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与原始积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读书报告
亚当·斯密与原始积累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读书报告
1、亚当·斯密笔下的资本积累：节俭的神话
作为被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管理学追认为开山鼻祖的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富论》尤其是其中“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已经为人所熟知，并用来证明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好处。如艾伯特·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一书中所言，“《国富论》的主要影响，在于为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作出了有力的经济辩护”。
斯密以一个扣针制造厂的内部分工为例，试图证明劳动生产力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工和专业化。《国富论》开门见山：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得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我们在后文中将会回到《国富论》的这个开场白，看看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分工”为什么成为了形而上学式的基础。不过，这只有在我们走出斯密的体系，以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角度去看时才能发现。
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中，斯密提到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带来的效果，就是把所有的产出分为了工资、利润和地租三部分：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得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
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
……利润与工资截然不同……利润完全收所投资本的价值的支配，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
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森林地带的树木，田野的草，大地上各种自然果实，在土地共有时代，只须出些力去采集的，现今除出力外，却须付出代价。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产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
在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中，斯密论述了在推动经济发展（即，推动分工更细化）的过程中资本所起的重要作用：
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预蓄的资财愈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细密，而分工越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个工人所担任的操作，既渐趋简单，便有各种新机械发明使操作更为简便迅捷。……一种行业分工越是细密，它的工人人数往往越是增加；更确切地说，使他们分工能够越来越细密的，就是他们人数的增加。
要这样大大改进劳动生产力，预蓄资财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蓄积，亦自然会导致这种改进。投资雇佣劳动的人，自然希望投资方法能够尽量产出最大量的产品。所以，对工人职务的分配，必努力期其适当；在能够发明或购买的限度内，他所备置的机械，必努力期其精良。但在这两方面，他的能力怎样，往往要看他能有多少资财，看他能雇多少工人。所以，在每一国家里，不仅产业的数量随着举办产业的资财的增加而增加，而且，由于资财增加的结果，同量产业所能生产的产品亦会大增。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同样摘录了这两段。不过，他在之后的简短评语中写道：“……对人的漠不关心。斯密的二十张彩票。”斯密关心生产的产量，怎么能说他对人漠不关心呢？斯密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在后文中将会更清楚地看到。
在第二篇第三章“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中，斯密用轻松明快的笔调描述了资本的由来：
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下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亦可以有利息地借给别人，使其能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的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这个逻辑清晰的描述似乎在一百多年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了回应：笃信新教伦理的人把赚来的钱节省下来用于拓展业务和细化分工，这种伟大的克己精神终于造就了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的“理性的铁笼”。
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看做是斯密版本的资本神话。神话一般都是简单易懂的。比如，关于资本的来源，还有一些更离奇的神话，如亨利·乔治的节省果子的野蛮人，威廉·罗雪尔的节省海鱼的渔夫。
2、“原始积累”和在原始阶段的积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田园诗
然而，或许连斯密本人也不太相信节俭的奇迹。就在上面所引用的那段浅显简单的文字的前几页，斯密这样写道：
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不仅是大地主和富商，就连普通工人，在工资丰厚的场合，也常雇佣个把家仆，看回木偶戏。这样，他就拿一部分收入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并且，他也许要纳一些税。这时，他所维持的那些人，虽然尊贵得多，但同样是不生产的。……劳动者在未作工获得工资以前，要想用一部分工资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是决不可能的。而且，那部分工资往往不多。这只是他节省下来的收入；就生产性劳动者的情况说，无论怎样，也节省不了许多，不过，他们总是有一些。……地租和利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所依赖的主要资源。这二种收入，最容易节省。
所以，节省的作用是有限的。光靠节省不能省出足够用来雇佣他人劳动的资本，况且他们会用于其它消费或者交税。那么，大量的资本到底是怎么来的？允许这“工资-利润-地租”三位一体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怎么来的？对此，忽略下层社会历史的斯密没有办法、或不愿意给出解释，毕竟，在资本起源的说法上一个小小的矛盾，并不会妨碍他对于产生了经济大发展的商业社会的礼赞。
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以这样的方式自问自答：
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在这著名的一章中，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通过使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原始积累的本质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以这种分离为前提的：
……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这一“前史”是如何进行的？马克思作了如下的概述：
……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在这里，马克思区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兴起和已经发展成熟这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特点是国家权力的运用，也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的“前史”；后一时期的特点则是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而造成的“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指出，原始积累的过程具有双重的、自我加强的效应，它不仅产生了劳动力自由买卖的市场（对此，当代的“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认为，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从来就只是个程度的问题，甚至，古代与现代的区别只是劳动力出卖的时间是以一辈子为期，如古代奴隶，还是以一年或一个小时为期，如现代雇佣劳动者），还产生了对于产品的需求市场：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变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
原始积累的进程中，国家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几乎无所不在，暴力成了最重要的工具，马克思列举了一系列的历史事实：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
总之，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这段强有力的控诉之后，马克思仍觉得不够彻底，于是继续引用托·约·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一段话：
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原始积累与通常所谓的“第一桶金”也不是同一回事。第一桶金可以恰当地称为“在原始阶段的积累”，并且，这里通常倒是很有些田园诗的味道。比尔·盖茨的第一桶金甚至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依靠他母亲和电脑巨头IBM的关系获得了软件订单；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第一桶金也是在“赶英超美”和“解放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口号下不知不觉地完成的。然而他们只不过是得益于前人栽树罢了。没有19世纪（至今！）大量美国土著人的被杀害，这个从洛克菲勒到亨利·福特再到比尔·盖茨的传奇故事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没有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殖民者既破坏农村又建设城市，中国就依然在伊懋可所谓的“高水平均衡的陷阱”里徘徊。
如果说斯密的经验描述和理论分析自相矛盾，因而未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资本起源之谜，反倒制造了这样一个谜团，那么，借助于马克思对于真实历史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初步看清迷雾背后的真相了。不过，这里仍然有两个问题：比马克思早半个多世纪的斯密果然没有看到这些历史事实吗？原始积累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前史”吗？
3、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始积累的美容师和宣传家
迈克尔·佩罗曼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一书中，通过仔细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詹姆斯·史都华，亚当·斯密，本杰明·富兰克林，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约翰·雷）和当时政治管理者的文本，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原始积累在当今世界中的体现。
如果说“原始积累”意味着强制把人们与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分离，佩罗曼指出：
原始积累不能被归结到前资本主义的过去，或者封建社会突然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假想时刻。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
这个过程在今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佩罗曼给出了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
……人们被塞进城市中拥挤狭窄的住处，连洗衣服的地方也没有。结果，他们开始依赖洗衣店。尽管诸如洗衣店等家用电器的普遍应用，本该使多种形式的自给自足更加简单。同样地，保罗·斯威齐这样解释日本出现大型娱乐场所的原因：这部分是由于人们被迫住进狭窄的小公寓，无法在家中进行社交活动。
……购买此种服务的需要，迫使人们出卖更多的劳动。
这一过程可以自我循环。要满足自己的某些需求越来越难，所以人们不得不去挣越来越多的钱。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做其他工作的时间就减少了，家庭把更多的家务劳动转给商业部门。托儿所的出现就是这一进程的明显后果。此外，在同一天里既要工作，又要做各种家庭琐事，这很有难度。于是，快餐业出现了。
……现在我们只需记住当代的例子：那些曾经是家庭本身可以制造的东西、服务，现已成为商业公司出售的商品了。
至少，从某种角度来讲，这种新安排，与家庭对这些物品、服务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有关。从形式上说，失去对洗衣服地方的所有权，与失去一家人曾经耕种过的土地的所有权是一样的。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被剥夺了对特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会在雇佣劳动和非雇佣劳动的组合中引起变化。
事实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早就被除了英格兰之外的十七世纪所有其他经济发达的区域（如：中国长江三角洲，印度古吉拉特邦，日本关东平原等）所证实，以至于在英格兰异军突起的那场工业革命被近来的一些学者（如彭慕兰）视为是“大分流”。佩罗曼援引了几个例子：
至少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工人无论在工厂做工，还是为自己做工，都差不多，用的技术也基本一样。
……即使在某些地方，雇佣劳动的工资比自给自足的农民收入多得多，传统产业工人仍然拒绝成为雇佣劳动力。
……事实上，传统产业并不像许多作家们描绘的那样低效率。……即使在现代市场社会，自给自足也是有效的。……自给自足的优势，部分在于它不必运输和推销农产品。
……当这场造就无产阶级的斗争（指圈地运动）加剧时，工人们日益丧失了自给自足的能力。（来到英国的）外国游客对这一进程的最终后果感到惊讶。他们注意到：“成千上万的英国工人都没有一小块哪怕在他们失业后没有收入时能让他们种点食物的土地。”
工业革命时期英格兰的情况则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
要获得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是一回事，而要获得足够具有适当技能的合格劳动者又是另一回事。20世纪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也是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所有的劳动者都必须学会如何用一种与工业相适应的方式去工作，也就是说，用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生产中的季节性波动，或者说完全不同于独立手工业者对于他经营的小块土地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方式去工作，与工业相适应的方式就是每日不断、有规律的工作节奏。劳动者还得学会对于金钱刺激作出敏锐的反应。在那时，英国的雇主就像现在南非雇主那样经常抱怨劳动者的“懒惰”，或者抱怨他们的雇工有下述倾向，即挣够了按惯例能过一周生活的工资，就歇手不干。这些问题在严格的劳动纪律中得到解决（罚款和使法律偏向雇主一边的《主仆法》等等），但首先采用的方法，却是尽可能压低劳动工资，使得他必须持续做满一周的工作，以便挣得最低限度的收入。工厂中的劳动纪律问题更显迫切，在这里，人们经常发现，雇主更加习惯于雇用听话的（也比较廉价的）妇女和儿童……除了劳动力供给的问题之外，资本供应的问题不大。
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小农经济的顽强抵抗，佩罗曼转引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例子：
世界银行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撰写的报告写道：“用增加商品作物或增加生计作物种类的方法，来改进传统农业，其前景很难评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生计农业的特点是它的高产。自然的慷慨使农民可以用比较少的努力，生产出足够自用的农产品。……除非有相当多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因为新的消费需求的发展，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则，生产传统食物相对容易这一事实，就可能阻挠对新作物的种植实验。”
因此，原始积累在斯密及其以后的时代，仍然是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在《国富论》中，斯密正是用分工的形而上学迷雾掩盖了原始积累的残酷事实。佩罗曼的阅读建议是：
我们可以将《国富论》看做两本不同的书：一本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的著作；另一本则是经济管理者们的手册。……若从后往前看《国富论》，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本有关实际管理的书。而那本有关意识形态的著作，则是从第一页开始一直往后，并逐渐融入那本政治管理的书中。
分工正是《国富论》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属于“意识形态”的部分。正如熊彼特注意到的，“在亚当·斯密之前、之后，都没有人这样重视过劳动分工理论。”但是，斯密只看到了劳动在一个工厂内部的职业分工，而没有看到劳动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分工，正是这一点使斯密忽视了原始积累。佩罗曼指出：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常用劳动分工的效率，来证明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斯密考虑劳动分工的时候，总是强调“排他性”，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一个工厂内的工作安排。与斯密不同的是，马克思提议，我们也应该审视一下工厂与家庭之间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劳动的社会分工。……虽然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关注劳动的社会分工，他们的理论对于分析原始积累的强制性一面，却没有丝毫帮助，因为这一学派觉得，经济是通过自愿的契约进行自我配置的。
……斯密不能进一步正视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他只能够走到物物交换——甚至简单商品生产——那一步。但是，到雇佣劳动的飞跃，就远在他的理解能力之外了。
……斯密之所以经常陷入混乱，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弄清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在小商品生产中，人们自愿地生产，是为了到市场上去出售而获得利润。而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雇佣工人来为工资工作。……在解释小商品生产的进化时，他说劳动分工是从没有资本的粗陋状态中自然发展而来的。但是，在另外一个理论中，资本成了主要的动力。
当然，斯密没有注意到这一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也并非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虽然他显然不如史都华更加敏锐和犀利，但在斯密写作的年代，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仍然占有不小的份额，并且，工业革命的关键发明——瓦特的改良蒸汽机也只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发明的，而《国富论》则出版于1776年。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
18世纪大部分的工业发展并没有立即，或者说并没有在不远的将来导致工业革命，即导致一个机械化“工厂制度”的产生。……例如建筑贸易，以及在英国中部和约克郡（Yorkshire）无数生产家用金属制品——钉子、铁锅、刀具、剪刀等等——的小规模行业，在这一时期显得蓬勃发展，但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总是现存的市场。在1850年，它们所生产的商品远多于1750年，但生产方式本质上还是旧式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原始积累的美容师，在斯密的笔下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佩罗曼指出：
为什么世人对史都华成就会如此沉默呢？一部分原因是史都华选择的阶级立场与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亚当·斯密嘲笑贵族的虚饰，赞美节俭。史都华跟斯密不一样，他认为贵族是将来领导阶级的合适人选。……
史都华不是那种把理论建筑在虚幻的社会契约上的人。相反，他很坦率地写出了资本主义的残酷本质，找出了迫使工人为别人创造剩余价值的真正力量，其中一个主要力量就是家庭自给自足经济的瓦解。
……史都华的思想会令现代读者震惊，斯密看上去则比较温和。
……斯密在生活中的行为也并非不与自己的理论相矛盾。难道他没有感到，作为一个守护自由贸易的圣人，从贵族受众接受年金或者当海关官员领取薪俸是一种讽刺吗？难道他寻求在东印度公司委员会供职时，没有感到一丝虚伪吗？
与佩罗曼一样，赫希曼也称赞了亚当·斯密过人的修辞本领，不过这次的比较对象是名声不佳的曼德维尔，他指出：
……斯密《国富论》中的论述，完全集中于那些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贪财或贪婪的欲望，成功地回应了曼德维尔的思想。……斯密能够在提出合适的、有说服力的命题方面迈出巨大的一步：他用诸如“好处”或“利益”之类的温和术语代替“欲望”或“罪恶”，从而钝化了曼德维尔那令人震惊的悖论的刀口。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第一部分我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斯密关心的是什么？
如同其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斯密关心的核心议题不是经济发展，更不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即使《国富论》在谈到分工对于人性所具有的破坏性作用的时候，斯密在那个今天一再被引用的段落中，最终关心的仍然是国家的安危：
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这样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其结果，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作适当的判断。至于国家的重大和广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认不了的。除非费一番非常大的力量，教他在战时如何捍卫国家，否则无法做到。他的无变化生活的单调性质，自然把他精神上的勇气销毁了，使他看不惯兵士们的不规则、不确定和冒险的生活。……这样看来，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但是，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
不管是对于见到资本主义破坏上帝之爱、神圣秩序的右派保守主义者，还是对于见到资本主义破坏人间之爱、社会公正的左派激进主义者，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和老板或资本主义的宣传者自由主义者都是一些目光短浅的家伙，如果不说他们是自私自利的话。亚当·斯密与原始积累的故事，主要从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
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艾伯特·奥·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人民出版社，199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
沃勒斯坦：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载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新星出版社，2005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帕特里夏·沃哈恩：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读书报告
1、亚当·斯密笔下的资本积累：节俭的神话
作为被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管理学追认为开山鼻祖的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富论》尤其是其中“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已经为人所熟知，并用来证明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好处。如艾伯特·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一书中所言，“《国富论》的主要影响，在于为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作出了有力的经济辩护”。
斯密以一个扣针制造厂的内部分工为例，试图证明劳动生产力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工和专业化。《国富论》开门见山：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得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我们在后文中将会回到《国富论》的这个开场白，看看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分工”为什么成为了形而上学式的基础。不过，这只有在我们走出斯密的体系，以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角度去看时才能发现。
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中，斯密提到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带来的效果，就是把所有的产出分为了工资、利润和地租三部分：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得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
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
……利润与工资截然不同……利润完全收所投资本的价值的支配，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
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森林地带的树木，田野的草，大地上各种自然果实，在土地共有时代，只须出些力去采集的，现今除出力外，却须付出代价。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产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
在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中，斯密论述了在推动经济发展（即，推动分工更细化）的过程中资本所起的重要作用：
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预蓄的资财愈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细密，而分工越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个工人所担任的操作，既渐趋简单，便有各种新机械发明使操作更为简便迅捷。……一种行业分工越是细密，它的工人人数往往越是增加；更确切地说，使他们分工能够越来越细密的，就是他们人数的增加。
要这样大大改进劳动生产力，预蓄资财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蓄积，亦自然会导致这种改进。投资雇佣劳动的人，自然希望投资方法能够尽量产出最大量的产品。所以，对工人职务的分配，必努力期其适当；在能够发明或购买的限度内，他所备置的机械，必努力期其精良。但在这两方面，他的能力怎样，往往要看他能有多少资财，看他能雇多少工人。所以，在每一国家里，不仅产业的数量随着举办产业的资财的增加而增加，而且，由于资财增加的结果，同量产业所能生产的产品亦会大增。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同样摘录了这两段。不过，他在之后的简短评语中写道：“……对人的漠不关心。斯密的二十张彩票。”斯密关心生产的产量，怎么能说他对人漠不关心呢？斯密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在后文中将会更清楚地看到。
在第二篇第三章“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中，斯密用轻松明快的笔调描述了资本的由来：
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下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亦可以有利息地借给别人，使其能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的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这个逻辑清晰的描述似乎在一百多年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了回应：笃信新教伦理的人把赚来的钱节省下来用于拓展业务和细化分工，这种伟大的克己精神终于造就了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的“理性的铁笼”。
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看做是斯密版本的资本神话。神话一般都是简单易懂的。比如，关于资本的来源，还有一些更离奇的神话，如亨利·乔治的节省果子的野蛮人，威廉·罗雪尔的节省海鱼的渔夫。
2、“原始积累”和在原始阶段的积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田园诗
然而，或许连斯密本人也不太相信节俭的奇迹。就在上面所引用的那段浅显简单的文字的前几页，斯密这样写道：
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不仅是大地主和富商，就连普通工人，在工资丰厚的场合，也常雇佣个把家仆，看回木偶戏。这样，他就拿一部分收入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并且，他也许要纳一些税。这时，他所维持的那些人，虽然尊贵得多，但同样是不生产的。……劳动者在未作工获得工资以前，要想用一部分工资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是决不可能的。而且，那部分工资往往不多。这只是他节省下来的收入；就生产性劳动者的情况说，无论怎样，也节省不了许多，不过，他们总是有一些。……地租和利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所依赖的主要资源。这二种收入，最容易节省。
所以，节省的作用是有限的。光靠节省不能省出足够用来雇佣他人劳动的资本，况且他们会用于其它消费或者交税。那么，大量的资本到底是怎么来的？允许这“工资-利润-地租”三位一体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怎么来的？对此，忽略下层社会历史的斯密没有办法、或不愿意给出解释，毕竟，在资本起源的说法上一个小小的矛盾，并不会妨碍他对于产生了经济大发展的商业社会的礼赞。
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以这样的方式自问自答：
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在这著名的一章中，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通过使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原始积累的本质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以这种分离为前提的：
……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这一“前史”是如何进行的？马克思作了如下的概述：
……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在这里，马克思区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兴起和已经发展成熟这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特点是国家权力的运用，也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的“前史”；后一时期的特点则是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而造成的“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指出，原始积累的过程具有双重的、自我加强的效应，它不仅产生了劳动力自由买卖的市场（对此，当代的“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认为，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从来就只是个程度的问题，甚至，古代与现代的区别只是劳动力出卖的时间是以一辈子为期，如古代奴隶，还是以一年或一个小时为期，如现代雇佣劳动者），还产生了对于产品的需求市场：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变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
原始积累的进程中，国家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几乎无所不在，暴力成了最重要的工具，马克思列举了一系列的历史事实：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
总之，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这段强有力的控诉之后，马克思仍觉得不够彻底，于是继续引用托·约·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一段话：
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原始积累与通常所谓的“第一桶金”也不是同一回事。第一桶金可以恰当地称为“在原始阶段的积累”，并且，这里通常倒是很有些田园诗的味道。比尔·盖茨的第一桶金甚至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依靠他母亲和电脑巨头IBM的关系获得了软件订单；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第一桶金也是在“赶英超美”和“解放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口号下不知不觉地完成的。然而他们只不过是得益于前人栽树罢了。没有19世纪（至今！）大量美国土著人的被杀害，这个从洛克菲勒到亨利·福特再到比尔·盖茨的传奇故事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没有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殖民者既破坏农村又建设城市，中国就依然在伊懋可所谓的“高水平均衡的陷阱”里徘徊。
如果说斯密的经验描述和理论分析自相矛盾，因而未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资本起源之谜，反倒制造了这样一个谜团，那么，借助于马克思对于真实历史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初步看清迷雾背后的真相了。不过，这里仍然有两个问题：比马克思早半个多世纪的斯密果然没有看到这些历史事实吗？原始积累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前史”吗？
3、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始积累的美容师和宣传家
迈克尔·佩罗曼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一书中，通过仔细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詹姆斯·史都华，亚当·斯密，本杰明·富兰克林，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约翰·雷）和当时政治管理者的文本，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原始积累在当今世界中的体现。
如果说“原始积累”意味着强制把人们与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分离，佩罗曼指出：
原始积累不能被归结到前资本主义的过去，或者封建社会突然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假想时刻。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
这个过程在今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佩罗曼给出了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
……人们被塞进城市中拥挤狭窄的住处，连洗衣服的地方也没有。结果，他们开始依赖洗衣店。尽管诸如洗衣店等家用电器的普遍应用，本该使多种形式的自给自足更加简单。同样地，保罗·斯威齐这样解释日本出现大型娱乐场所的原因：这部分是由于人们被迫住进狭窄的小公寓，无法在家中进行社交活动。
……购买此种服务的需要，迫使人们出卖更多的劳动。
这一过程可以自我循环。要满足自己的某些需求越来越难，所以人们不得不去挣越来越多的钱。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做其他工作的时间就减少了，家庭把更多的家务劳动转给商业部门。托儿所的出现就是这一进程的明显后果。此外，在同一天里既要工作，又要做各种家庭琐事，这很有难度。于是，快餐业出现了。
……现在我们只需记住当代的例子：那些曾经是家庭本身可以制造的东西、服务，现已成为商业公司出售的商品了。
至少，从某种角度来讲，这种新安排，与家庭对这些物品、服务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有关。从形式上说，失去对洗衣服地方的所有权，与失去一家人曾经耕种过的土地的所有权是一样的。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被剥夺了对特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会在雇佣劳动和非雇佣劳动的组合中引起变化。
事实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早就被除了英格兰之外的十七世纪所有其他经济发达的区域（如：中国长江三角洲，印度古吉拉特邦，日本关东平原等）所证实，以至于在英格兰异军突起的那场工业革命被近来的一些学者（如彭慕兰）视为是“大分流”。佩罗曼援引了几个例子：
至少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工人无论在工厂做工，还是为自己做工，都差不多，用的技术也基本一样。
……即使在某些地方，雇佣劳动的工资比自给自足的农民收入多得多，传统产业工人仍然拒绝成为雇佣劳动力。
……事实上，传统产业并不像许多作家们描绘的那样低效率。……即使在现代市场社会，自给自足也是有效的。……自给自足的优势，部分在于它不必运输和推销农产品。
……当这场造就无产阶级的斗争（指圈地运动）加剧时，工人们日益丧失了自给自足的能力。（来到英国的）外国游客对这一进程的最终后果感到惊讶。他们注意到：“成千上万的英国工人都没有一小块哪怕在他们失业后没有收入时能让他们种点食物的土地。”
工业革命时期英格兰的情况则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
要获得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是一回事，而要获得足够具有适当技能的合格劳动者又是另一回事。20世纪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也是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所有的劳动者都必须学会如何用一种与工业相适应的方式去工作，也就是说，用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生产中的季节性波动，或者说完全不同于独立手工业者对于他经营的小块土地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方式去工作，与工业相适应的方式就是每日不断、有规律的工作节奏。劳动者还得学会对于金钱刺激作出敏锐的反应。在那时，英国的雇主就像现在南非雇主那样经常抱怨劳动者的“懒惰”，或者抱怨他们的雇工有下述倾向，即挣够了按惯例能过一周生活的工资，就歇手不干。这些问题在严格的劳动纪律中得到解决（罚款和使法律偏向雇主一边的《主仆法》等等），但首先采用的方法，却是尽可能压低劳动工资，使得他必须持续做满一周的工作，以便挣得最低限度的收入。工厂中的劳动纪律问题更显迫切，在这里，人们经常发现，雇主更加习惯于雇用听话的（也比较廉价的）妇女和儿童……除了劳动力供给的问题之外，资本供应的问题不大。
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小农经济的顽强抵抗，佩罗曼转引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例子：
世界银行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撰写的报告写道：“用增加商品作物或增加生计作物种类的方法，来改进传统农业，其前景很难评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生计农业的特点是它的高产。自然的慷慨使农民可以用比较少的努力，生产出足够自用的农产品。……除非有相当多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因为新的消费需求的发展，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则，生产传统食物相对容易这一事实，就可能阻挠对新作物的种植实验。”
因此，原始积累在斯密及其以后的时代，仍然是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在《国富论》中，斯密正是用分工的形而上学迷雾掩盖了原始积累的残酷事实。佩罗曼的阅读建议是：
我们可以将《国富论》看做两本不同的书：一本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的著作；另一本则是经济管理者们的手册。……若从后往前看《国富论》，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本有关实际管理的书。而那本有关意识形态的著作，则是从第一页开始一直往后，并逐渐融入那本政治管理的书中。
分工正是《国富论》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属于“意识形态”的部分。正如熊彼特注意到的，“在亚当·斯密之前、之后，都没有人这样重视过劳动分工理论。”但是，斯密只看到了劳动在一个工厂内部的职业分工，而没有看到劳动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分工，正是这一点使斯密忽视了原始积累。佩罗曼指出：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常用劳动分工的效率，来证明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斯密考虑劳动分工的时候，总是强调“排他性”，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一个工厂内的工作安排。与斯密不同的是，马克思提议，我们也应该审视一下工厂与家庭之间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劳动的社会分工。……虽然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关注劳动的社会分工，他们的理论对于分析原始积累的强制性一面，却没有丝毫帮助，因为这一学派觉得，经济是通过自愿的契约进行自我配置的。
……斯密不能进一步正视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他只能够走到物物交换——甚至简单商品生产——那一步。但是，到雇佣劳动的飞跃，就远在他的理解能力之外了。
……斯密之所以经常陷入混乱，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弄清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在小商品生产中，人们自愿地生产，是为了到市场上去出售而获得利润。而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雇佣工人来为工资工作。……在解释小商品生产的进化时，他说劳动分工是从没有资本的粗陋状态中自然发展而来的。但是，在另外一个理论中，资本成了主要的动力。
当然，斯密没有注意到这一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也并非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虽然他显然不如史都华更加敏锐和犀利，但在斯密写作的年代，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仍然占有不小的份额，并且，工业革命的关键发明——瓦特的改良蒸汽机也只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发明的，而《国富论》则出版于1776年。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
18世纪大部分的工业发展并没有立即，或者说并没有在不远的将来导致工业革命，即导致一个机械化“工厂制度”的产生。……例如建筑贸易，以及在英国中部和约克郡（Yorkshire）无数生产家用金属制品——钉子、铁锅、刀具、剪刀等等——的小规模行业，在这一时期显得蓬勃发展，但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总是现存的市场。在1850年，它们所生产的商品远多于1750年，但生产方式本质上还是旧式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原始积累的美容师，在斯密的笔下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佩罗曼指出：
为什么世人对史都华成就会如此沉默呢？一部分原因是史都华选择的阶级立场与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亚当·斯密嘲笑贵族的虚饰，赞美节俭。史都华跟斯密不一样，他认为贵族是将来领导阶级的合适人选。……
史都华不是那种把理论建筑在虚幻的社会契约上的人。相反，他很坦率地写出了资本主义的残酷本质，找出了迫使工人为别人创造剩余价值的真正力量，其中一个主要力量就是家庭自给自足经济的瓦解。
……史都华的思想会令现代读者震惊，斯密看上去则比较温和。
……斯密在生活中的行为也并非不与自己的理论相矛盾。难道他没有感到，作为一个守护自由贸易的圣人，从贵族受众接受年金或者当海关官员领取薪俸是一种讽刺吗？难道他寻求在东印度公司委员会供职时，没有感到一丝虚伪吗？
与佩罗曼一样，赫希曼也称赞了亚当·斯密过人的修辞本领，不过这次的比较对象是名声不佳的曼德维尔，他指出：
……斯密《国富论》中的论述，完全集中于那些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贪财或贪婪的欲望，成功地回应了曼德维尔的思想。……斯密能够在提出合适的、有说服力的命题方面迈出巨大的一步：他用诸如“好处”或“利益”之类的温和术语代替“欲望”或“罪恶”，从而钝化了曼德维尔那令人震惊的悖论的刀口。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第一部分我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斯密关心的是什么？
如同其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斯密关心的核心议题不是经济发展，更不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即使《国富论》在谈到分工对于人性所具有的破坏性作用的时候，斯密在那个今天一再被引用的段落中，最终关心的仍然是国家的安危：
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这样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其结果，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作适当的判断。至于国家的重大和广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认不了的。除非费一番非常大的力量，教他在战时如何捍卫国家，否则无法做到。他的无变化生活的单调性质，自然把他精神上的勇气销毁了，使他看不惯兵士们的不规则、不确定和冒险的生活。……这样看来，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但是，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
不管是对于见到资本主义破坏上帝之爱、神圣秩序的右派保守主义者，还是对于见到资本主义破坏人间之爱、社会公正的左派激进主义者，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和老板或资本主义的宣传者自由主义者都是一些目光短浅的家伙，如果不说他们是自私自利的话。亚当·斯密与原始积累的故事，主要从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
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艾伯特·奥·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人民出版社，199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
沃勒斯坦：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载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新星出版社，2005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帕特里夏·沃哈恩：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