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忽视的清遗民
作者林志宏是王汎森的学生，他自陈本来是想研究民国的文化守成主义，于是选择从清遗民入手。我觉得这真是绝佳的角度。
作者的史料功夫很扎实，我看到有其他书评提到有解读史料错误的地方，不过跟整本书的规模相比，我觉得还是瑕不掩瑜。因此从史料而言，对后来的清遗民研究来说，就是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山了。
但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却不在史料而在视角。前两章基本上是铺陈，第一章讲遗民在空间上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几个有租界的大城市，甚至海外，表现与民国的距离。第二章谈遗民在鼎革后的政治抉择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仍然坚持的象征性仪式，表现了他们的政治认同。后面几章就开始渐入佳境，越来越精彩。
第三章讲遗民通过写作表达的自我认同和文化立场，尤其是他们的历史性写作。我特别喜欢其中第二节，《元广东遗民录》透露的反种族观。元遗民和清遗民都面对了一个忠于种族还是忠于君臣大义的内在张力，但这个问题在清遗民这里变得更为突出，这不仅因为民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根本就在于民族主义，更是因为君臣大义这一普世价值在民国失去了正当性。因此清遗民通过元遗民进行的自我辩护，就包含了两个相互纠缠的思想资源。其一是超越种族的普世价值的坚持，这是有别于现代民族国家逻辑的另一种政治认同。前些天看了葛兆光的《宅兹中国》和几篇它的书评，让我意识到“民族国家”和“天下”，“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张力还是被我们低估了。这两组相对概念在近代中国绝对不是列文森说的后者取代前者的过程，文化守成主义的存在本身就说明，这是长期存在的两种平行的思想，对后者的进一步梳理也许对于我们解扣如今种种民族矛盾有积极意义。其二是对儒家伦理纲常的坚持，这在第四章中更进一步讨论。第四章详述了清遗民从传统纲常伦理出发对民国政治、文化和道德状态的批判，以及他们在失去政治制度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著述做出的政治蓝图，比如重建孔教以建立现实政治的道德核心。吊诡的是，他们这些道德文化构建的努力隐隐与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保守倾向相合，但那时清遗民群体已经被污名化了。
第五章对清遗民群体污名化的分析，也是这本书一大亮点。作者是从清遗民的学术研究切入来谈这个问题的。他指出，学术研究的新旧范式转换本身是带有政治性的，而政治领域的变化也相应地会扩展影响到学术领域。因此，新旧学术的冲突和权势转换（金石学vs考古学，文言vs白话）其实深受当时政局的影响（1924年的复辟闹剧），遗老因复辟而遭鄙视，反过来又使他们的文化立场失去价值，道德与学问切割开来，用林的话说，国学变成了“国故学”，不再带有文化命脉和道德根基的意义，“去神圣化”了。而失去学术（以及原本与之捆绑的道德）影响力的遗老们，地位更加低下，各种关于遗老恶劣行径（比如康有为偷古董）的说法流行，造成了他们的“污名化”。
第六章以王国维之死为个案研究，进一步探讨前一章提出的学术和政治的纠缠关系。林指出，遗民群体希望通过把王国维自杀定义为“殉清”而使“道德政治化”，也就是用王符合道义的行为来证明清王朝在政治上的正当性。而公共舆论则更倾向于对王之死做纯粹的道德解释，也即维护所谓“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纯洁性，是对北伐的恐惧和反抗，并非针对某个特定政权的忠诚。而陈寅恪则更进一步将王之死与道德脱钩，与“文化”相联系，认为他是“殉文化”，而非“殉清”，完全撇除其中的政治意味。
本书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对清遗民和满洲国关系的分析。林把满洲国问题放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指出这不仅仅有一个中、日两国双边关系维度，更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维度，也即全球性的“法西斯”和“赤化”之间的矛盾。很多清遗民其实并没有直接参与满洲国，就是因为他们仍然有个民族观念。而参与满洲国建设的清遗民，以郑孝胥为代表，则无法仅仅用忠君来为自己辩护，于是高扬超越民族的“王道”观念，以复兴传统抵制“赤化”作为立国原则。这个结论与杜赞奇的研究相互呼应，但此处放在整个清遗民研究的大脉络中看，与前面谈到的遗民本身重纲常轻种族的特征尤为契合。
林志宏的意图是希望通过清遗民这一在民国已经属于边缘化的人群，来观察从帝制向共和的转型，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转型。正如他指出的，”革命的成功并没有让帝国文化因此就戛然而止，现代国家的建构也仍旧还在逐步完成之中”，所以革命“不妨说是起步中的一段插曲，而非最终成果的验收”（363）。而清遗民及其代表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就突显了这一转型过程中“守成”那方的力量。这本书的意图就是希望通过这群人来观察民国初期转型仍在进行中所呈现的政治文化外观。林志宏多次提到清遗民的政治文化立场不仅接近于洪宪和北洋的立场，也接近于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趋于保守的文化立场。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内在联系？这种相似是表面的，还是结构性的？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却给我非常大的启发，也许是日后进一步研究的契机。
最后发点小感慨。当年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用了很多笔记史料，如今读这本关于清遗民的书，看到好多熟悉的人名和书名，才恍然大悟，这些笔记史料其实大多数都是遗老们在进入民国后写的回忆录或者反思录，有点像后来的《文史资料》，因此这些史料本身也有一定的扭曲。正如林书第三章首页引钱钟书的话“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所以这些关于晚清的笔记史料，用的时候如果考虑到写作者的具体情境，又有一重微妙之处。
作者的史料功夫很扎实，我看到有其他书评提到有解读史料错误的地方，不过跟整本书的规模相比，我觉得还是瑕不掩瑜。因此从史料而言，对后来的清遗民研究来说，就是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山了。
但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却不在史料而在视角。前两章基本上是铺陈，第一章讲遗民在空间上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几个有租界的大城市，甚至海外，表现与民国的距离。第二章谈遗民在鼎革后的政治抉择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仍然坚持的象征性仪式，表现了他们的政治认同。后面几章就开始渐入佳境，越来越精彩。
第三章讲遗民通过写作表达的自我认同和文化立场，尤其是他们的历史性写作。我特别喜欢其中第二节，《元广东遗民录》透露的反种族观。元遗民和清遗民都面对了一个忠于种族还是忠于君臣大义的内在张力，但这个问题在清遗民这里变得更为突出，这不仅因为民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根本就在于民族主义，更是因为君臣大义这一普世价值在民国失去了正当性。因此清遗民通过元遗民进行的自我辩护，就包含了两个相互纠缠的思想资源。其一是超越种族的普世价值的坚持，这是有别于现代民族国家逻辑的另一种政治认同。前些天看了葛兆光的《宅兹中国》和几篇它的书评，让我意识到“民族国家”和“天下”，“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张力还是被我们低估了。这两组相对概念在近代中国绝对不是列文森说的后者取代前者的过程，文化守成主义的存在本身就说明，这是长期存在的两种平行的思想，对后者的进一步梳理也许对于我们解扣如今种种民族矛盾有积极意义。其二是对儒家伦理纲常的坚持，这在第四章中更进一步讨论。第四章详述了清遗民从传统纲常伦理出发对民国政治、文化和道德状态的批判，以及他们在失去政治制度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著述做出的政治蓝图，比如重建孔教以建立现实政治的道德核心。吊诡的是，他们这些道德文化构建的努力隐隐与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保守倾向相合，但那时清遗民群体已经被污名化了。
第五章对清遗民群体污名化的分析，也是这本书一大亮点。作者是从清遗民的学术研究切入来谈这个问题的。他指出，学术研究的新旧范式转换本身是带有政治性的，而政治领域的变化也相应地会扩展影响到学术领域。因此，新旧学术的冲突和权势转换（金石学vs考古学，文言vs白话）其实深受当时政局的影响（1924年的复辟闹剧），遗老因复辟而遭鄙视，反过来又使他们的文化立场失去价值，道德与学问切割开来，用林的话说，国学变成了“国故学”，不再带有文化命脉和道德根基的意义，“去神圣化”了。而失去学术（以及原本与之捆绑的道德）影响力的遗老们，地位更加低下，各种关于遗老恶劣行径（比如康有为偷古董）的说法流行，造成了他们的“污名化”。
第六章以王国维之死为个案研究，进一步探讨前一章提出的学术和政治的纠缠关系。林指出，遗民群体希望通过把王国维自杀定义为“殉清”而使“道德政治化”，也就是用王符合道义的行为来证明清王朝在政治上的正当性。而公共舆论则更倾向于对王之死做纯粹的道德解释，也即维护所谓“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纯洁性，是对北伐的恐惧和反抗，并非针对某个特定政权的忠诚。而陈寅恪则更进一步将王之死与道德脱钩，与“文化”相联系，认为他是“殉文化”，而非“殉清”，完全撇除其中的政治意味。
本书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对清遗民和满洲国关系的分析。林把满洲国问题放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指出这不仅仅有一个中、日两国双边关系维度，更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维度，也即全球性的“法西斯”和“赤化”之间的矛盾。很多清遗民其实并没有直接参与满洲国，就是因为他们仍然有个民族观念。而参与满洲国建设的清遗民，以郑孝胥为代表，则无法仅仅用忠君来为自己辩护，于是高扬超越民族的“王道”观念，以复兴传统抵制“赤化”作为立国原则。这个结论与杜赞奇的研究相互呼应，但此处放在整个清遗民研究的大脉络中看，与前面谈到的遗民本身重纲常轻种族的特征尤为契合。
林志宏的意图是希望通过清遗民这一在民国已经属于边缘化的人群，来观察从帝制向共和的转型，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转型。正如他指出的，”革命的成功并没有让帝国文化因此就戛然而止，现代国家的建构也仍旧还在逐步完成之中”，所以革命“不妨说是起步中的一段插曲，而非最终成果的验收”（363）。而清遗民及其代表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就突显了这一转型过程中“守成”那方的力量。这本书的意图就是希望通过这群人来观察民国初期转型仍在进行中所呈现的政治文化外观。林志宏多次提到清遗民的政治文化立场不仅接近于洪宪和北洋的立场，也接近于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趋于保守的文化立场。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内在联系？这种相似是表面的，还是结构性的？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却给我非常大的启发，也许是日后进一步研究的契机。
最后发点小感慨。当年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用了很多笔记史料，如今读这本关于清遗民的书，看到好多熟悉的人名和书名，才恍然大悟，这些笔记史料其实大多数都是遗老们在进入民国后写的回忆录或者反思录，有点像后来的《文史资料》，因此这些史料本身也有一定的扭曲。正如林书第三章首页引钱钟书的话“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所以这些关于晚清的笔记史料，用的时候如果考虑到写作者的具体情境，又有一重微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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