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论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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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礼拜翻了两本书,明治维新宪制之父伊藤博文的传记,和明治时期日本启蒙思想大师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深深折服。
叶顾问感叹,不具备比梁启超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评价李鸿章。俺看到那里的时候有小腹诽,对人物的评价总是很难的,不如对人物观点的评价可以深入。
从个人来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是聪明绝顶的人才,但是一个不爱读书,一个求知若渴。伊藤博文在少年时代就苦学英文,即使在身居要职的时候,也抽空提高英文,阅读英文书籍报刊杂志。这点导致了两个人的视野相去甚远。他为了制定日本的宪法,还曾经在欧洲呆了一年半,研究各国宪法,听各个名家辩论,然后结合日本的情况仔细推敲比较优劣。
当时中国人在学习能力上的不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权术斗争太过激烈,一个人要上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在揣测上意,与人明争暗斗上了,于是可以花在建设性的事情上的精力自然就少了;另一个原因是杯子装的太满了,总是怀着大国的虚幻自尊,缺乏虚心求教的精神,千年的文明变成了负担。
从客观环境来说,明治维新的环境实在是要轻松的多了。其实明治维新不仅仅包括君主立宪,另外的重头戏是倒幕,以及之后的废藩置县,完成中央集权。
伊藤博文参与了哪些事情?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然后统一货币。接着是制定宪法,设立议院,组建内阁。前面的两步,我们两千年前秦始皇时代就完成了。恰恰是这提前完成的两千年,让中国发展出强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维护天子的极权。而日本天皇自幕府起就是无实权的偶像而已,倒幕靠的也是四大强藩的力量。而后实权就落在了权臣手里。明治维新削减了地方的势力,而加强了中央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终究不是在天皇手里。所以政府和皇室并行的君主立宪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比起来,中国的革新力量要面对的是已经发展了两千年的极权制度。而作为既得利益团体本身,要从自身内部去做革新,而且这种革新最终是会威胁他们的权力的,这个终究是不可能的。所以慈禧表明上支持洋务运动,却从来不是个真正的改革派。她一方面要仰赖洋务派,一方面也畏惧洋务派在朝中的势力膨胀,所以暗中扶持清流派与之制衡。所以中国的制度改革,面对的压力比日本大的多,情况也要复杂的多。
这个不得不用我前不久学到的新词,日本有稚态优势。
就伊藤博文本人,我只能说是天生的政治家。他少年时代从师的前辈就火眼金睛的发现他是个”周旋家“。我觉得这个还不够。如果没有对世界大势,日本现状的精确把握,没有对制度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周旋家的伊藤博文也就是个一流的外交官而已。但是加上后面的特质,又生在那样的时代,就是注定要做大政治家的。善于周旋也是要知道应该旋往哪个方向的。
中国近代,不乏对西制深入研究的大家,也不是没有精于智慧的周旋家,但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还真想不出来。不过真有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也很难有伊藤博文这样大展手脚的机会。
这里还要提到福泽谕吉,是因为这个人和伊藤博文相辅相成。
他们其实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而存在分歧。
伊藤博文是个实干家,早年也曾经参加过很多暗杀行动,可以说是还是个马基雅维利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铁血手腕。他自己也是以俾斯麦为偶像的。
而福泽谕吉并没有直接参与明治维新,他更多的是致力于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提倡的是原则是信仰,反对不择手段的政治。
在我看来,这两个人虽然观点相悖但是却缺一不可。
无铁血手腕无以抵抗顽固势力推进改革,而无信仰的普及,民智的开化,改革抗争的成就,最后也就是沦为另一次权力的重新划分。
福泽谕吉的《劝学书》是写给普通人看的,写给小学生看的。但是视野之开阔,理解之深入,让我深深折服。更为可贵的是把平等独立自由的观点,用浅显的语言娓娓道来。并不见傲慢和强势。
比起来,我下《劝学书》的时候,正好下到了的另外一个《劝学书》(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反对戊戌变法而著),两者的思想境界相去太远了。
大清朝的知识分子,对上,无据理力争的胆魄,对下,无启发民智的循循善诱。一个社会,他们的知识分子受到环境出生的束缚多强,是一个很好的反应开放程度,以及进步活力的指标。不得不感慨,满清的积弱,和日本的崛起,都是大势所趋了。
叶顾问感叹,不具备比梁启超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评价李鸿章。俺看到那里的时候有小腹诽,对人物的评价总是很难的,不如对人物观点的评价可以深入。
从个人来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是聪明绝顶的人才,但是一个不爱读书,一个求知若渴。伊藤博文在少年时代就苦学英文,即使在身居要职的时候,也抽空提高英文,阅读英文书籍报刊杂志。这点导致了两个人的视野相去甚远。他为了制定日本的宪法,还曾经在欧洲呆了一年半,研究各国宪法,听各个名家辩论,然后结合日本的情况仔细推敲比较优劣。
当时中国人在学习能力上的不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权术斗争太过激烈,一个人要上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在揣测上意,与人明争暗斗上了,于是可以花在建设性的事情上的精力自然就少了;另一个原因是杯子装的太满了,总是怀着大国的虚幻自尊,缺乏虚心求教的精神,千年的文明变成了负担。
从客观环境来说,明治维新的环境实在是要轻松的多了。其实明治维新不仅仅包括君主立宪,另外的重头戏是倒幕,以及之后的废藩置县,完成中央集权。
伊藤博文参与了哪些事情?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然后统一货币。接着是制定宪法,设立议院,组建内阁。前面的两步,我们两千年前秦始皇时代就完成了。恰恰是这提前完成的两千年,让中国发展出强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维护天子的极权。而日本天皇自幕府起就是无实权的偶像而已,倒幕靠的也是四大强藩的力量。而后实权就落在了权臣手里。明治维新削减了地方的势力,而加强了中央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终究不是在天皇手里。所以政府和皇室并行的君主立宪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比起来,中国的革新力量要面对的是已经发展了两千年的极权制度。而作为既得利益团体本身,要从自身内部去做革新,而且这种革新最终是会威胁他们的权力的,这个终究是不可能的。所以慈禧表明上支持洋务运动,却从来不是个真正的改革派。她一方面要仰赖洋务派,一方面也畏惧洋务派在朝中的势力膨胀,所以暗中扶持清流派与之制衡。所以中国的制度改革,面对的压力比日本大的多,情况也要复杂的多。
这个不得不用我前不久学到的新词,日本有稚态优势。
就伊藤博文本人,我只能说是天生的政治家。他少年时代从师的前辈就火眼金睛的发现他是个”周旋家“。我觉得这个还不够。如果没有对世界大势,日本现状的精确把握,没有对制度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周旋家的伊藤博文也就是个一流的外交官而已。但是加上后面的特质,又生在那样的时代,就是注定要做大政治家的。善于周旋也是要知道应该旋往哪个方向的。
中国近代,不乏对西制深入研究的大家,也不是没有精于智慧的周旋家,但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还真想不出来。不过真有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也很难有伊藤博文这样大展手脚的机会。
这里还要提到福泽谕吉,是因为这个人和伊藤博文相辅相成。
他们其实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而存在分歧。
伊藤博文是个实干家,早年也曾经参加过很多暗杀行动,可以说是还是个马基雅维利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铁血手腕。他自己也是以俾斯麦为偶像的。
而福泽谕吉并没有直接参与明治维新,他更多的是致力于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提倡的是原则是信仰,反对不择手段的政治。
在我看来,这两个人虽然观点相悖但是却缺一不可。
无铁血手腕无以抵抗顽固势力推进改革,而无信仰的普及,民智的开化,改革抗争的成就,最后也就是沦为另一次权力的重新划分。
福泽谕吉的《劝学书》是写给普通人看的,写给小学生看的。但是视野之开阔,理解之深入,让我深深折服。更为可贵的是把平等独立自由的观点,用浅显的语言娓娓道来。并不见傲慢和强势。
比起来,我下《劝学书》的时候,正好下到了的另外一个《劝学书》(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反对戊戌变法而著),两者的思想境界相去太远了。
大清朝的知识分子,对上,无据理力争的胆魄,对下,无启发民智的循循善诱。一个社会,他们的知识分子受到环境出生的束缚多强,是一个很好的反应开放程度,以及进步活力的指标。不得不感慨,满清的积弱,和日本的崛起,都是大势所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