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怎样评析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是用英雄双韵体来写的，诗行由十个轻重双间的音节组成，每两行押一韵，下两行再押另一韵，整体上诗歌就能达到朗朗上口和流韵绕梁的效果。这种英雄双韵体经过范守义和黄杲炘的汉语“双行韵”的转译，在形式和韵调上就取得了对接自然的效果。不管是用国语还是用粤语来读，都会觉得很有韵味。尤其是诗体翻译，更加符合原文。这是阅读《坎特伯雷故事》在形式和语调上的体会。

在美学意义上，启发最深的来自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他着重分析了赎罪券商和巴思妇人故事所体现的反讽和宏大意识。尽管很多人多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角度来评析巴思妇人的故事和内涵，或者从揭示阶级斗争的层面来分析赎罪券商的两面性，但是布鲁姆的分析路径对这种“憎恨派”的分析方法故意略而不谈。王佐良的《英国诗史》也是采用了充满斗争色彩和阶级评判的标准去分析巴思妇人和赎罪券商的故事。而众口称誉的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中，对《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分析只是蜻蜓点水般对结构、情节泛泛而谈，不免显得过于简单、流俗了。

布鲁姆表示，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中表现人类个性的方法应该得到强调和解释（P79）。我所了解的布鲁姆对乔叟所谓“宏大”的称誉，正是基于他所说的“表现人性”的伟大。与很多评论家对乔叟所采用的英语写作和英雄双韵体之于英国文学和民族地位的贡献交口称誉不同，布鲁姆关注的是《故事集》的反讽性：作为《故事集》虚构人物之一的诗人乔叟对现实世界自我的反讽、故事中“每一个自称在朝圣的人都被揭示出并非真心在朝圣”的反讽，正是读出了这种人物自身所隐藏的暧昧的矛盾性，布鲁姆得出了一个充满闪光的想法“在这些人物形象（巴思妇人、赎罪券商等）上已经萌生了莎士比亚最具有原创性的想象力：表现特定喜剧人物的内在变化”（P83），显然文思博大的布鲁姆将乔叟当作了莎士比亚的潜在影响。布鲁姆视巴思妇人为“一位伟大的活力主义者”，而赎罪券商则是“近似于真正的虚无主义者”。作为活力主义者的巴思妇人，她身上充满无尽的激情与活力：性欲的、语言的和论辩的。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哈罗德在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身上看到了影子。表面上看来，赎罪券商和巴思妇人站在道德的两端，实际上他们却是一条稻草上的蚱蜢——他们都是现成秩序的颠覆者。赎罪券商只是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干着牟利诈骗的勾当而已。R.A.梭甫不无洞见地指出——“他（赎罪券商）的职业是每天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举止；但从他执迷的方式来看，他十分明白并且后悔他无法赎回自己的罪过。”赎罪券商这种“知法犯法”的处世态度，大概就是佛家常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另一种说法。

重看《坎特伯雷故事》，又折回来看布鲁姆的《西方正典》，然后又在《故事》中印证，这种反复的阅读，已经找不到溯源。经典力量的迸发有时候需要维吉尔在前面带路，一路的溯源又会为下一次的迸发继续新的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