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读完《浩荡两千年》，其实最想写一写的是商人阶层在中国两千年历史当的沉浮。然，叹息之余，却发现无法落笔成文。遂弃该主题，转而讨论社会制度，关于这个问题，从吴晓波老师的书中，颇感到获益匪浅。
匆匆读完整本书两遍，只得出写粗浅看法。思想的升华，需要时间的沉淀。

        承接吴晓波先生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最近拜读了先生的新作《浩荡两千年》，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李约瑟的经典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在终于看完了这三部书后，不禁闭上双眼默默叹息，可是找到了答案？
        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可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再也赶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而被遗弃在了那个被诅咒的时代，从某种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和两千年前的中国，竟然如此的相似。人类的发展一脉相承，难以想象，中国社会经过两千年进化出的制度，是在一种怎样的超稳定结构下存在着。
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配权力，如何控制全民思想，如何用国营企业控制经济命脉，这些问题，蕴含着历代精英阶层在治国强国的道路上智慧的结晶。当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日趋完善，中国的两千年历史就再也逃不出改朝换代的周期律了。当管仲第一次提出盐铁专营，当商鞅变法成为一个铁血帝国的基本国策，当“乱世思弘羊”成为历代君主与民争利的不变规律，当权贵经济横行，商人的地位几经沉浮，“一个中国商人的最大愿望，就是他的子孙们不再是商人”。是不是在某一个时刻，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可是，当“均贫富”成为了历代农民领袖用以推翻旧政权的口号，其结果却从来只有“均贫”没有“均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在经历早期的高速发展之后，却在全世界进入工业革命的前夜，永远的掉队了。在整本书中，吴晓波先生都作了深入的思考，并以他独有的方式，试图找到答案。他试图逆水行舟，来到历史长河的尽头，探寻这个东方文明的原点。
        在全书的最后部分，吴晓波先生慨然写道：“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工业革命之发生，除了客观条件及技术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决定性力量，其实是法治精神的诞生与成熟”。这句话，和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和卢梭的《契约论》中的“普遍契约”，交相辉映。
        整本书读罢，恍惚中就有一种穿越之感，如今的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从GDP总量来看，已经站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可是，国有经济和权贵经济的幽灵却似乎从管仲变法以来的两千多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落笔之时又恰逢2012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突然就想到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在胜选之后曾经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为美国最长远利益做考虑，所以才会有争执，这样的制度才保证了美国利益。真情也好，姿态也罢，至少，在社会制度层面，如果能够做出积极的探索，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