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微笑
对于一个缺少阅读经验的人来说，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无疑是很好阅读的，其丰富的语言，对环境详尽的描述和静态的画面，对于缺少对小说的根深蒂固观念的人来说，甚至有一种神秘感，仿佛是观赏一幅色彩鲜艳的油彩画，逼真的画面感让原本静态的画面流动了起来，文字语言的流动感让人并不觉得枯燥反而有探索的欲望。
但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却与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等形容词相联系在一起，在阅读的过程中迷失在格里耶的作品之中，没有主角没有故事没有情节，这样的小说怎么能称之为小说呢？
在《理论有什么用》一文中，阿兰•罗伯-格里耶这样写到：“在今天，恐怕没有任何人会去赞扬一个音乐家因为他作了贝多芬一样的曲子，一个画家花了德拉克鲁瓦那样的画，或者一个建筑史设计了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幸运的是，许多小说家知道，在文学中也是如此，文学是活着的，小说自从存在以来就一直是新的。”
从中我们可以探寻到一些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创作初衷。在旧有的文学模式僵固的环境下，格里耶试图以一种全新的文学模式去创作出一种不同与旧有小说的作品，而这种新的模式必须与原有的小说有本质的不同。在格里耶看来，“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仅此而已”，这种观念深刻的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于是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还原原本场景的客观叙述，仿佛一双冰冷的手触到了文学界的后背，让人不禁哆嗦。
阿兰•罗伯-格里耶想挑战的是法国巴尔扎克式的文学传统，人物故事情节甚至是创作的初衷，都必须在创作之前明确，一部作品做蕴含的感情在创作的过程中会始终伴随着写下的故事，对恶的抨击与对善的赞扬，这无疑使我们在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时最常用的语句，但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并不认为旧有的文学传统和情感是必要的，“假如他有能力给它提出一个更为简单的定义，或者用清晰的话语把他二三百页的书简化为某个信息，一个词一个词地解释其运作，一句话，给出它的理由，那么，他就感觉不到需要写这本书了。因为，艺术的功能绝不是阐明事先就明了的一个真理——或者甚至一个疑问，而是为世界产生一些还不甚明了的的疑问。（也许，到最后，还有答案）”
对于阿兰•罗伯-格里耶来说，事物的本身比事物所蕴含的要更重要，故事的本身比我们从故事中所体会到的寓意要更重要，“在我们的周围，事物无视我们那些泛灵的或日常的形容词的围捕，存在于此。它们的表面清晰而又平滑，完整无损，不带骗人的光彩，也不透明。我们整个的文学还没有成功地切入它们最细小的角落，削弱它们最细微的曲线。”阿兰•罗伯-格里耶试图从客观的描述中恢复我们对事物最直观的认识，“能留在我们记忆中中的，能成为基本因素而不至于减弱为模糊的定义的，正是动作本身，是物体，是移动和轮廓，形象突然间一下子（无意中）为它们恢复了它们的现实。”
唯有让事物回归到它本身的自然本性当中，我们的叙述才能最为近距离接近事物，而任何主观上的补充都会拉开事物与我们的距离。“哪里有一种距离，一种分离，一种两重性，一种裂解，哪里就有可能性，把它们感觉为一种痛苦，然后把这一痛苦上升到崇高的必然性的高度。作为一条通向某种形而上学的彼界的道路，这一伪必然性同时就是一道对任何现实主义的未来关死的门。”可以看出阿兰•罗伯-格里耶具有一种“求实”的趋向性，把现实视为自己作品的根基，冷静客观下的景象和环境无疑比带有人性的故事情节更加具有美感。
而在阿兰•罗伯-格里耶看来，作为文学主力军的悲剧并非通过感情拉近了人与现实的距离，相反，悲剧的情感将这种距离放大，“悲剧思想决不是要取消种种距离，相反，它在恣意地增大它们。人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人与他本身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世界与它本身之间的距离，没有什么是不动的：一切都被撕裂，扯开，分裂，挪移，甚至在最为同质的物件内部，在最不暧昧的情境内部，都显现出一种秘密的距离。”
这种距离消解了事物双方的存在性，人本主义式的情感寄托并不能展现小说未来的发展，“小说根本就不是一种工具。它不是为了一种事先就确定的工作而被构思出来的。它不能被用来揭示，来阐释在它之前、在它之外存在的事物。它不变现，它寻求，而它所寻求的，正是它自己。”所以无论是悲剧亦或是任何其他将小说作为表达感情的形式，都会偏离小说的本质。
可以看出将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称之为“反小说”并不是没有道理。“传统小说的人物，总是被作者提出的那些解释所刺激，所困惑，所毁灭，不断地被抛弃到一个非物质的和不稳定的别处，总是越来越远，总是越来越模糊，而未来小说的人物则相反，他们将留在那里。倒是种种的注释将留在别处；面对着任务的无可否认的在场，重重的注释反而显得无用、多余，甚至不诚实。”在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里，关于原本小说的定义和理解被推翻和重构，其自身具有的革命色彩透露着对旧形式的反对和对新形式的憧憬。
在新小说领域里，阿兰•罗伯-格里耶可以说是教皇级的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试图建立一种与旧有文学领域完全不同的全新文学模式，阿兰•罗伯-格里耶试图说明这种形式将是未来小说的发展方向，但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却并没有阐明清楚旧有文学形式的落后在什么地方，阿兰•罗伯-格里耶对旧文学判了刑，但是却并没有道出能够令人信服的理由。阿兰•罗伯-格里耶试图在与旧小说的对抗中突出新小说的地位，但是在我看来，新小说形式却并非是一种对立，他更像是在旧有文学领域的平原中树立起了一座石碑，对抗并非是一种好的模式，相反和解反而才是新文学发展最好的道路，新小说以其特异性，可以在道路上与传统文学形式并行而生，而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关系，也并非消解与被消解的关系，而是一种A和B的联系，不会在对抗中消解掉对方。
书评人思郁曾提到，“同为新小说派的法国小说家，杜拉斯在国内受到追捧的程度胜似任何一个畅销小说家，她的作品甚至成为每个文青之路的必读书目；而格里耶的作品却只只寥寥，大多数人只知其名，却对他的作品从不热心。”抛开营销宣传，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小说中的“情感”始终是主导大众阅读的方向，但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少人问津并非是一种冷落，反而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像古希腊史诗一般，在国内很多年轻人知道，但是阅读的人寥寥，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同时也具有如此的象征意义，小众作为一种标签的存在，反而自动筛选着阿兰•罗伯-格里耶作品的读者。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叙述往往带有蒙娜丽莎的微笑般的神秘魅力，让人沉浸于他的文字所构建的影像之中，迷失成了一种常态而并非令人迷惑和恐惧的体会。陈侗曾说，“实际上，人们承认，罗伯-格里耶的理论文章比他的小说要容易理解，有很多人甚至之知道他的理论而从不读他的小说。然而，在当代文论中，罗伯-格里耶的理论正是因为切合了个人写作经验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理解阿兰•罗伯-格里耶最好的方法，也莫过于阅读他的作品，感受它所具有的力量了。
但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却与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等形容词相联系在一起，在阅读的过程中迷失在格里耶的作品之中，没有主角没有故事没有情节，这样的小说怎么能称之为小说呢？
在《理论有什么用》一文中，阿兰•罗伯-格里耶这样写到：“在今天，恐怕没有任何人会去赞扬一个音乐家因为他作了贝多芬一样的曲子，一个画家花了德拉克鲁瓦那样的画，或者一个建筑史设计了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幸运的是，许多小说家知道，在文学中也是如此，文学是活着的，小说自从存在以来就一直是新的。”
从中我们可以探寻到一些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创作初衷。在旧有的文学模式僵固的环境下，格里耶试图以一种全新的文学模式去创作出一种不同与旧有小说的作品，而这种新的模式必须与原有的小说有本质的不同。在格里耶看来，“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仅此而已”，这种观念深刻的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于是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还原原本场景的客观叙述，仿佛一双冰冷的手触到了文学界的后背，让人不禁哆嗦。
阿兰•罗伯-格里耶想挑战的是法国巴尔扎克式的文学传统，人物故事情节甚至是创作的初衷，都必须在创作之前明确，一部作品做蕴含的感情在创作的过程中会始终伴随着写下的故事，对恶的抨击与对善的赞扬，这无疑使我们在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时最常用的语句，但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并不认为旧有的文学传统和情感是必要的，“假如他有能力给它提出一个更为简单的定义，或者用清晰的话语把他二三百页的书简化为某个信息，一个词一个词地解释其运作，一句话，给出它的理由，那么，他就感觉不到需要写这本书了。因为，艺术的功能绝不是阐明事先就明了的一个真理——或者甚至一个疑问，而是为世界产生一些还不甚明了的的疑问。（也许，到最后，还有答案）”
对于阿兰•罗伯-格里耶来说，事物的本身比事物所蕴含的要更重要，故事的本身比我们从故事中所体会到的寓意要更重要，“在我们的周围，事物无视我们那些泛灵的或日常的形容词的围捕，存在于此。它们的表面清晰而又平滑，完整无损，不带骗人的光彩，也不透明。我们整个的文学还没有成功地切入它们最细小的角落，削弱它们最细微的曲线。”阿兰•罗伯-格里耶试图从客观的描述中恢复我们对事物最直观的认识，“能留在我们记忆中中的，能成为基本因素而不至于减弱为模糊的定义的，正是动作本身，是物体，是移动和轮廓，形象突然间一下子（无意中）为它们恢复了它们的现实。”
唯有让事物回归到它本身的自然本性当中，我们的叙述才能最为近距离接近事物，而任何主观上的补充都会拉开事物与我们的距离。“哪里有一种距离，一种分离，一种两重性，一种裂解，哪里就有可能性，把它们感觉为一种痛苦，然后把这一痛苦上升到崇高的必然性的高度。作为一条通向某种形而上学的彼界的道路，这一伪必然性同时就是一道对任何现实主义的未来关死的门。”可以看出阿兰•罗伯-格里耶具有一种“求实”的趋向性，把现实视为自己作品的根基，冷静客观下的景象和环境无疑比带有人性的故事情节更加具有美感。
而在阿兰•罗伯-格里耶看来，作为文学主力军的悲剧并非通过感情拉近了人与现实的距离，相反，悲剧的情感将这种距离放大，“悲剧思想决不是要取消种种距离，相反，它在恣意地增大它们。人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人与他本身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世界与它本身之间的距离，没有什么是不动的：一切都被撕裂，扯开，分裂，挪移，甚至在最为同质的物件内部，在最不暧昧的情境内部，都显现出一种秘密的距离。”
这种距离消解了事物双方的存在性，人本主义式的情感寄托并不能展现小说未来的发展，“小说根本就不是一种工具。它不是为了一种事先就确定的工作而被构思出来的。它不能被用来揭示，来阐释在它之前、在它之外存在的事物。它不变现，它寻求，而它所寻求的，正是它自己。”所以无论是悲剧亦或是任何其他将小说作为表达感情的形式，都会偏离小说的本质。
可以看出将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称之为“反小说”并不是没有道理。“传统小说的人物，总是被作者提出的那些解释所刺激，所困惑，所毁灭，不断地被抛弃到一个非物质的和不稳定的别处，总是越来越远，总是越来越模糊，而未来小说的人物则相反，他们将留在那里。倒是种种的注释将留在别处；面对着任务的无可否认的在场，重重的注释反而显得无用、多余，甚至不诚实。”在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里，关于原本小说的定义和理解被推翻和重构，其自身具有的革命色彩透露着对旧形式的反对和对新形式的憧憬。
在新小说领域里，阿兰•罗伯-格里耶可以说是教皇级的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试图建立一种与旧有文学领域完全不同的全新文学模式，阿兰•罗伯-格里耶试图说明这种形式将是未来小说的发展方向，但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却并没有阐明清楚旧有文学形式的落后在什么地方，阿兰•罗伯-格里耶对旧文学判了刑，但是却并没有道出能够令人信服的理由。阿兰•罗伯-格里耶试图在与旧小说的对抗中突出新小说的地位，但是在我看来，新小说形式却并非是一种对立，他更像是在旧有文学领域的平原中树立起了一座石碑，对抗并非是一种好的模式，相反和解反而才是新文学发展最好的道路，新小说以其特异性，可以在道路上与传统文学形式并行而生，而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关系，也并非消解与被消解的关系，而是一种A和B的联系，不会在对抗中消解掉对方。
书评人思郁曾提到，“同为新小说派的法国小说家，杜拉斯在国内受到追捧的程度胜似任何一个畅销小说家，她的作品甚至成为每个文青之路的必读书目；而格里耶的作品却只只寥寥，大多数人只知其名，却对他的作品从不热心。”抛开营销宣传，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小说中的“情感”始终是主导大众阅读的方向，但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少人问津并非是一种冷落，反而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像古希腊史诗一般，在国内很多年轻人知道，但是阅读的人寥寥，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同时也具有如此的象征意义，小众作为一种标签的存在，反而自动筛选着阿兰•罗伯-格里耶作品的读者。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叙述往往带有蒙娜丽莎的微笑般的神秘魅力，让人沉浸于他的文字所构建的影像之中，迷失成了一种常态而并非令人迷惑和恐惧的体会。陈侗曾说，“实际上，人们承认，罗伯-格里耶的理论文章比他的小说要容易理解，有很多人甚至之知道他的理论而从不读他的小说。然而，在当代文论中，罗伯-格里耶的理论正是因为切合了个人写作经验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理解阿兰•罗伯-格里耶最好的方法，也莫过于阅读他的作品，感受它所具有的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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