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诵《书目答问》，感

      应该是受到鲁迅影响，曾经有一段时间遍地搜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好象是之前的版本奇贵，似是拍品，如鲁迅先生所说是早成了国粹之类，我当然买不起；建国后的版本也大抵是五六十年代的，搜求同样不便。倒是《书目答问》，搜求便当许多。这“便当”二字，也是鲁迅先生择选版本时的手段之一，不求珍本、秘本，但求“便当”。我现在手边所用，就是一九九八年三联版《书目答问二种》，朱维铮校。内有《书目答问》张之洞原著和范希曾补注，成一书；又有一种《《輶轩语》。倘若不是自以为是，考虑到时代的隔膜和当下学者与清儒在知识结构上的差异，这部当时被认为治学门径的入门书，现在很可能对多数人来说远非门径那样简单。深刻理解鲁迅精神内核的关键点，似乎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其与清儒家法之间的某种隐秘精神关联，这些关联很多时候是正题反做，容易让人忽略。今人治国学，恐怕门径到并不是这一部书目，至少先应精读《易经》、《尚书》、《春秋》（如果要真正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变的契机，恐怕更应该在原典意义上分别精读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诸子著作（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应该是必读的）、前四史外加一部《文选》，由此再可读一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有次大概，再进而翻熟《书目答问》或《四库提要》之类，恐怕也算是对国学根底有些了然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