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风细雨不须归
汪曾祺的书,是南方人思念南方的一味药。性子慢,心气平,手下流出来的字句,像小桥下的流水,细语潺潺,延绵不绝。近些年他的散文集畅行于世,《逝水》、《五味》、《说戏》等等。其实文章本身数量并不多,选来选去,免不了多有重复。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草木春秋》也是如此,但读者依然买账。这个集子的好处是有一条时间线,可以看到不同时期、不同境遇的不同文章。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他最深入人心的文章,几乎都是关于故乡的。梅雨天,咸鸭蛋,端午的粽子,粉墙下的新芽,河里的船,巷尾的庙,菖蒲,野菜,水鸭,蜻蜓,知了,蝉。他写那些平淡的早晚,篮中的瓜果蔬菜,温馨的家庭生活,乡里的风土人情,都像水墨画一样。
写昆明的文章,也是非常好的。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随学校避到昆明,读书,毕业,当教员。如果国内还要有一个像江南那样婉约的地方,昆明是唯一的一个了。湿润,舒缓,跑警报也不用着慌。昆明的雨,翠湖心影,午门忆旧,观音寺……学生除了上课,就是在茶馆里看书,教授中不少奇人,学生里也不乏神仙。西南联大以后,无论国内哪一所大学,哪一个年代的学生,都不得这样的悠闲、自由。
然后就到了北京。胡同文化,这是入选语文课本的一篇。《胡同文化》和郁达夫《故都的秋》是我最喜欢的两篇现代文课文。但和汪曾祺写江南的那些文章比起来,胡同文化远远不能成为他的代表作。为什么语文课本不选那些写咸鸭蛋的文章呢?大概咸鸭蛋没有首都传统重要。选语文课文的人总是这样,他们宁愿让你学北京的立交桥,也不让你读江南的咸鸭蛋。
读者不太熟悉的,是建国后他在文艺界担任各种职务时,随众多考察团到全国各地参观、采风的文章。这些文章不太有名。并非不好,但让一个写小桥流水的人,去写泰山、新疆、戈壁、火焰山、赛里木湖,总是很奇怪。汪曾祺的风格,是他文章里氤氲的水汽,低回的河流,是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意境,而不是西塞山前白鹭飞的苍茫。他自己也不喜欢泰山这样的大景,在《泰山石刻》里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泰山是强者至善,我不是强者,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
一个人在江南的粉墙黛瓦里诗意,容易做到;在暴风骤雨的政治空气里保持平和,就很难了。汪曾祺在《随遇而安》的开头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对于当时的许多事情,他反感,但没有怒骂,“我天生就不是有抗争精神的人”。他写了下放劳动期间果园里的风景,风雪里坐牛车的经历,用油彩给跑旱船的女工化妆的故事,以及一个人给上百种土豆画图谱、画完就把土豆烤了吃掉的趣闻。这些文章,依然是淡雅、平实、有趣的。
汪曾祺的书,是南方人思念南方的一味药。然而,其实他笔下的江南,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一样,都早已消逝在时光里,今天的读者恐怕根本没有见过。即使踏遍如今的凤凰古城、周庄乌镇,也不会再见到昔日的沱江碧水、秀女船歌,这一切都只是笔墨间的标本了。所以,我们到底是在思念江南,还是在想象江南?到底是回忆故土,还是向往一个宁静的寄托?
(已供媒体)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他最深入人心的文章,几乎都是关于故乡的。梅雨天,咸鸭蛋,端午的粽子,粉墙下的新芽,河里的船,巷尾的庙,菖蒲,野菜,水鸭,蜻蜓,知了,蝉。他写那些平淡的早晚,篮中的瓜果蔬菜,温馨的家庭生活,乡里的风土人情,都像水墨画一样。
写昆明的文章,也是非常好的。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随学校避到昆明,读书,毕业,当教员。如果国内还要有一个像江南那样婉约的地方,昆明是唯一的一个了。湿润,舒缓,跑警报也不用着慌。昆明的雨,翠湖心影,午门忆旧,观音寺……学生除了上课,就是在茶馆里看书,教授中不少奇人,学生里也不乏神仙。西南联大以后,无论国内哪一所大学,哪一个年代的学生,都不得这样的悠闲、自由。
然后就到了北京。胡同文化,这是入选语文课本的一篇。《胡同文化》和郁达夫《故都的秋》是我最喜欢的两篇现代文课文。但和汪曾祺写江南的那些文章比起来,胡同文化远远不能成为他的代表作。为什么语文课本不选那些写咸鸭蛋的文章呢?大概咸鸭蛋没有首都传统重要。选语文课文的人总是这样,他们宁愿让你学北京的立交桥,也不让你读江南的咸鸭蛋。
读者不太熟悉的,是建国后他在文艺界担任各种职务时,随众多考察团到全国各地参观、采风的文章。这些文章不太有名。并非不好,但让一个写小桥流水的人,去写泰山、新疆、戈壁、火焰山、赛里木湖,总是很奇怪。汪曾祺的风格,是他文章里氤氲的水汽,低回的河流,是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意境,而不是西塞山前白鹭飞的苍茫。他自己也不喜欢泰山这样的大景,在《泰山石刻》里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泰山是强者至善,我不是强者,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
一个人在江南的粉墙黛瓦里诗意,容易做到;在暴风骤雨的政治空气里保持平和,就很难了。汪曾祺在《随遇而安》的开头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对于当时的许多事情,他反感,但没有怒骂,“我天生就不是有抗争精神的人”。他写了下放劳动期间果园里的风景,风雪里坐牛车的经历,用油彩给跑旱船的女工化妆的故事,以及一个人给上百种土豆画图谱、画完就把土豆烤了吃掉的趣闻。这些文章,依然是淡雅、平实、有趣的。
汪曾祺的书,是南方人思念南方的一味药。然而,其实他笔下的江南,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一样,都早已消逝在时光里,今天的读者恐怕根本没有见过。即使踏遍如今的凤凰古城、周庄乌镇,也不会再见到昔日的沱江碧水、秀女船歌,这一切都只是笔墨间的标本了。所以,我们到底是在思念江南,还是在想象江南?到底是回忆故土,还是向往一个宁静的寄托?
(已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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