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冰火两重天

1949年既是历史的风水岭，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分水岭。

1949年前中国，虽然抗战、内战接连不断，国民党一党专政、腐败入骨，但是学术大环境却可令知识分子们自由呼吸。国民党虽然是实际上的独裁者，但是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却不能不在表面上维持多党共存，掩人耳目地玩玩“宪政”的把戏。虽然经济上官僚资本一手遮天，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强令所有异端言论一律噤声，对于书生意气、在背后戳脊梁骨的知识分子们也很少痛下毒手。

那时虽然称不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但是今日学人与之相比，只有心向往之的份儿。他们生活优渥、不用为温饱整日奔波于俗务，而有余暇在学术的田园悠然踱步(梅贻琦时期的清华，教授收入是普通工人收入的20倍，还能分到一处新宅);他们不必自折脊梁，佝偻于政府的屋檐之下，俯仰官僚们的鼻息，德高望重者甚至可以当面指斥高层领导;他们可以在同人杂志上自由论政，为学潮中遇难的学生们泣血呼号，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借还国民党政治上的一败涂地，在内战正酣之际展开“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讨论;他们不必自缚于某一学府，可以像鲁迅那样因为与其他教授意见不合而转投他校，自由流动，合则聚，不合则散……

虽然战乱频仍，民族前途摇摆不定，虽然他们的学术观点左右纷呈，但是人人心中都装着一个“宪政”梦想。在国共内战的炮火硝烟中，他们抱定自由主义的操守，不偏不倚、两面出击，即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行为严责不带，同时，在对在野的共产党深表同情之外，不放弃对共产主义抹杀自由、民主的警惕和批评。正如《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一样，他们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这样宽松的环境使民国时期成为百花争艳的学术收获期。那时的中国知识界形成了老、中、青少长咸集的学术梯队，但看西南联大的教授名单，就不能不感叹群星之璀璨、阵容之庞大。那时不仅酝酿出一大批学界泰斗、培养出一批后来大发异彩的学界新秀，对民主、自由等政治理想的探索也令今人难以企及。80年代思想解冻后中国思想界欣喜若狂发现的“新大陆”其实早在40年前就已经有人深入腹地了，两代学人，一段弯路。

但是，这一切都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画上了休止符，“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遂成历史绝响。

这是一个抽象的“人民”压倒一切个人的时代。知识分子瞬间发现自己赖以维生的自由空气都被抽的干干净净。大专院校都被编制进了官僚体系，院系调整不顾传统任意肢解，清华被行政命令剥去了人文外衣，学术环境只剩下半壁江山;私人报刊全面被禁，知识分子们失去了自由论政、互通声气的平台;他们也都被固定在了各自的单位之中，成了权力的圈养物，自由流动成了囚徒之梦……外部的“紧身衣”尚能缩骨承受，思想的改造却是釜底抽薪，马列主义无孔不入地侵入各学科领地，扯旗称王。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与脚踏万人尸骨的军人相比，书生们的性格大多软弱。虽然自古以来他们都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善养浩然之气，但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很少有人能像学界泰斗陈寅恪那样壁立千仞、坚守岭南，任凭中央五次三番邀请，辞不赴京。一些天性软弱、不敢不冷落、想要在政治上有所振作的知识分子(如冯友兰、金岳霖等)违心地一刀刺穿过去的自己，主动接受自己获得“新生”。但即使他们昧己逢迎、凑上老脸，依然未能逃过席卷一切的政治劫难。只因为毛泽东的一句“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还有一个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在领袖一言九鼎的岁月里，翦伯赞被逼自杀，冯友兰也成了有罪之人。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妄求避开风暴中心，躲在角落潜心研究，却发现连消极自由亦不可得。他们不仅收到郭沫若等钻营分子的刻意排挤，歪曲谗言，学术不被认可、得不到应有外援。而且先前的研究大多碰到了无处不在的禁区，只能迫于时势另匿安全之徒，前半生的成果半途而废。后半生又耗费在不感兴趣的领域之内，终无大成，郁郁不得志，寂寞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