分析”。相反，我的意图是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来阐明这些同样的问题：考察更广泛的意义上的日本文化的本质，并分析日本人民的日常行为及其思想过程的本质，这不仅包括有意识地保有的意识形态，而且，特别地，包括那些无意识的假定和价值——后者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在日常生活的行动中自我复兴。

简言之，这些文章再现/表征了这两个主题的一种对位的混合。一方面，我力图暴露阴部(pudenda)，日本社会的羞部——三四十年代的事件越来越清楚地展现了这些部分但在从封建社会向一个分级的工业国家的，日本的“显著的进步”的整个时期，乃是日本身体政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特征。在这里我力图对抗那种把1930年后的灾难事件简单地解释为外部国际环境的结果或对严峻的国际问题的短时的回应，但无论如何，都是把这些事件解释为日本政治发展的“自然”趋势的偶然和意外的变种，如此最好不要多想的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朝鲜战争以来的日本最为明显，但在投降后更加明显。另一个主题是，在反对席卷日本智识界的平庸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洪流，并致力于发展一种更广阔更多样的进路。对一个西方读者来说，这种双线作战的努力看起来是一种有趣的，意识形态的混淆的表现。那就这样吧。我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赢取读者的赞同，而只是要得到他的理解。

但是，关于日本知识分子的著名的“自谦”，我还是要说两句。我禁不住想起——当我听到有人谈论这点的时候——在战前日本任教过一段时间的海德堡教授卡尔•洛维特的评论。在日文版的《欧洲虚无主义》(European Nihilism)，一部精道的文化分析的后记中，他对比了欧洲自我批判的精神和日本的“自爱”精神！战前和战后的日本之间的对照也是如此，但1963年的日本是哪个日本呢？当然，我不能否认我自己眼下对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兴趣——我对问题的重要性的评估以及我研究的动机——自这些论文写作的那十年来多多少少已经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在我得到日本报纸关于想必不仅在美国也在部分共产主义国家传播的“日本潮(Japan boom)”的报导的时候，以及在我观察到日本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之物——从战后惊人的经济增长到佛教禅宗、柔道和插花的一切——的不断增长的确信正赢取外国人的普遍钦佩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完全地感到快乐。音符可能是新的，但旋律的大体还是熟悉的。随着外国人眼中对日本声誉的专著而反应出来的日本的“自爱”，是某种相当不同于适当的自尊和独立感的东西，而我必须坦承——尽管我的语气在今天可能不如在这些论文中刺耳——近来的时间很难说在强迫我放弃对日本社会病态的方面的关注上带来多大的压力。

这些文章可能引其多少有些古怪而使读者——特别是对日本略有了解的读者——感到震惊的另一个方面，是贯穿这些文章的，对日本政治的特殊性以及潜在于日本政治之下的文化模式的特性的强调。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上述的诊断和治疗之意图的一个部分。一个好的医生应当关注其特定的病人的特定的生理特征。普遍化到“所有人偶尔都会发烧，而所有的发烧都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症状”对处方简易的书写来说是好的——但那当然不是好的处方。

然而，（对此）还存在更进一步的，个人偏好的理由。出于性情我对关于人和制度的分析，识别它们与其他人和制度共享的那些特征的兴趣，没有对那些区分它们的特征的兴趣来的浓厚。伊曼努尔•康德曾经评论道，所有研究自然的学者都可以分成两组，那些更加关心同质性的原则的人，和那些倾向于特殊的人。一组人，在康德看来，看起来“几近于嫌恶异质性并总是意图类的统一”；另一组人“则持续地致力于把自然分化为如此多之多的多样性以至于我们几乎要是掉所有能够根据普遍的原则来分配其现象的希望”。 如果同样的分类可以被用在社会科学家身上的话，我就必须把自己归为后一个范畴的成员了。但正如康德本人继续说到的那样，这两种进路都是必要的。但这两种进路的倡导者都不能号称垄断了真理；他们应当相互补充，而不是傲慢地相互拒斥。

第三，读者可以发现支撑这些论文的概念框架多少有些古怪或过时。在某种程度上，我想，这些论文相当忠实地反映了紧接在战后那个时期里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所共享的认识论上的假设和学术话语的潮流。确实，注意到这些论文各自的写作日期的认真的读者会觉察到一种微妙的语气和语言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自战争以来日本和西方之间的智识交流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语汇与假设的不断分化。作为我早期论文的特征的，对一种实体主义（本质主义）的概念观的偏好，和相当严格地，在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图式中界定特定范畴的倾向，在后来的论文中让道于更加规范主义的进路。

然而，在此之中也有某种更加特质更加个人的东西，对此，最好从我自己的智识背景来加以解释。我最早的世界观是在我父亲，一个自始至终都是十九世纪实证主义那一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的政治记者。他有一种内置的，对一切把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的细节整理到任何宏大理论的概念束衣(strait-jacket)中的尝试的抵抗，这种抵抗几乎是天生的。把一切政治过程都看作“主义”之间的斗争的观念对他来说是陌异的。行动的个体是社会中的终极现实，这在他看来是一个自明的真理。

因此，直到进大学，更确切地说，是在我选修南原教授的研讨班的时候，我才第一次遭遇德国唯心主义，在这个研讨班上，他的教材用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概论》(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黑格尔极大地吸引了我（尽管南原教授本人，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对黑格尔的哲学高度批判）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说，在像《精神现象学》那样的著作的刺激下，写作了我战前关于德川日本思想史的那些文章。

从那时候起，这两种矛盾的思想模式之间反向的引力一直吸引着我，时而以这样的方式时而以那样的方式。而如果在我后来的论文中规范主义的进路有更强有力的证据的话，这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也可以说是我的思想和性情中来自于我父亲的那些要素的重现。然而，我依然不能一路走到头；在社会与政治研究领域中，那些采取在德国“历史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之间的中间立场的思想家，像马克斯•韦伯，赫尔曼•海勒和卡尔•曼海姆那样的人，是我发现我一直最为同情，也最能刺激我的人。

作为结果，无论我的方法论立场看起来可能是多么地摇摆未定，我的背景中的这两种对立的要素至少对我能够接纳的前提设定了便捷。比如说，尽管马克思主义对我的思想影响巨大，但对它的完全接受总是受到我先天对一切“宏大理论”的怀疑主义，和我对在人类社会中运作的观念的力量的信念的制衡。另一方面，规范主义方向的拉力也绝不可能使我摒绝一切关于有意义的历史发展的观念。我乐于把我自己看作一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追随者，仍然坚持启蒙“顽固”的关于人类进步的观念。在我看来，黑格尔体系的顶点不是他对作为道德化身的国家的美化，而在于他“历史是向自由意识的进步”的观念，无论他本人如何批判启蒙。

读者会发现在本书中像“进步”、“革命”、“反革命”、“反动”那样的词是以他不再习惯的方式来使用的。如果我在今天写作的话，在使用这样的词上我可能会更加节制。但我依然没有放弃在历史中看出特定的不可逆转的潮流的尝试。对我来说，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的世界是一个人反对自然，穷人反对特权者，“欠发达”的国家反对西方的故事，时而出现的是这个，时而又是另一个，每一个都引出了另一个并在现代世界中形成了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和谐和不一致。我们应当警惕一切对任何一个用户这些革命潮流的“进步”角色的政治阵营的先验的归属。我们也应当提防把历史解释为神秘的实体的“力量”的展开。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任由自己如此地反感与对这些词的宣传式的使用，以至于放弃所有在那些在人类能力中孕育一种进一步的生长的事件，和那些除“拨回人类历史的时钟”的意义的事件之间做出区分的尝试的话，那就太遗憾了。

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是讨论根本的哲学问题的地方，而我也应该让读者安全地形成他自己对在这些论文中显现的政治偏见的判断。我希望读者会发现它们多少是有趣的，不是因为它们在学术上的功绩——他们中大多数首先发表在政治评论月刊而不是学术期刊上——而是作为一个年轻时代生活在战争及战争后的那个动荡时期的日本人的智识发展的记录。

最后，我要表达我对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最深沉的谢意，是他首先建议我出版这本书的英译本并承担了翻译和编辑的任务，同时我还对Tatsuo Arima先生，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先生，埃兹拉•沃格尔(Ezra Vogel)和理查德•斯多利(Richard Storry)先生，以及所有在翻译中给予帮助的人表示感谢。

丸山真男

圣安东尼学院，
牛津，
1962年11月

在这个扩充版中增加了两篇文章：《关于宪法第九条的一些思考》(“Some Reflections on Article IX of the Constitution”)和《当代世界中的政治与人》(“Politics and Ma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M.M.

1969年3月


[注]译自Maruyama Masao, ‘Author’s Introduction’, Masao Maruyama, 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Expanded Edition), ed. Ivan Morr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trans. Liqiu Wang. 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