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分析的经典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本书是移民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常读常新，经久不衰；我阅读的是译林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张友云翻译的版本。本书作者是托马斯和兹南尼基，它们选取波兰农民在欧美的生存处境作为研究对象，原著出版于1918-1920年间，分5卷出版，是一个新兴学科--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作者甩开史学界传统上侧重的、围绕领袖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政治、战争等主题，寻求从“普通人”的失业、贫困、社会动荡、拥挤、无根飘泊等问题入手，“自下而上”的书写历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关于书信的脚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波兰农民的心理及行为变化过程的视角。这也是该书的一个独特的亮点。
从研究问题角度来看，《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难能可贵的是，在移民被不加分辨地批判为“涉嫌犯罪、社会解体、激进主义”的进步时期，托马斯和兹南尼基不是从波兰或美国民族利益的立脚点而是从一种客观的社会学调查的立脚点去看待美国波兰人。“托马斯和兹南尼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2页） 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在欧洲和美国队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它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3页） 其研究对象既包含了从本地礼俗社会到美国城市法理社会的波兰农民，叙述了他们脱离传统社区保护和家庭紧密联系，移居异国的生活状况和心理过程；也包括了迁移到资本主义发展更蓬勃的美国城市的波兰城市居民，在他们经历了更加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影响，关于农业、财产、社区利益、家庭团结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作者认为，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农民来到匹兹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以这些情况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社会。
在研究方法上，托马斯和兹南尼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the life study method）,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2页） 或提供生活故事的文献资料。这项波兰农民研究称得上是利用信件和自传来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最杰出的例子了，研究者利用了在美国的波兰人与在波兰国内的波兰人之间的754份私人通信，以及一叫维斯津连斯基的年轻人应研究者的委托要求所写的长达311页自传，主要涉及这位年轻人早期在波兰国内的生活和来美国途中的经历。这754份私人通信是通过在一家美国出版的美籍波兰人杂志上刊登广告得到的，每封信根据质量分别用10美分到20美分的价钱买得；袁方 394。这些信件按照姓名分成50组进行分析，以帮助研究者探讨那种来自特定封建家庭文化的人整合到美国文化中所出现的问题。信件是一种描述时间或者描述人们对某种事物的个人感情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传入美国以后，引起了一场从20年代开始的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争论，而托马斯和兹纳尼茨基合写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以及由E.W.伯吉斯和帕克领导下的芝加哥学派，对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波兰农民的背景
托马斯和兹南尼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1880年至1910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
在波兰的传统社区中，宗教与社会舆论是维护道德的主要方式。基督教要求依照教义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加以干涉。通常，个人之见因为利益发生矛盾，神父则在肉体和心灵上拯救他们。尽管宗教的约束是没有强制力的，但不论如何，从长远来看忏悔削弱了坏习惯的力量。毕竟 “醉汉是只身作战或仅有少数几个朋友为盟，但在神父一边则是所有醉汉的家庭成员，不可思议的魔力，妻子儿女们（常常是很崇高）的祈祷和牺牲，教会的惩戒和排斥的权利，还有多数社区居民的意见……”（《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10页）
除了宗教，舆论，即使是无根据的带有诋毁和迷信色彩的“留言蜚语”也是一种道德纽带。由于家庭和邻居间关系的紧密和极少的居住地迁移，人们极关心他人的评价，因此当村庄的名字以“饮酒者增多”的标题出现在报纸上，酒馆老板就对这件事极认真，说“如果我的名字被登在报纸上，我的买卖就别做了。”
托马斯和兹南尼基认为传统的波兰社区生活是被“相互帮助”的家庭纽带联接在一起的，个人通过在家庭中的地位来感受相互之间所承担的义务。在波兰村庄中，对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像对社会方面的考虑那么重要。然而，市场的扩展和所谓的“进取心态”（climbing mentality）和“不断加强的个性”（growing assertion of the personality）使家庭发生变化，关于农业、财产、社区利益、家庭团结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和经济收入决定个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价值观。
二. 对农民的信件的分析
对农民信件的文本分析是本书的经典之处。波兰农民在迁入美国的过程中渐渐减少了与原来大家庭的联系，但是他们仍然通过书信与家乡保持着一种联络，并且通过书信体现了他们与国内的家人或家族之间的一种精神的或传统文化的联系。农民的信件是《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艺术的核心部分。本书包含来自五十个家庭的信件，这些信件既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家庭解体，也展示了在移民过程中家庭重建的情景。仅仅是这些信件的存在便可以表明移民们使他们的家庭成员团结在一起。作者认为，每封信都是一封致意信“bowing letter”,(25页)，是一种团结的表现。表示宗教性敬意的开头“感谢耶稣基督”表明迁出者与仍家庭处于同一个宗教团（religious community），落款的“向全体家庭成员致意”则对所有家庭成员传达了好意。团结作为波兰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使得波兰农民在移民初期能够很快地适应美国社会及其文化。虽然这种团结只是在感情上维系着与国内家人的联系，但是在移民之初，这对于他们在美国站稳脚跟与继续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其移民成员之间的互助与团结给这个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国度增添了一份新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其群体感带给了美国。
这四个家庭的信件，分别涉及了波兰移民的传统家庭解体、价值观冲突、子女教育问题和婚姻问题。事实上，信件本身的内容不是重点，分析出的结论也没必要是必须掌握的知识，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两位作者的洞察力，以及从信件内容和收信人的变化看出写信人情感变化的本事。
1.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的信件
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的一批信件，说明了由于传统家庭的解体而造成的紧张。父亲一心只想再娶，过不受约束的独立的生活，不愿考虑家族的利益，家庭的所有成员，包括在美国工作的，都卷入了这一难题。在这一家族中，身为长子的瓦乐利与他的父亲有分歧，与兄弟们也有分歧。他所代表的是古老家庭的团结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家庭应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父亲应该为这个整体谋求利益。尽管传统要求父亲应是家庭理念（familial ideas）的承载者，然而在因年高体弱，无法安排经济和一般家庭事务时，为了家庭的最大利益，放弃了对这些事务的控制权，事实上，他成了一个陌生人，只希望自己的生活不妨碍其他人。长子瓦乐利在争取不到遗产之后，希望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一致，那么至少在精神上尽可能紧密团结（本书第42页）。他代表着古老家庭的团结的原则。
2.马克维茨家庭的信件
马克维茨家庭的信件聚焦于两个儿子瓦克劳和马克斯，他们均已移民美国。瓦克劳变成了一位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在寄给家人的信中很久都没有提到宗教，他的父母担心，因为宗教信仰是最重要的46，但瓦克劳在给表哥的信里说过，自己是因为工作忙所以没有时间去教堂做礼拜，自己仍信奉者天主教（本书第49页），这也折射出工业生产对宗教的影响：人们已经不再像生活在传统社区中的人那样有闲暇专门从事宗教活动了。马克斯在写给堂哥瓦克劳的信中，工作问题占主要的位置。在这里，作者利用马克斯的信件很好地展示了波兰移民的心理变化，他认为，对于在欧美的波兰移民，工作是为他人工作，因此仅仅是一种附加的生存手段；他对工作本身并无兴趣，仅仅是出于工资的考虑；金钱才是他获得稳定生活的屏障。“有着工人心态的人，把雇佣或多或少地看成一种永久性状态，努力在自身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获得舒适快活，因为这种雇佣的生活是一种常态。而拥有农民心态的人，把雇佣工作视为一种临时性机会，把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降到最低限度，将所有的生活享受都推迟至工作结束的时候，因为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临时的，是不正常的。（50）起初，马克斯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农民，懂得节俭，把钱积蓄起来，时刻不忘回归故里，或许还想在家乡置购财产。而后，他动摇了，对回归故乡的问题犹豫不决，他尚未决定是否永久做工人，但它的消费方式已经是公认的了，只有工人才肯花六十美元买一块手表，并且最后决定将所有的钱花在教育上，去大学读书。作者托马斯和兹南尼基对波兰移民的工作心理进行了分析。
3. 拉克滋考斯基家庭
拉克滋考斯基的家庭信件展示了迁移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关注波兰移民在家庭中的“显要感”来源变化，以及在年幼时移居美国的两个孩子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价值观念的变化。
亚当在移民后，由于收入较高，逐渐超脱于家庭其他成员。受到个人主义风气的影响，他逐渐不再把帮助家庭视为自己的责任，并与他的姐妹相比有较高的地位。作者以这个实例，来说明各种经济条件对个性的丰富和发展的作用。“农民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不会通过他个人在经济上的进展获得很大的提高，除非他的家庭同时在在经济上获得进展。”（58）这种局限性随着传统的解体而部分消失，在新的社会组织中，经济上的发展是个人重要性的充分体验，金钱作为在家庭中显要感的价值也渗入了农民。同时，利他主义也从一种义务变成了一种个人人格的体现。
在波兰传统社区中，父母的权威存在于家庭的整体组织和社区的社会舆论中，而已婚的海伦娜发觉没有那种在波兰时的由强有力的家庭和社区联系所提供的支持，她很难控制自己的子女。个人同社区相分离，激发了个体主义个性的发展，削弱了初级群体的控制。在移民目标国，父母除非有个人优势，否则很难获得权威，而通常子女获得了更高的教育、能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在海伦娜的例子中还可以看出第一代移民与年轻的第二代移民之间的摩擦与磨合。海伦娜由于在中年时期才移居美国，波兰文化已经深深根植，而她在美国的生活和第二次婚姻中又获得了新的感情习惯，这使得旧文化与新文化在她身上共存，她的一些新特征，使孩子们感到陌生；另一方面，孩子们纯朴的心态也消失得异常快，异常彻底，一段时间之后，海伦娜从她旧的感性心态出发，发觉孩子们也变得陌生了。这个例子很好地表现了移民对家庭生活中代际关系的影响。
从海伦娜与妹妹的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海伦娜的第二任丈夫劝服海伦娜把孩子们接来美国，本质上出于农民的道德义务感。第一，他出于对上帝的虔诚的敬畏而善良地对待孩子，第二，他唯恐因亏待他人而招致谴责和非议。尽管他的生活已经与他的本国亲友、本国社区完全隔离，但他作为农民的道德义务感并未丧失，这是一个由移民或任何社区生活的解体所因为的危机未必会导致道德观念的崩溃的很好的例子。作者也探讨了其原因，作者认为或许是由于社会的评价并不是对农民唯一的约束，这种约束在不同程度上也同自我评价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
4.波尔考夫斯基家庭信件
波尔考夫斯基是城市居民，虽然波尔考夫斯基夫妇在华沙市或在近邻地区内有许多亲戚，但是亲友间休戚与共的观点已经相当淡薄，当他的妻子特奥菲拉发现自己陷入极端困境时，他的亲戚中没有一个人帮助她。“在城市中没有一种紧密的关系能取代在乡村和小城镇里看到的社区关系，城市中没有一点村庄里村民之间的那种持久的相互关系”，因此，社会舆论也就没有力量，缺少持续性和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变成纯粹的个人私事。尤其对于高文化层次的、移居别国、传统观念已经为现代观念淹没的男性，如果道义感缺乏社会舆论的支持，便不可能形成一种想帮助妻子的强烈冲动。“特奥菲拉是软弱的，因为她是孤立的”。
三，对“美国社会解体”的分析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作者以迈耶和米切尔斯基的家庭故事来说明美国社会结构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读过之后我最大的感触，是个人的幸福与大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想“独善其身”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会结构塑造了社会关系，在一个注重现代性、强调（物质）发展的社会中，家庭也不再是有缺陷的个体温暖的堡垒。从滕尼斯所说的礼俗社会发展到法理社会，社会人看待人际关系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大的转变；似乎在社会生活领域也存在着库恩所说的“范式”。这不禁令人思考，我们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是否具有本身的合理性？我们思考时的出发点，大的前提假设，是否真的无偏？
1. 迈耶家庭的故事
迈耶个人的残疾为社会结构所激化，最终导致偏常行为，这也说明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不管一个人身体残疾到什么地步，在农民的家庭经济生活中总会有他的一席之地，哪怕只是在父母外出时帮制卡男孩子，即使他完全不能工作……但他是家里合法的一员。他对家庭的依赖是一种简单而普通的社会事实，供养他的人不觉得为他牺牲了什么，他也没有丝毫的屈尊感。”然而，美国的社会环境是截然不同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已变成同其他利益相脱离的个人化的利益，大家庭的共同荣誉也无需再谈，从社区的角度来看，大家庭已不足以构成一个单位，因为其成员已经四处分散，每一个成员都有其自己的行为仿真，有不同的利益倾向，因此，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凝聚感，都不足以有十个人或婚姻群体去违背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去向那些残疾的亲戚们提供支持。”（108）残疾人除了慈善收养院之外是没有其他去处的，而在农民的传统意识中，收养院意味着贫穷，所以残疾人只要有一些自尊心，就不会去收养院，因此，作为一种反应，他可能会不再顾及一切准则，去乞讨或偷盗，形成一种消沉沮丧的心态，甚至导致自杀。“一个农妇智力上的缺陷不会把她迫入窘境，他的缺陷并不妨碍她获取与她的家庭地位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各种习性，而且大家听那个还可以帮助他把她得低位调整到与她的个人能力相适合，然而，在美国，是她所面对的新情形把她神智上的缺陷变成了一种导致经济道德败坏的原因。”（108）在美国他的精神异常不仅成为一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止他在没有社会帮制的情况下去建立一种新的、长久而又适应新环境的经济生活结构；而且，他所遇到的一切超出他早已习惯的传统秩序范围，使他更加无力把握他生活历程中波动起伏的情境，击碎了它身上所剩无几的正常习性，最终使它精神混乱、感情绝望，事实上濒于疯癫。
由此，我开始反思相比现代法理社会，传统的礼俗社会在保护个体、凝聚群体方面的优越性。农民的智慧与文化，是一个背景广阔的视野。一个农民，可能不懂外语、不懂电脑、不懂具体的技术，在革命年代，也不懂主义、启蒙、科学、民主等等；但是，很懂得包容、互助、血亲，很能担起一家人相互扶持的责任，很懂得建立在这些要素之上的生存、生活智慧与态度。
2. 米切尔斯基家庭故事
米切尔斯基家庭的例子显示了一种全新的成分通过国家干预被引入波兰移民的婚姻生活。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种成分不仅包括法院和警察行为，也包括美国的私人与半私人机构的活动。“在对数千个案例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我们没有发现一例因官方干预而得以巩固的婚姻关系。”（本书第112页）在迁出国，家庭和社区将婚姻置于社会控制之下，将婚姻视为一个单位，社会环境的作用不是要介入夫妻之间，把他们当做彼此分离的个人对他们的要求进行公断，而是在婚姻关系受到任何一方行为的威胁时去支持这种关系。与此相反，美国机构的干预意味着在夫妻之间进行仲裁，将双方正式或非正式地视为相互抗辩的当事人，认为在它们之间，就像在任何两个人之间一样，可以判处个公平来。“由于干预机构是官方的并且来自社区之外，这就强化了斗争的概念。”（113）。法律的结果，是女方倾向于夸大对男方的强制权的感受，是男方在家庭事务被公之于众后的恼凶成怒，这些都无益于婚姻问题的解决。
两位作者对法律之于婚姻影响的判断是发人深省的。法理社会中，法律和契约成为联结个体的纽带，当道德无法给出判定时，我们盼望有一个简单的、普遍使用的方法能斩断乱麻，我们呼吁制定和完善具有操作性的法理，哪怕法制越来越有浸入私人生活领域的倾向。“法治”没有错，我们要思考的是，法律是否在协调人际关系上具有我们猜测它会具有的能力。
在一件、两件事上，法律或许可以公正地使问题得到解决，如负心汉受到惩罚，委屈的妻子得到补偿，但长久以来它对于全社会关于婚姻的理解将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立足当下，如果我们对是否帮助扶起跌倒的老人进行立法，那么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等美德将从道德领域内的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变成人人在衡量和算计之后决定是否付诸行动的刚性行为。在“人情”的世界，法律在短时间内能解决的有限的问题，但长远看来，它确有一种使人的思维方式变冰冷、变僵硬的倾向。
四、美国波兰人社区
本书前三部分分别介绍了研究对象的背景和生活现状；波兰在欧美的移民与国内亲友、同在欧美的本族亲友的通信；美国社会现象。第四部分则聚焦于在美国的波兰移民的社区形态，展现移民群体如何在异乡“抱团儿”、互动，形成某种机制，在现实生活中互相协助。
1.互济公会
公会得以建立的首要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疾病、死亡及较为罕见的实业问题），成员之间能够互相帮助，公会是旧式波兰农民的社区团结与移民侨居地中兴起的个人主义的结果。一方面，波兰传统的团结互助思想仍在侨民区延续，新的社会环境也要求个人之间加强互助，共同承担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捐赠者变成了陌生人，这种互助关系缺乏传统社区中亲友间互助的必然性，也由于常常处于捐赠一方的富人同样希望自己的投入能够在自己危急时产生回报，因此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共同体。无疑，这种互助的形式，有助于波兰移民背井离乡的情况下解决危机，适应在异地的生活。互济公会这个由一定固定契约组成的合作组织，以理性形式的纽带，促进了波兰移民间情感上的支持。
2.教区
在侨居区地中建起的波兰人公会不仅把侨居地内散居的成员定期地聚在一起，因此积极地促进了社会交往，而且还成了社区中的社会机关，是产生各种倡议的源泉，也是实施所有计划的工具。公会通过组织舞会、聚餐等活动满足群体的娱乐兴趣，通过举办戏剧演出、邀请演讲、订购期刊来满足群体的求知兴趣，通过从建立时间较长的波兰人侨居地邀请神父主持宗教仪式来满足群体的宗教兴趣。（本书第124页）对新来者、采访者和旅行者来说，公会是一个信息中心：它把有关当地可以为波兰提供的各种机会的信息告诉新闻界。在同美国波兰人社会的各中心机构的往来关系中，它充当侨居地的代表，实际上，也同出于政治或社会目的而努力接近波兰社区的美国机构打交道。因此，所有为争取波兰基金和美国自由公债的游说活动都是由这些社团组织在小社区中进行的。小社区公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最终建立一个教区，通过建立教区，公会确保了侨居地长久的社会凝聚了，为自己活得了极高的威望和保障，但同时也放弃了它独享的领导地位。
一方面，教区的存在与其功用，展示给读者这些移民的波兰人不仅变成了美国人，而且变成了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美国人——美国波兰人。波兰人没有简单地“重复”他们在波兰的文化，而是将之加以改变，使之成为在美国环境下仍然可用的文化。尽管来自波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尽管他们头脑中的对原属国家的回忆并没有完全消失， 尽管他们在这里自发地发展起来的社会机制必定只能是旧有波兰原型的一个很不完善的仿制品，然而无论已经确立了何种新的信念和习惯性行为模式，新的社会条件在普遍性、数量性、稳固性和约束力方面，还是不足以完全取代或者湮没民族的传统。
但另一方面，不仅是在《教区》这一节，本书处处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区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仅仅是为了驻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这些外出上学的大学生，也是移民的一种。在异地，我们会参加高中同学会、老乡会，一方面是在寻求保护和一种身份认同，找寻熟悉的归属感；另一方面，通过互相交流学习和就业信息，推荐当地有名的家乡菜饭馆，旧相识相聚也是为了能更好地融入。移民聚居并不一定是与外界隔绝、构造本民小世界的表现，这样的观点未免片面和狭隘；它也是促进移民融入新生活的方式。正因如此，亲戚的照顾是我们从无所适从到独当一面的缓冲区间，本族人之间信息传递的弱关系纽带，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关于更生活化的方面，在异地的重逢，常常让人感到温暖和力量。
五．本书贡献
在出版当代，本书对美国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洞见。托马斯和兹南尼基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是他们把群体感带给了美国。“该书于1918年至1920年间分五卷出版，对美国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引言，第7页）。《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成就了作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大业，也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有人将这部著作视为定性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有学者称，《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是“反对扶手椅中的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范例”。
读完这本书，我的感触是，它不仅是关于移民的著作，也是一本关于现代性的著作，它对前工业时代与工业时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和人的心理进行了很好的分析与解读。在这部著作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力图描绘的是，经历了从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的都市生活这样的重大变迁的波兰农民，在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上的变化。但即使移民不去欧美，资本主义也会逐渐在波兰发展，农民仍会感受到传统社区的瓦解，和宗教聚集公众的能量的衰退。 跨入现代性的门槛，人总要面对面对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和冷冰冰的法理成为社会纽带等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只不过部分波兰农民直接跨越到了一个相对发达的资本社会，这个适应的过程缩短了。当然，这也可以被视作是一项跨文化研究，波兰移民毕竟从一个遵循传统价值的文化中步入资本主义文化盛行的文化氛围；而且，毕竟大部分国家文化发展至今，个体主义盛行的程度也没有超过美国，家庭、亲缘、人际和谐等传统价值仍被保存下来。难得的是，通过分析他们与本国亲属、与同在异乡的亲友的通信，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观念与仍在波兰的亲友的差异，随时间流逝这些移民价值观念的逐渐变化，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这些信件都是很宝贵的社会学研究资料。
对于本研究的的研究方法的学习十分重要。信件本身的内容不是重点，甚至分析出的结论也不必全部掌握，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两位作者的洞察力，以及从信件内容和收信人的变化看出写信人情感变化的本事。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传达了一种认识社会的视角，即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这实际上蕴含了一种群体动力学的观点：研究个体时，也要看群体网络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对群体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结构、关系与行为，缺乏任意一个，对个体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作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富有创见地提出，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为。重视个人状态和群体动态，重视中小型的自治组织，这一点对我们这个官本位的、中央集权的社会尤其有启发意义：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和其他社区纽带。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随着个体变化的“涌现”，群体自身亦在改变。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以及超越了核心家庭的、向外延伸的种种关系。
从研究问题角度来看，《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难能可贵的是，在移民被不加分辨地批判为“涉嫌犯罪、社会解体、激进主义”的进步时期，托马斯和兹南尼基不是从波兰或美国民族利益的立脚点而是从一种客观的社会学调查的立脚点去看待美国波兰人。“托马斯和兹南尼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2页） 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在欧洲和美国队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它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3页） 其研究对象既包含了从本地礼俗社会到美国城市法理社会的波兰农民，叙述了他们脱离传统社区保护和家庭紧密联系，移居异国的生活状况和心理过程；也包括了迁移到资本主义发展更蓬勃的美国城市的波兰城市居民，在他们经历了更加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影响，关于农业、财产、社区利益、家庭团结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作者认为，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农民来到匹兹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以这些情况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社会。
在研究方法上，托马斯和兹南尼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the life study method）,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2页） 或提供生活故事的文献资料。这项波兰农民研究称得上是利用信件和自传来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最杰出的例子了，研究者利用了在美国的波兰人与在波兰国内的波兰人之间的754份私人通信，以及一叫维斯津连斯基的年轻人应研究者的委托要求所写的长达311页自传，主要涉及这位年轻人早期在波兰国内的生活和来美国途中的经历。这754份私人通信是通过在一家美国出版的美籍波兰人杂志上刊登广告得到的，每封信根据质量分别用10美分到20美分的价钱买得；袁方 394。这些信件按照姓名分成50组进行分析，以帮助研究者探讨那种来自特定封建家庭文化的人整合到美国文化中所出现的问题。信件是一种描述时间或者描述人们对某种事物的个人感情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传入美国以后，引起了一场从20年代开始的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争论，而托马斯和兹纳尼茨基合写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以及由E.W.伯吉斯和帕克领导下的芝加哥学派，对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波兰农民的背景
托马斯和兹南尼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1880年至1910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
在波兰的传统社区中，宗教与社会舆论是维护道德的主要方式。基督教要求依照教义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加以干涉。通常，个人之见因为利益发生矛盾，神父则在肉体和心灵上拯救他们。尽管宗教的约束是没有强制力的，但不论如何，从长远来看忏悔削弱了坏习惯的力量。毕竟 “醉汉是只身作战或仅有少数几个朋友为盟，但在神父一边则是所有醉汉的家庭成员，不可思议的魔力，妻子儿女们（常常是很崇高）的祈祷和牺牲，教会的惩戒和排斥的权利，还有多数社区居民的意见……”（《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10页）
除了宗教，舆论，即使是无根据的带有诋毁和迷信色彩的“留言蜚语”也是一种道德纽带。由于家庭和邻居间关系的紧密和极少的居住地迁移，人们极关心他人的评价，因此当村庄的名字以“饮酒者增多”的标题出现在报纸上，酒馆老板就对这件事极认真，说“如果我的名字被登在报纸上，我的买卖就别做了。”
托马斯和兹南尼基认为传统的波兰社区生活是被“相互帮助”的家庭纽带联接在一起的，个人通过在家庭中的地位来感受相互之间所承担的义务。在波兰村庄中，对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像对社会方面的考虑那么重要。然而，市场的扩展和所谓的“进取心态”（climbing mentality）和“不断加强的个性”（growing assertion of the personality）使家庭发生变化，关于农业、财产、社区利益、家庭团结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和经济收入决定个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价值观。
二. 对农民的信件的分析
对农民信件的文本分析是本书的经典之处。波兰农民在迁入美国的过程中渐渐减少了与原来大家庭的联系，但是他们仍然通过书信与家乡保持着一种联络，并且通过书信体现了他们与国内的家人或家族之间的一种精神的或传统文化的联系。农民的信件是《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艺术的核心部分。本书包含来自五十个家庭的信件，这些信件既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家庭解体，也展示了在移民过程中家庭重建的情景。仅仅是这些信件的存在便可以表明移民们使他们的家庭成员团结在一起。作者认为，每封信都是一封致意信“bowing letter”,(25页)，是一种团结的表现。表示宗教性敬意的开头“感谢耶稣基督”表明迁出者与仍家庭处于同一个宗教团（religious community），落款的“向全体家庭成员致意”则对所有家庭成员传达了好意。团结作为波兰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使得波兰农民在移民初期能够很快地适应美国社会及其文化。虽然这种团结只是在感情上维系着与国内家人的联系，但是在移民之初，这对于他们在美国站稳脚跟与继续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其移民成员之间的互助与团结给这个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国度增添了一份新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其群体感带给了美国。
这四个家庭的信件，分别涉及了波兰移民的传统家庭解体、价值观冲突、子女教育问题和婚姻问题。事实上，信件本身的内容不是重点，分析出的结论也没必要是必须掌握的知识，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两位作者的洞察力，以及从信件内容和收信人的变化看出写信人情感变化的本事。
1.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的信件
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的一批信件，说明了由于传统家庭的解体而造成的紧张。父亲一心只想再娶，过不受约束的独立的生活，不愿考虑家族的利益，家庭的所有成员，包括在美国工作的，都卷入了这一难题。在这一家族中，身为长子的瓦乐利与他的父亲有分歧，与兄弟们也有分歧。他所代表的是古老家庭的团结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家庭应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父亲应该为这个整体谋求利益。尽管传统要求父亲应是家庭理念（familial ideas）的承载者，然而在因年高体弱，无法安排经济和一般家庭事务时，为了家庭的最大利益，放弃了对这些事务的控制权，事实上，他成了一个陌生人，只希望自己的生活不妨碍其他人。长子瓦乐利在争取不到遗产之后，希望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一致，那么至少在精神上尽可能紧密团结（本书第42页）。他代表着古老家庭的团结的原则。
2.马克维茨家庭的信件
马克维茨家庭的信件聚焦于两个儿子瓦克劳和马克斯，他们均已移民美国。瓦克劳变成了一位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在寄给家人的信中很久都没有提到宗教，他的父母担心，因为宗教信仰是最重要的46，但瓦克劳在给表哥的信里说过，自己是因为工作忙所以没有时间去教堂做礼拜，自己仍信奉者天主教（本书第49页），这也折射出工业生产对宗教的影响：人们已经不再像生活在传统社区中的人那样有闲暇专门从事宗教活动了。马克斯在写给堂哥瓦克劳的信中，工作问题占主要的位置。在这里，作者利用马克斯的信件很好地展示了波兰移民的心理变化，他认为，对于在欧美的波兰移民，工作是为他人工作，因此仅仅是一种附加的生存手段；他对工作本身并无兴趣，仅仅是出于工资的考虑；金钱才是他获得稳定生活的屏障。“有着工人心态的人，把雇佣或多或少地看成一种永久性状态，努力在自身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获得舒适快活，因为这种雇佣的生活是一种常态。而拥有农民心态的人，把雇佣工作视为一种临时性机会，把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降到最低限度，将所有的生活享受都推迟至工作结束的时候，因为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临时的，是不正常的。（50）起初，马克斯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农民，懂得节俭，把钱积蓄起来，时刻不忘回归故里，或许还想在家乡置购财产。而后，他动摇了，对回归故乡的问题犹豫不决，他尚未决定是否永久做工人，但它的消费方式已经是公认的了，只有工人才肯花六十美元买一块手表，并且最后决定将所有的钱花在教育上，去大学读书。作者托马斯和兹南尼基对波兰移民的工作心理进行了分析。
3. 拉克滋考斯基家庭
拉克滋考斯基的家庭信件展示了迁移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关注波兰移民在家庭中的“显要感”来源变化，以及在年幼时移居美国的两个孩子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价值观念的变化。
亚当在移民后，由于收入较高，逐渐超脱于家庭其他成员。受到个人主义风气的影响，他逐渐不再把帮助家庭视为自己的责任，并与他的姐妹相比有较高的地位。作者以这个实例，来说明各种经济条件对个性的丰富和发展的作用。“农民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不会通过他个人在经济上的进展获得很大的提高，除非他的家庭同时在在经济上获得进展。”（58）这种局限性随着传统的解体而部分消失，在新的社会组织中，经济上的发展是个人重要性的充分体验，金钱作为在家庭中显要感的价值也渗入了农民。同时，利他主义也从一种义务变成了一种个人人格的体现。
在波兰传统社区中，父母的权威存在于家庭的整体组织和社区的社会舆论中，而已婚的海伦娜发觉没有那种在波兰时的由强有力的家庭和社区联系所提供的支持，她很难控制自己的子女。个人同社区相分离，激发了个体主义个性的发展，削弱了初级群体的控制。在移民目标国，父母除非有个人优势，否则很难获得权威，而通常子女获得了更高的教育、能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在海伦娜的例子中还可以看出第一代移民与年轻的第二代移民之间的摩擦与磨合。海伦娜由于在中年时期才移居美国，波兰文化已经深深根植，而她在美国的生活和第二次婚姻中又获得了新的感情习惯，这使得旧文化与新文化在她身上共存，她的一些新特征，使孩子们感到陌生；另一方面，孩子们纯朴的心态也消失得异常快，异常彻底，一段时间之后，海伦娜从她旧的感性心态出发，发觉孩子们也变得陌生了。这个例子很好地表现了移民对家庭生活中代际关系的影响。
从海伦娜与妹妹的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海伦娜的第二任丈夫劝服海伦娜把孩子们接来美国，本质上出于农民的道德义务感。第一，他出于对上帝的虔诚的敬畏而善良地对待孩子，第二，他唯恐因亏待他人而招致谴责和非议。尽管他的生活已经与他的本国亲友、本国社区完全隔离，但他作为农民的道德义务感并未丧失，这是一个由移民或任何社区生活的解体所因为的危机未必会导致道德观念的崩溃的很好的例子。作者也探讨了其原因，作者认为或许是由于社会的评价并不是对农民唯一的约束，这种约束在不同程度上也同自我评价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
4.波尔考夫斯基家庭信件
波尔考夫斯基是城市居民，虽然波尔考夫斯基夫妇在华沙市或在近邻地区内有许多亲戚，但是亲友间休戚与共的观点已经相当淡薄，当他的妻子特奥菲拉发现自己陷入极端困境时，他的亲戚中没有一个人帮助她。“在城市中没有一种紧密的关系能取代在乡村和小城镇里看到的社区关系，城市中没有一点村庄里村民之间的那种持久的相互关系”，因此，社会舆论也就没有力量，缺少持续性和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变成纯粹的个人私事。尤其对于高文化层次的、移居别国、传统观念已经为现代观念淹没的男性，如果道义感缺乏社会舆论的支持，便不可能形成一种想帮助妻子的强烈冲动。“特奥菲拉是软弱的，因为她是孤立的”。
三，对“美国社会解体”的分析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作者以迈耶和米切尔斯基的家庭故事来说明美国社会结构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读过之后我最大的感触，是个人的幸福与大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想“独善其身”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会结构塑造了社会关系，在一个注重现代性、强调（物质）发展的社会中，家庭也不再是有缺陷的个体温暖的堡垒。从滕尼斯所说的礼俗社会发展到法理社会，社会人看待人际关系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大的转变；似乎在社会生活领域也存在着库恩所说的“范式”。这不禁令人思考，我们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是否具有本身的合理性？我们思考时的出发点，大的前提假设，是否真的无偏？
1. 迈耶家庭的故事
迈耶个人的残疾为社会结构所激化，最终导致偏常行为，这也说明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不管一个人身体残疾到什么地步，在农民的家庭经济生活中总会有他的一席之地，哪怕只是在父母外出时帮制卡男孩子，即使他完全不能工作……但他是家里合法的一员。他对家庭的依赖是一种简单而普通的社会事实，供养他的人不觉得为他牺牲了什么，他也没有丝毫的屈尊感。”然而，美国的社会环境是截然不同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已变成同其他利益相脱离的个人化的利益，大家庭的共同荣誉也无需再谈，从社区的角度来看，大家庭已不足以构成一个单位，因为其成员已经四处分散，每一个成员都有其自己的行为仿真，有不同的利益倾向，因此，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凝聚感，都不足以有十个人或婚姻群体去违背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去向那些残疾的亲戚们提供支持。”（108）残疾人除了慈善收养院之外是没有其他去处的，而在农民的传统意识中，收养院意味着贫穷，所以残疾人只要有一些自尊心，就不会去收养院，因此，作为一种反应，他可能会不再顾及一切准则，去乞讨或偷盗，形成一种消沉沮丧的心态，甚至导致自杀。“一个农妇智力上的缺陷不会把她迫入窘境，他的缺陷并不妨碍她获取与她的家庭地位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各种习性，而且大家听那个还可以帮助他把她得低位调整到与她的个人能力相适合，然而，在美国，是她所面对的新情形把她神智上的缺陷变成了一种导致经济道德败坏的原因。”（108）在美国他的精神异常不仅成为一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止他在没有社会帮制的情况下去建立一种新的、长久而又适应新环境的经济生活结构；而且，他所遇到的一切超出他早已习惯的传统秩序范围，使他更加无力把握他生活历程中波动起伏的情境，击碎了它身上所剩无几的正常习性，最终使它精神混乱、感情绝望，事实上濒于疯癫。
由此，我开始反思相比现代法理社会，传统的礼俗社会在保护个体、凝聚群体方面的优越性。农民的智慧与文化，是一个背景广阔的视野。一个农民，可能不懂外语、不懂电脑、不懂具体的技术，在革命年代，也不懂主义、启蒙、科学、民主等等；但是，很懂得包容、互助、血亲，很能担起一家人相互扶持的责任，很懂得建立在这些要素之上的生存、生活智慧与态度。
2. 米切尔斯基家庭故事
米切尔斯基家庭的例子显示了一种全新的成分通过国家干预被引入波兰移民的婚姻生活。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种成分不仅包括法院和警察行为，也包括美国的私人与半私人机构的活动。“在对数千个案例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我们没有发现一例因官方干预而得以巩固的婚姻关系。”（本书第112页）在迁出国，家庭和社区将婚姻置于社会控制之下，将婚姻视为一个单位，社会环境的作用不是要介入夫妻之间，把他们当做彼此分离的个人对他们的要求进行公断，而是在婚姻关系受到任何一方行为的威胁时去支持这种关系。与此相反，美国机构的干预意味着在夫妻之间进行仲裁，将双方正式或非正式地视为相互抗辩的当事人，认为在它们之间，就像在任何两个人之间一样，可以判处个公平来。“由于干预机构是官方的并且来自社区之外，这就强化了斗争的概念。”（113）。法律的结果，是女方倾向于夸大对男方的强制权的感受，是男方在家庭事务被公之于众后的恼凶成怒，这些都无益于婚姻问题的解决。
两位作者对法律之于婚姻影响的判断是发人深省的。法理社会中，法律和契约成为联结个体的纽带，当道德无法给出判定时，我们盼望有一个简单的、普遍使用的方法能斩断乱麻，我们呼吁制定和完善具有操作性的法理，哪怕法制越来越有浸入私人生活领域的倾向。“法治”没有错，我们要思考的是，法律是否在协调人际关系上具有我们猜测它会具有的能力。
在一件、两件事上，法律或许可以公正地使问题得到解决，如负心汉受到惩罚，委屈的妻子得到补偿，但长久以来它对于全社会关于婚姻的理解将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立足当下，如果我们对是否帮助扶起跌倒的老人进行立法，那么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等美德将从道德领域内的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变成人人在衡量和算计之后决定是否付诸行动的刚性行为。在“人情”的世界，法律在短时间内能解决的有限的问题，但长远看来，它确有一种使人的思维方式变冰冷、变僵硬的倾向。
四、美国波兰人社区
本书前三部分分别介绍了研究对象的背景和生活现状；波兰在欧美的移民与国内亲友、同在欧美的本族亲友的通信；美国社会现象。第四部分则聚焦于在美国的波兰移民的社区形态，展现移民群体如何在异乡“抱团儿”、互动，形成某种机制，在现实生活中互相协助。
1.互济公会
公会得以建立的首要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疾病、死亡及较为罕见的实业问题），成员之间能够互相帮助，公会是旧式波兰农民的社区团结与移民侨居地中兴起的个人主义的结果。一方面，波兰传统的团结互助思想仍在侨民区延续，新的社会环境也要求个人之间加强互助，共同承担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捐赠者变成了陌生人，这种互助关系缺乏传统社区中亲友间互助的必然性，也由于常常处于捐赠一方的富人同样希望自己的投入能够在自己危急时产生回报，因此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共同体。无疑，这种互助的形式，有助于波兰移民背井离乡的情况下解决危机，适应在异地的生活。互济公会这个由一定固定契约组成的合作组织，以理性形式的纽带，促进了波兰移民间情感上的支持。
2.教区
在侨居区地中建起的波兰人公会不仅把侨居地内散居的成员定期地聚在一起，因此积极地促进了社会交往，而且还成了社区中的社会机关，是产生各种倡议的源泉，也是实施所有计划的工具。公会通过组织舞会、聚餐等活动满足群体的娱乐兴趣，通过举办戏剧演出、邀请演讲、订购期刊来满足群体的求知兴趣，通过从建立时间较长的波兰人侨居地邀请神父主持宗教仪式来满足群体的宗教兴趣。（本书第124页）对新来者、采访者和旅行者来说，公会是一个信息中心：它把有关当地可以为波兰提供的各种机会的信息告诉新闻界。在同美国波兰人社会的各中心机构的往来关系中，它充当侨居地的代表，实际上，也同出于政治或社会目的而努力接近波兰社区的美国机构打交道。因此，所有为争取波兰基金和美国自由公债的游说活动都是由这些社团组织在小社区中进行的。小社区公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最终建立一个教区，通过建立教区，公会确保了侨居地长久的社会凝聚了，为自己活得了极高的威望和保障，但同时也放弃了它独享的领导地位。
一方面，教区的存在与其功用，展示给读者这些移民的波兰人不仅变成了美国人，而且变成了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美国人——美国波兰人。波兰人没有简单地“重复”他们在波兰的文化，而是将之加以改变，使之成为在美国环境下仍然可用的文化。尽管来自波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尽管他们头脑中的对原属国家的回忆并没有完全消失， 尽管他们在这里自发地发展起来的社会机制必定只能是旧有波兰原型的一个很不完善的仿制品，然而无论已经确立了何种新的信念和习惯性行为模式，新的社会条件在普遍性、数量性、稳固性和约束力方面，还是不足以完全取代或者湮没民族的传统。
但另一方面，不仅是在《教区》这一节，本书处处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区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仅仅是为了驻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这些外出上学的大学生，也是移民的一种。在异地，我们会参加高中同学会、老乡会，一方面是在寻求保护和一种身份认同，找寻熟悉的归属感；另一方面，通过互相交流学习和就业信息，推荐当地有名的家乡菜饭馆，旧相识相聚也是为了能更好地融入。移民聚居并不一定是与外界隔绝、构造本民小世界的表现，这样的观点未免片面和狭隘；它也是促进移民融入新生活的方式。正因如此，亲戚的照顾是我们从无所适从到独当一面的缓冲区间，本族人之间信息传递的弱关系纽带，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关于更生活化的方面，在异地的重逢，常常让人感到温暖和力量。
五．本书贡献
在出版当代，本书对美国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洞见。托马斯和兹南尼基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是他们把群体感带给了美国。“该书于1918年至1920年间分五卷出版，对美国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引言，第7页）。《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成就了作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大业，也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有人将这部著作视为定性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有学者称，《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是“反对扶手椅中的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范例”。
读完这本书，我的感触是，它不仅是关于移民的著作，也是一本关于现代性的著作，它对前工业时代与工业时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和人的心理进行了很好的分析与解读。在这部著作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力图描绘的是，经历了从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的都市生活这样的重大变迁的波兰农民，在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上的变化。但即使移民不去欧美，资本主义也会逐渐在波兰发展，农民仍会感受到传统社区的瓦解，和宗教聚集公众的能量的衰退。 跨入现代性的门槛，人总要面对面对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和冷冰冰的法理成为社会纽带等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只不过部分波兰农民直接跨越到了一个相对发达的资本社会，这个适应的过程缩短了。当然，这也可以被视作是一项跨文化研究，波兰移民毕竟从一个遵循传统价值的文化中步入资本主义文化盛行的文化氛围；而且，毕竟大部分国家文化发展至今，个体主义盛行的程度也没有超过美国，家庭、亲缘、人际和谐等传统价值仍被保存下来。难得的是，通过分析他们与本国亲属、与同在异乡的亲友的通信，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观念与仍在波兰的亲友的差异，随时间流逝这些移民价值观念的逐渐变化，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这些信件都是很宝贵的社会学研究资料。
对于本研究的的研究方法的学习十分重要。信件本身的内容不是重点，甚至分析出的结论也不必全部掌握，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两位作者的洞察力，以及从信件内容和收信人的变化看出写信人情感变化的本事。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传达了一种认识社会的视角，即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这实际上蕴含了一种群体动力学的观点：研究个体时，也要看群体网络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对群体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结构、关系与行为，缺乏任意一个，对个体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作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富有创见地提出，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为。重视个人状态和群体动态，重视中小型的自治组织，这一点对我们这个官本位的、中央集权的社会尤其有启发意义：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和其他社区纽带。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随着个体变化的“涌现”，群体自身亦在改变。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以及超越了核心家庭的、向外延伸的种种关系。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