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棣尧涉嫌抄袭张正田
韩棣尧《从石刻史料看北朝隋唐时期泽潞地区的民族构成》一文涉嫌抄袭
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一书
按：其实看过学界那么多抄袭事件后，本人也有些麻木了，但这次涉及到的是自己认识的一个人抄袭，还是很震惊！但我想不必因为他是我朋友而替他掩饰什么，自己做的事自己明白，既然会有这个结果，当初又何必如此呢？！另外，在唐史学界越来越重视出土材料的今天，虽然有时候如果能够在自己的文章中第一次披露某些出土材料并进行研究，将是一件比较光彩的事情，但是当别人已经先你一步利用过此材料，而你却为了那种虚无的满足感而占据他人的劳动成果为己有时，你就已经在任何方面一败涂地了。何况即便你不是第一位利用新材料的，你大大方方引用一下别人的考证成果，在此基础上再创新，又有什么不好的呢，非要使用抄袭的手段吗？是为赠送给我这位朋友的新年礼物吧！至于他是否要回礼，以及相关单位对此如何处置，就不是我所能预料，也没必要过问的事了。
2012年1月19日 相如轩
其实这次抄袭也不是我发现的，而是承蒙华东师大某兄告知，也不排除已经有人发现抄袭现象而不便揭露者。根据某兄的提示，我具体对比后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08级博士生韩棣尧《从石刻史料看北朝隋唐时期泽潞地区的民族构成》一文（刊登于宁欣主编《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5-130页。）（此书为北师大2009年8月所举办同名研究生论坛的论文集，但韩博士所提交的并不是这篇论文）（以下简称“韩文”）抄袭了台湾学者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一书（稻乡出版社，2007年）（其原型为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6月）（以下简称“张书”）相关章节，主要是第三章第三节。具体对比如下：
一，
【张书】第117页：早在十六国时期，泽潞区即多汉胡杂居现象，《晋书•慕容儁载纪》载：“上党冯鸯自称太守，附于张平，……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由上引文可知当时上党一带汉胡杂居，此类史料不绝于书，故本区少数民族问题值得研究。
【韩文】第115页：据《晋书•慕容儁载记》记载：“上党冯盎自称太守，附于张平……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由上引文可知，早在十六国时期，泽潞地区已多胡汉杂居的现象，并且这类史料不绝于史。
【按】：韩文化用张书，仅仅修改了语句顺序，并错改“鸯”为“盎”，改“纪”为“记”而已。另外，张书所引《晋书》内容为台湾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而鼎文书局正是盗版的中华书局本，故而韩文连张书脚注中所标页码也一并抄袭。
二，
【张书】第52页正文：《后汉书》载上党形胜云：“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奈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雠之刃？”；唐代李讷在《授薛元赏昭义军节度使制》亦云上党形势：“上党古今之重地也，束山东之襟要，控河内之封攘。”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则载潞州形胜：“府据高设险，为两河要会，自战国以来，攻守重地也。……（此处张书引李抱真、杜佑言论，韩文未抄，略去）……上党于河北，常为兵冲者，以东下壶关，则至相州，南下太行，则抵孟州也。明初定山西，亦由泽潞而北上党，诚自古必争之地也。”
【韩文】第115页注三：《后汉书》，卷二八上《冯衍传》，“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奈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雠之刃？”又《全唐文》，卷四一八，《授薛元赏昭义军节度使制》，“上党古今之重地也，束山东之襟要，控河内之封攘。”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二《潞安府》，“府据高设险，为两河要会，自战国以来，攻守重地也……上党于河北，常为兵卫者，以东下壶关，则至相州，南下太行，泽抵孟州也。明初定山西，亦由泽潞而北上党，诚自古必争之地也。”
【按】：此处，韩文化用的是张书第二章第二节的内容，把正文移为注释，加上所引史料的卷数，并有所节略，但明显可以看出抄袭痕迹，并在抄袭的过程中把兵冲的繁体“衝”误为“衛”，“则”误为“泽”。
三，
【张书】第118页：一、由三篇造像铭姓氏看泽潞区的民族
【韩文】第116页：一、三通造像碑文所载姓氏研究
【张书】第118页：《阳阿故县造像记》为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A.D.563 ）刻制，其中“阳阿故县”，据《魏书•地形志》所载：“阳阿：二汉属上党，晋罢，后复属。”……（按：此处张书引《隋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韩文未抄，略去）可见阳阿故县位于唐泽州一带，至北齐河清年间已经废县。而《阳阿故县造像记》内所载姓氏，亦可提供北齐年间此处民族分布之线索，藉此管窥北齐时期泽潞区民族分布的概况。
【韩文】第116页：《阳阿故县造像记》为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所刻，“阳阿故县”，据《魏书•地理志》记载：“阳阿：二汉属上党，晋罢，后复属。”阳阿故县位于唐代泽州一带，至北齐河清年间已经废县。此碑文可考姓氏者150人，提供北齐年间此处民族分布的线索，由此可管窥这一时期泽潞地区民族分布的概况。
【按】：韩文在此处节抄了张书，并把台湾学者的习惯用语改为他自己的用语。至于韩文统计的150人，也抄自张书第122页，“以上出现过的人数，扣除不确定姓氏者外，确定可考姓氏的有150人”。另外，张书中《阳阿故县造像记》的出处是“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山右石刻史料丛编》，卷二，页14971上-14973上。”而韩文中的出处是“参见《山右石刻丛编》，卷二，14971～14973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其中张书的《山右石刻史料丛编》是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再版的，由于笔者并未见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版本，所以无法对照是否页码也抄袭了，但想来韩文只是更换了出版社而已。
四，
【张书】第119-122页：现将《阳阿故县造像记》铭文节录于后，并将铭中之姓氏，或记载不明但可能代表姓氏的字，以斜体字标志之，以便阅读：“……（以下模糊）”以上出现过的人数，扣除不确定姓氏者外，确定可考姓氏的有150人，依出现出数多寡顺序排列分别如下：刘姓29人、史姓12人、王姓10人、许姓10人、张姓10人、高姓8人、韩姓8人、周姓6人、李姓5人、卫姓5人、杨姓4人、宋姓4人、梁姓4人、董姓3人、赵姓3人、孔姓2人、成姓2人、贾姓2人；姚、马、孙、向、洪、田、娄、武、孟、胡、解、苗、法、钊、正、柳、罗、姬、耿、星、郑、窦等姓皆各1人。
【韩文】第116-118页：先将《阳阿故县造像记》碑文节录于此，以便查阅：“……（以下模糊不可辨认）”碑文中出现过的人物，除姓氏不可考者外，姓氏确定可考者共计151人，如下：刘姓29人、史姓12人、张姓10人、王姓10人、许姓10人、高姓8人、韩姓8人、周姓6人、李姓6人、卫姓5人、宋姓4人、梁姓4人、杨姓4人、赵姓3人、董姓3人、孔姓2人、成姓2人、贾姓2人；马、姚、向、孙、洪、田、娄、武、孟、胡、解、苗、法、钊、正、柳、罗、姬、耿、星、郑、窦等各1人。
【按】：此处《阳阿故县造像记》字数太多，不再显示，但从统计情况明显可以看出韩文抄袭。当然，可能韩文也经过一番数书，所以“张姓”放在“王姓”和“许姓”前，“宋姓”和“梁姓”放在“杨姓”前，“赵姓”放在“董姓”前，“马”在“姚”前，“向”在“孙”前，但既然张、王、许都是10人，宋、梁、杨都是4人，赵、董都是3人，马、姚、向、孙都是1人，那么换来换去也无非就是为了显示有所不同而已。另外，韩文数出“李姓”为6人，而张书“李姓”为5人，于是韩文总数上升为“151人”，但韩文前面已经因袭了“150人”，这里却又说“151人”，反而自露马脚。
五，
【张书】第122页：首先依姓氏出现多寡顺序讨论之，若依《胡姓考》所考证，出现人数最多的刘姓，共29人，可能是匈奴族的屠各胡姓，十六国时期前汉主刘渊即属此类，屠各族本聚居河东一带，故本区刘氏可能是匈奴屠各族之后。
【张书】第122页脚注87：唐长孺也在《魏晋杂胡考》，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页385-386提出魏晋以后，屠各族有部分分布于太行山东麓一带，按地望颇近昭义军辖境。唐氏此看法相当重要，本文后将提出本镇颇多屠各胡姓，即可以此说法相印证。
【韩文】第118-119页：这里将主要参照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以下简称《胡姓考》）中的相关成果，并根据泽潞地区的具体情况与历史因素综合考察，现依据以上顺序依次讨论之。出现次数最多的为刘姓，共计29人，我们知道刘姓有汉姓，亦有胡姓，但是泽潞地区的刘姓，胡姓的可能性比较大，即很可能是匈奴屠各族的后裔。十六国时期的前汉国主刘渊即属此族，屠各族本来就聚居在河东一带，唐长孺先生在《魏晋杂胡考》一文中就提出，魏晋以后，屠各族有部分分布于太行山东麓一带的，从地理上看这与泽潞地区颇为接近，更遑论昭义军统辖邢洺地区之后，太行山东麓部分更是在昭义军的直接管辖之下了。
【按】此处，韩文根据张书正文和脚注，稍微改变语言风格，抟成一段论述，甚至袭用了“《胡姓考》”这一简称。
六，
【张书】第122-123页：其次是出现12人的史姓，《胡姓考》考证是西域史国胡人，《北齐书•恩幸•韩宝业等附传》载：“……”（按：张书对史丑多、胡小儿的史料摘引，略去）与本造像铭制作年代相符，疑这些史姓人士可能是北齐时来自西域移民的后代。
【韩文】第119页：其次是史姓，出现12人。一般认为，史姓出自西域粟特人之昭武九姓，即史国胡人。《北齐书•恩幸•韩宝业等附传》中记载：“……”（按：所引史料袭自张书，略去）这一记载的年代与此《阳阿故县造像记》碑文所载年代相近，因此泽潞地区的这些史姓者可能是来自西域移民的后代。
【按】：此处，韩文抄袭情况亦很明显，恕不多说。另外，脚注的抄袭亦无法一一注明。
七，
【张书】第123页：其次是出现10人的王姓，虽《胡姓考》记王姓可能源自羌族、东夷乐浪、东胡代郡胡等三处的胡人，但若依泽潞区地理位置来看，最有可能性的仍该是源自太原王氏的汉人移民，此由《附表三》中泽潞区有许多太原王氏移入的例子来看，推估此十位王姓中有很大部分可能是太原王氏之汉姓。其次也是出现十位的许姓，《胡姓考》中不见汉化胡姓有许姓，故推估可能是汉姓。其次也是出现十位的张姓，依《胡姓考》考证，张姓若出于胡人者，有源自乌丸、匈奴屠各族、上党匈奴羌渠系的羯族，若依地理位置来看，可能是最后者。十六国时期源自本区的石勒政权所谓“十八骑”中，就有张曀仆、张越等；称赵王时，又有张离、张良等为门生主书，故这十位张姓很可能是本地羌渠部的胡人后裔。
【韩文】第119页：同出现10人是张姓、王姓、许姓。按照姚薇元先生的考证，张姓若出于胡人，大概有这几个来源：乌丸、匈奴屠各族、上党地区匈奴羌渠系的羯族。依照地理位置来看，最有可能的是后者，其次是匈奴屠各族（理由上文已述）。十六国时期源自泽潞地区的石勒政权有所谓“十八骑”中，就有张曀仆、张越等；石勒称赵王时又有张离、张良等为门生主书，因此这里的张姓者很可能是本地羌渠部的胡人后裔。许姓，中古时期未见汉化胡姓中有许姓，因此可以断定为汉姓。至于王姓，虽然《胡姓考》考证王姓可能源自羌族、东夷乐浪或东胡代郡胡三处的胡人，但是按照泽潞地区的地理位置来看，此处的王姓者最有可能的还是源自太原王氏的汉族移民。此在泽潞地区出土的墓志材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其中有许多太原王氏移入的例子。如《唐代墓志汇编》……
【按】此处，张书依照王、许、张的顺序依次考证三姓的族源，而韩文则更换次序为张、王、许，以对应前文统计时对次序的更改，甚为照顾前后文。然而考证的具体内容依然是抄袭，只是韩文略去了张书对“《附表三》”的提及，因为这是韩文所无法提供的。当然，韩文在考证王氏时增加了《唐代墓志汇编》中找出来的一些例子，这虽然是张书在行文中所没有的内容，但韩文所引王深、王达、王庆、王德、王休泰、王守廉、王希玩、王文进、王珍等9人的墓志铭，皆可以在张书附表三《泽潞区墓志铭资料表》中找出来，分别属于张书附表三编号37、41、74、75、121、132、142、164、120。这样的话，韩文虽然自以为高明地加入了墓志铭的材料，但实际上利用的还是张书的资料，算是另一种抄袭吧。
八，
【张书】第123-124页：其次是出现8位的高姓，依《胡姓考》考证，高姓若出于胡人的有三处，分别为鲜卑是楼氏改姓者；高丽高氏；秀容（今山西祁县）匈奴后部高氏，若是胡人姓氏的话，依地理位置而言，可能是源自秀容的匈奴高氏。至于同样出现8人的韩姓，依《胡姓考》考证，韩姓可能源自“匈奴鲜卑化”的破六韩氏，故若此八人是胡姓后裔的话，疑属此族。
【韩文】第120页：同出现8次的高姓与韩姓。依照《胡姓考》考证，高姓若出于胡人者，可能源于三处，即鲜卑是楼氏改姓者；高丽高氏；秀容（今山西祁县）匈奴后部高氏。此处之高氏者如是胡人的话，依地理位置而言，可能是源自秀容的匈奴高氏，但并不排除汉人的可能。至于韩姓，依照《胡姓考》，非汉人的韩姓，可能源自“匈奴鲜卑化”的破六韩氏，因此碑文中韩姓8人如是胡姓后裔的话，当属此族。
【按】：此处抄袭亦很明显。
九，
【张书】第124页：其次是出现6位的周姓，依《胡姓考》考证，后魏时鲜卑族普氏或普乃氏所改姓为周氏，故此六位周姓可能源自此脉。其次是出现5人的李姓，虽《胡姓考》载高车有改姓李者，但在北齐时此部落似尚未改姓，故若按地理位置而言，反可能是赵郡李姓后裔移民至本区的汉人。
【韩文】第120-121页：其次是同出现6次的周姓与李姓。周姓，后魏时鲜卑族普氏或普乃氏曾改姓为周氏，故此6位周姓者有可能源自此脉。李姓情况较为复杂，北朝有高车族改姓李者，如北周至隋显赫的李贤、李穆一族即属此类。史料中鲜见泽潞地区有高车李氏族人，并且从地理位置来考虑的话，泽潞地区的李姓更可能是赵郡李氏后裔移民到此的汉人。但是从墓志材料中，我们看到陇西李氏迁入此地区者超过了赵郡李氏，如《墓志汇编》……姚薇元先生在《胡姓考》中曾考证过，代北高车李氏随拓跋鲜卑内迁后，许多冒称陇西郡望。因此泽潞地区的李氏，不排除高车李氏内迁者后裔的可能性。
【按】：此处，韩文根据他自己统计的6位李姓，把周、李二姓放在一起考察，但依然抄袭着张书的行文。当然，为了更有说服力，加入了《唐代墓志汇编》中找到的材料，然而韩文引到的李买、李经、李素、李绩、李度、李忠，依然见于张书“附表三”，分别为编号63、66、77、113、72、98。
十，
【张书】第124-125页：其次也是出现5位的卫姓，《胡姓考》载匈奴族有归化的卫氏，疑本区五位卫姓人士乃此脉后裔。其次是出现4人的杨姓，《胡姓考》载氐族姓氏有杨姓，或许本区杨姓说不定是为前秦苻坚时所内迁的氐人。其次也是同样出现4位的宋姓，《胡姓考》不见此姓有胡姓，推估可能是汉姓。其次也是同样出现4位的梁姓，《胡姓考》载匈奴休屠族本有梁姓，其中一脉徙武川与代一带，后随北魏政权再移入洛阳一带；虽《胡姓考》又载氐族亦有梁姓，但本区梁姓可能系前者移民进来的，也就是说其可能为匈奴休屠之后。
【韩文】第121页：其次是出现5次的卫姓与同出现4次的杨姓、宋姓和梁姓。《胡姓考》载匈奴族有归化的卫氏，碑文中出现的5位卫姓者可能是此脉的后裔。同区出土的一方墓志可作为旁证：《墓志汇编》开元093号，墓主卫节，……宋姓，未见胡姓中有此姓氏，因此可断定为汉人。至于杨姓，《胡姓考》载氐人姓氏有杨姓，按前秦苻坚曾经大批迁徙氐人到关东各要地，其中有不少氐人被迁徙到并州太原、邺城一带，此两地地理上与泽潞地区颇为接近，因此不排除此地杨姓为内迁氐人后裔的可能。梁姓，《胡姓考》考证匈奴休屠族本有梁姓，其中一支徙武川与代郡一带，后随拓跋魏政权再次迁移到洛阳一带，泽潞地区恰好是代北迁入洛阳的必经之地，因此此处的梁姓者很有可能即是匈奴休屠族移民的后裔。
【按】：此处，韩文依旧抄袭，并且所增加的卫节墓志铭的信息，也可以从张书“附表三”中找到，为编号78。
十一，
【张书】第125页：其次是出现3人的董姓，《胡姓考》载匈奴屠各族中有董姓，按地望而言疑本区董姓可能为匈奴屠各族之后。其次也是同样出现3位的赵姓，《胡姓考》载匈奴有归化之赵姓人士，又石勒“十八骑”中亦有匈奴后裔赵鹿，故本区赵姓可能是匈奴后裔。其次又有孔姓2人，《胡姓考》不见孔姓为胡姓，推估可能是汉姓。又有2人之成姓，《胡姓考》载匈奴屠各族有成姓；卢水胡亦有成姓，按本区地望而言，较可能是前者，疑为匈奴屠各之后。又有同为2人之贾姓，《胡姓考》不见有胡姓为贾姓者，推估可能是汉姓。
【韩文】第121页：其次是分别出现3次与2次的董姓、赵姓、孔姓、成姓和贾姓。其中孔姓与贾姓，不见有胡姓为此二姓者，因此可以断定为汉人姓氏。董姓与成姓，按《胡姓考》的考证，匈奴屠各族中即有董姓与成姓，而前文已述，匈奴屠各族有大批迁徙至太行山东麓一带的，因此泽潞地区的董姓与成姓者极有可能是这一部族移民的后裔。至于赵姓，《胡姓考》载匈奴有归化之赵姓人士，又石勒“十八骑”中也有匈奴后裔赵鹿，故此处之赵姓也可能是匈奴后裔。
【按】：此处，韩文把张书依次考察的董、赵、孔、成、贾，按张书考证结果所显示出的类别，分成孔•贾、董•成、赵三类来排列，算是有改动地抄袭。
十二，
【张书】第125-126页：其次皆是只出现1位人士的姓氏，首先是姚姓，《胡姓考》载羌族有姚姓，怀疑本区姚姓或为前秦时随大将姚苌所迁入中原者。又羌族姚姓也有归化入北魏政权者，《魏书•姚黄眉传》载：“……”（按：具体史料略去）故本区姚姓疑也可能为此房支之后，随北魏孝文帝入洛时内迁于本区。
【韩文】第121-122页：其余有可能为胡人姓氏者：姚姓，羌族有姚姓，其中有随前秦时大将姚苌迁入中原者，也有后来归化入北魏政权的。如《魏书•姚黄眉传》载：“……”（按：史料袭自张书，略去）故此区的姚姓者，有可能是随拓跋魏入洛时内迁于此地的羌人后裔。
【按】：此处，韩文依旧照抄了张书的行文和史料，并稍作修改，不赘。
十三，
【张书】第126-127页：其次为马、孙、向、洪、田等五姓，《胡姓考》皆不见载为胡姓，推估可能都是汉姓。其次为娄姓，《胡姓考》载娄姓为胡姓有二源，一为吐谷浑归化入代北的匹娄氏所改姓，另一同为代北的一那蒌氏改姓蒌氏，也许蒌与娄可能互误，疑本区娄姓为代北人内迁者。其次为武、孟二姓，《胡姓考》不见此二姓有胡姓，可能是汉姓。其次是胡姓，虽依《胡姓考》载铁勒（即高车）有纥骨氏改姓胡氏，又按《魏书•孝明帝纪》载：“（正光五年，A.D.524）夏四月，高平酋长胡琛反，自称高平王，攻镇以应拔陵。别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遁。”另按《北史•尔朱天光附传》载：“初，高平镇城人赫贵连恩等为逆，共推敕勒酋长胡琛为主，号高平王。”，但此高平为高平镇之意，非本区高平郡。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示高平镇位置，在今甘肃固原县，地望距本区过远，故推估本区胡姓可能非铁勒胡姓而是汉姓。其次为解姓，按《胡姓考》载高车解枇氏于北魏天兴四年（A.D.401）帅部归魏，“遂为代人。孝文南迁，改为解氏”，疑本区解氏可能为此一解氏之后裔。其次又有苗、法、钊、正、柳等姓，皆不见《胡姓考》，可能也是汉姓。其次为罗姓，《胡姓考》载“代北叱罗氏改为罗氏”，故代北有罗氏，又按《魏书》载，西燕政权慕容暐有大将悉罗腾，疑悉罗为叱罗之另译；西燕政权后东移至泽潞区立国，疑有此姓跟随移入本区，魏孝文帝时改为罗姓，故疑其为鲜卑族之后。其次姬、耿、星、郑等四姓，《胡姓考》不见此四姓有胡姓，推故可能为汉姓。最后为窦姓，《胡姓考》中亦考证窦亦代北鲜卑姓，疑本区窦姓人士为此姓后裔。
【韩文】第121页：最后是出现1次的诸姓氏，其中马、孙、向、洪、田、武、孟、苗、法、钊、正、柳、姬、耿、星、郑诸姓，未见胡姓中有上述诸姓者，因此可以断定为汉人姓氏。
【韩文】第122-123页：娄姓，《胡姓考》载娄姓为胡姓者有两个来源，一是吐谷浑归化入代北的匹娄氏所改姓；另一是同为代北的那蒌氏改姓娄氏。又汉人姓氏中仅有楼氏，未见有娄氏，因此，此处的娄氏当为代北内迁者。胡姓，虽依《胡姓考》载高车有纥骨氏改姓胡氏，但北魏以降史载此胡姓多在高平镇（今甘肃固原县一带）活动，从地理角度看距泽潞较远，因此，此处的胡氏更有可能是汉姓而非高车胡姓。解姓，依照《胡姓考》考证，高车解枇氏于北魏天兴四年率部归魏，“遂为代人。孝文南迁，改为解氏”，此处之解氏者可能为此高车解氏的后裔。罗姓，《胡姓考》载“代北叱罗氏改为罗氏”，故代北有罗氏，又按《魏书》记载，西燕政权慕容暐有大将悉罗腾，姚薇元先生疑此悉罗乃是叱罗的另译；西燕政权后东移到泽潞地区立国，有可能有此姓跟随迁入此地区，孝文帝时改为罗姓。最后为窦姓，窦氏胡姓应为代北鲜卑族人，后随拓跋魏南迁，因此此处之窦姓者如是胡人当是此姓后裔。
【韩文】第122页脚注4：《魏书•孝明帝纪》，记载：“（正光五年）夏四月，高平酋长胡琛反，自称高平王，攻镇以应拔陵。别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遁。”另《北史•尔朱天光附传》载：“初，高平镇城人赫连贵恩等为逆，共推敕勒酋长胡琛为主，号高平王。”，
【按】：此处，韩文把张书原文次序打散，先综述可以断定为汉姓者，再分述需要进一步考辨者，顺便把张书两条放在行文之中的史料移入脚注，并改张书“赫贵连恩”为“赫连贵恩”，可谓细心。但依旧是抄袭。另外，韩文第122页脚注2、7，也分别是对张书第126-127页脚注107、113的抄袭，不赘。
十四，
【张书】第127-128页：《张村造像记》是由潞州壶关县出土的史料，由铭文中得知《张村造像记》刻制于隋朝开皇十三年（A.D.593），今将《张村造像记》铭文节录如下：“……”上述人士含夫妻在内，扣除不确定姓氏者外，确定姓氏者有35人，分别为：张姓11人、程姓3人、牛姓3人、郭姓2人、秦姓2人、云姓2人；李、阎、卫、刘、令狐、马、吕、渠、樊、赵、孙、田等姓各1人。
【韩文】第123页：《张村造像记》在潞州壶关县出土，隋开皇十三年刻制，其中姓氏可考者为35人。先将碑文节录如下，以备查阅：“……”上述含夫妻在内确定姓氏者共计35人，即：张姓11人、程姓3人、牛姓3人、郭姓2人、秦姓2人、云姓2人；李、阎、卫、刘、令狐、马、吕、渠、樊、赵、孙、田等姓各1人。
【按】：此处统计更是原封不动地照搬。
十五，
【张书】第129页：《张村造像记》是张村所刻制的造像铭，故最大姓自然为张姓，共计11人，前在《阳阿故县造像记》已推论本区张姓可能为上党匈奴羌渠系的羯族，兹不累叙；且《张村造像记》即出土于上党，地望皆合，为匈奴系后裔的可能性更大。
【韩文】第123页：《张村造像记》乃由张村所刻制，最大姓自然是张姓，前文已推论此地区之张姓可能为上党匈奴羌渠系的羯族后裔，兹不累述；而且此碑即出土于上党，地理位置也相契合，为匈奴渠羌系羯族后裔的可能性很大。
【按】：此处亦明显抄袭。
十六，
【张书】第129页：其次同为3人之程、牛二姓，《胡姓考》不见载这二姓有胡姓，可能为汉姓。其次是同为2人之郭、秦、云三姓，其中郭、秦二姓，《胡姓考》亦不见载有胡姓，也可能为汉姓。云姓，《胡姓考》载代北宥连氏改姓云氏，知其为鲜卑姓氏，又《魏书•悉斤传》载：“悉斤……又破库狄、宥连部，徙其别部诸落于塞南。”塞南概指长城以南的秦晋一带，疑本区云姓可能为此支之后。
【韩文】第124页：程姓、牛姓、郭姓、秦姓，未见载此四姓有胡姓者，故此可断定为汉人姓氏。云姓，据《胡姓考》考证，代北宥连氏改姓云氏，可知其为鲜卑姓氏。又《魏书•悉斤传》载：“悉斤……又破库狄、宥连部，徙其别部诸落于塞南。”塞南概指长城以南的秦晋一带，因此此地区之云姓者很可能为此支的后裔。
【按】：此处亦抄袭，张书以人数分程•牛、郭•秦•云为两类，而韩文以是否胡姓分程•牛•郭•秦、云为两类。
十七，
【张书】第129-130页：其次是出现仅1位的姓氏，可能代表的意义就是本村人口较少的姓，首先是卫、刘二姓，前在《阳阿故县造像记》部份已推论可能是匈奴系姓氏，兹不累叙。其次是令狐、马姓，《胡姓考》不见载有胡姓，可能为汉姓。其次为吕姓，依《胡姓考》所考证，代北有“叱吕”或“俟吕”姓为本为鲜卑化柔然姓，北魏孝文帝以后改为吕姓，故可能是北魏孝文后內徙至本区之胡姓。其次是渠姓，《姓纂考》见载此姓为汉姓，且《胡姓考》不见此姓有胡姓，推论很可能是汉姓。其次是樊姓，《胡姓考》不见此姓有胡姓，可能为汉姓。其次为赵姓，前《阳阿故县造像记》部份已考本区赵姓很可能是匈奴有归化之后裔，兹不累叙。其次是孙、田二姓，《胡姓考》不见此姓为胡姓，也可能是汉姓。
【韩文】第124页：出现1次的12个姓氏中，李、卫、刘、赵四姓前文已做推论；阎、令狐、马、渠、樊、孙、田诸姓不见载其有为胡姓者，故可能皆为汉姓。唯剩吕姓，依《胡姓考》所考证，代北有叱吕或俟吕，本为鲜卑化的柔然姓氏，孝文帝后改为吕姓，故不能排除此处之吕姓者乃是随拓跋鲜卑南迁之柔然移民后裔的可能。
【按】：此处，韩文亦根据类别对张书分别考论的姓氏进行了归类叙述，并补足了张书漏及的李、阎二姓，省略了张书对《姓纂考》的引用，但依旧是抄袭。
十八，
【张书】第130-131页：《纪弥勒菩萨上生变赞并序》是清代在泽州府凤台县出土。由碑文得知，其刻制时间是唐文宗宝历二年（A.D.826），记载该县十个村落的姓氏分布，大致上应可代表中晚唐唐昭义军泽州州治晋城县的姓氏或民族分布。今将《纪弥勒菩萨上生变赞并序》文有关立碑者姓氏部分节录如下：“……”（按：碑文内容略去）上述出现人名中扣除不确定姓氏者外，确定姓氏者有80人，分别是张姓9人、王姓9人、李姓7人、金姓5人、刘姓4人、毛姓4人；侯、赵、郭、焦、祁、清等姓各3人；高、崔、汪、冯等姓各2人；党、寇、石、卫、陈、韩、翟、严、管、嫒、姜、都、进、段、伟、魏等姓各1人。
【韩文】第124-125页：《纪弥勒菩萨上生变赞并序》，清代在泽州府凤台县（即唐代泽州治晋城县）出土，刻制于唐文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确定姓氏者共计80人，大致应可代表中晚唐唐昭义军泽州州治晋城县的姓氏以及民族分布。现将《纪弥勒菩萨上生变赞并序》碑文有关立碑者部分节录如下：“……”（按：碑文内容略去）此碑文确定姓氏者共计80人，其中张姓9人、王姓9人、李姓7人、金姓5人、刘姓4人、毛姓4人；侯、赵、郭、焦、祁、清等姓各3人；高、崔、汪、冯等姓各2人；党、寇、石、卫、陈、韩、翟、严、管、嫒、姜、都、进、段、伟、魏等姓各1人。
【按】：此处对第三通碑文的统计，韩文亦是原封不动抄袭了张书的统计。
十九，
【张书】第131页：本碑树立的时间正值昭义军节度使第四期，亦即刘氏掌权时期，基本上经过隋唐两百余年的民族混合与涵化后，本地汉胡姓间文化区隔可能已不甚明显。尤其本碑系出土于泽州州治所在，为该州文教中心，汉文化影响力应该已经超过其他民族的文化力量。不过本文仍尝试由姓氏分析其民族结构，冀望从本期民族的分布中看出当地居民结构。
【韩文】第125页：特别要说明的是，此碑刻制树立的时间正值刘悟、刘从谏父子掌权时期，昭义军节度使开始“河朔藩镇化”，刘氏父子世袭，不服中央号令，昭义军辖内也有胡化的反动趋势。尽管如此，经过隋唐二百余年的民族融合，可以说这一地区汉胡间的文化差别已经不甚明显了；尤其是此碑出土于泽州州治所在，乃是该州的文教中心，汉文化的影响力应该已经超过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力量了。本文仅由姓氏对这一时期这一地区之民族结构做一个量化分析，并不包含文化史的分析因素在内。
【按】：此处，韩文亦抄袭张书。不过张书提及“昭义军节度使第四期”，这是张氏本人所划分的时间段，其分期情况见张书第259-260页。但在韩文中，这种分期对他来说没有意义，所以直接标明为刘氏父子掌权时期。
二十，
【张书】第132页：首先本区最大姓氏为可能是匈奴系之张姓，有9人之多。其次是王姓9人，亦已言可能是太原王氏移入的汉姓。其次李姓7人，亦已言可能是汉姓。金姓5人，依《胡姓考》所考证，匈奴屠各有金姓，疑本区金姓可能是屠各后裔。毛姓4人，《胡姓考》不见载其为胡姓，推估可能是汉姓后裔。其次侯姓3人，《胡姓考》载南北朝时本是鲜卑化羯族之代人，故疑为胡姓。赵姓3人，前已言可能为匈奴系后裔。郭、焦、祁、清四姓，皆各3人，《胡姓考》不载其为胡姓，可能是汉姓后裔。高姓2人，前已言本区高氏可能为鲜卑高氏或秀容匈奴高氏后裔。崔、汪、冯姓各2人，则可能是汉姓后裔。
【韩文】第125页：张姓、王姓、李姓、刘姓、赵姓与高姓，前文已做推断，兹不累述。金姓，依《胡姓考》所考证，匈奴屠各族有金姓，本地区之金姓者极有可能是匈奴屠各的后裔，理由前文已述。毛、郭、焦、祁、清、崔、汪、冯诸姓，未见胡姓中有此诸姓，因此皆为汉姓。侯姓，据《胡姓考》记载，侯姓本就是鲜卑化羯族的代人，因此此为胡姓无疑。
【按】：此处，韩文依例分类，并补入张书漏及的刘、高二姓，但依然属于抄袭。
二十一，
【张书】第132-133页：以下姓氏只有1人的党姓，前已言可能是羌姓后裔，疑此人是羌族后人。寇姓，……石姓，……卫姓，前已言亦可能是匈奴姓。陈姓，……韩姓，前已言本区韩姓可能为鲜卑化匈奴后裔。翟姓，……段姓，……（按：皆论其皆为胡姓，省略之）其余严、管、嫒、姜、都、进、伟、魏等，《胡姓考》皆不见载有胡姓，可能是汉姓。
【韩文】第125-126页：出现一次的诸姓中，寇姓，……石姓，……陈姓，……翟姓，……段姓，……（按：亦省略之）其余卫姓与韩姓前文已述，党、严、管、嫒、姜、都、进、伟、魏诸姓皆不见载有胡姓，故可推定为汉姓。
【按】：此处笔者略引之寇、石、陈、翟、段五姓考述，韩文皆抄袭张书，并顺带把张书中放入脚注的对令狐楚《为昭义王大夫谢知节度观察等留后表》和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的引用，放入正文中去。另外，韩文把党姓作为汉姓，而张书说“前已言可能是羌族后裔”，据笔者查阅，张书在此前确实并未论及党姓来源，此处所谓“前已言”估计是误书，而韩文予以纠正。但是，这只能说明韩氏在抄袭时比较细心罢了。
二十二，
【张书】第133-136页：《附表三》中本区墓志铭中，可藉由铭文所载姓氏间婚姻状态，看出汉姓与胡姓间是否有相互通婚的情形。将以《附表三》所载墓志铭姓氏为本，扣除少数已迁往两京或外州之例、以及归葬本区但无载其配偶姓氏者、及本人姓氏不详者，剩余例子该多是世代住于本区，充分具代表性之家族。故将讨论《附表三》中归葬本区者，观其家族或婚姻配偶、或其他家属之姓氏是否为汉姓胡姓。本小节亦依前小节三造像铭中姓氏之推论方法，参考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等相关史籍，以推论本区姓氏是否可能为汉姓或胡姓。又前小节已出现并推论过之姓氏，此处将不累叙，唯对新出现可能是胡姓之姓氏，将做推论。……（按：略去张书具体考证）以上是墓志铭中所新见可能是胡姓者之推论。
【韩文】第126-127页：据笔者统计，现在可见到的泽潞地区隋唐时期可确定姓氏或名讳的出土墓志大约160余方，现大多收录《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唐代墓志汇编附考》以及《全唐文补遗》中，也有少部分收录《潞安府志》中。综观这些墓志铭，可确定姓氏者中大多数前文已做考证与推论，另外一些上文未作推论的姓氏，根据《胡姓考》以及泽潞地区的具体情况可以推断极有可能为胡姓。例如：……（按：同上略去）另外笔者发现铭文中所记载墓主之配偶或姻亲，多有疑是胡姓者，现引证几例，以期管窥泽潞地区胡汉通婚的情况。……（按：略去）
【韩文】第126页脚注5：《潞安府志》为万历十年刻本，国内久已失传，幸由长治裔华侨武炳焜先生设法在日本东京图书馆找到世间仅存的一部，复印后送回国内，2007年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为研究长治地区（即唐代潞州）的历史提供了新的丰富史料。
【按】：此处，韩文把张书对婚姻关系中胡姓情况之考察，拆分为对胡姓和胡汉通婚情况的考察，可谓辛苦。不过，韩文说泽潞地区隋唐时期墓志铭“大约160余方”，而张书“附表三”所统计的正好165方，且张书所提供的出处正包含《墓志汇编》、《墓志汇编续》、《墓志汇编附考》、《全唐文补遗》、《潞安府志》等，恐怕韩文所谓的“笔者统计”，实际就是张书统计。另外，张书对高感及其妻卜氏、杜美及其妻库狄氏、连简、崔严弟妹路氏、王盛母郝氏、申屠氏妻贺氏等例子的具体考证，都被韩文所抄袭，可参照前文举证，以想见其盛况；韩文在推断为胡姓时所新增加的两例，刘基、朱满，则分别对应张书“附表三”中的编号54、64，只不过韩文直接标明引自《墓志汇编》和《续编》。当然，韩文所利用的《潞安府志》，据其脚注来看，是明代万历年间刻本，2007年方才影印面世；而张书所利用的《潞安府志》是清代李中白编的，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不过清代的 《潞安府志》据明代万历不远，应当在其编修的时候能够利用到明代的，那么韩文所标榜的“久已失传”的明代《潞安府志》中的材料，估计张书所用的清代《潞安府志》里面也有。当然，笔者并未能见到这两部府志，所以还不敢妄下断语。
二十三，
【张书】第97页：在郡姓研究方面，本文依据引《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昭义五州于北宋初的郡望郡姓，及胡阿祥《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一文中，胡氏参考两晋南北朝各正史史料，及北京馆藏《天下姓望氏族谱》、伦敦馆藏敦煌出土之《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唐代李林甫《天下郡望氏族谱》，归纳出两晋南北朝、唐前、后期及宋初等不同时期各州郡的郡望郡姓。综合上述资料，将两晋南北朝至北宋初有关昭义五州郡姓归纳如《表3-1》，发现本区迁葬两京者，大多数为本区之大姓。……（按：略去“表3-1”）
【张书】第136页：由《表3-1》所载泽潞区各期郡姓来看，是否有可能为胡姓？两晋南北朝郡姓方面，只有泽州郡姓有记载，韩、石等姓前亦言可能为本区胡姓；尧、续、崔、朱四姓不见《胡姓考》载为胡姓，很可能是汉姓。唐前期，泽州郡姓孤独、潞州郡姓赫连，皆是胡姓无疑，泽州翟、潞州连等姓前亦言可能为本区胡姓。泽州米姓，《胡姓考》虽载有西域米国胡人入居中国因以为姓，但皆盛唐以后才移居中国，而本地米姓早在唐前期即列郡姓，故推论可能为汉姓。泽州范、巴、过、潞州包、樊五姓不见《胡姓考》载为胡姓，可能为汉姓。潞州鲍姓，虽《胡姓考》有载柔然俟利伐姓归北魏后改为鲍姓者，但前已述上党鲍氏为汉鲍宣之后，故属汉姓。唐后期潞州出现上官、尚、陈三新郡姓，前二姓不见《胡姓考》载为胡姓，很可能都是汉姓，陈姓前已言可能为胡姓。
【韩文】第127-129页：最后我们来看泽潞地区这一时期郡姓的情况。下表所归纳的泽潞两州的郡姓，主要来源于正史史料以及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国家图书馆藏《天下姓望氏族谱》、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藏经洞出土《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唐李林甫撰《天下郡望氏族谱》，并参考胡阿祥《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一文，以兹说明。……（按：略去“表1”）由表1来看，两晋南北朝郡姓方面，仅有泽州郡姓有记载，其中韩、石、朱等姓前文已论可能为胡姓；尧、续、崔三姓未见《胡姓考》载为胡姓，很可能即是汉姓。唐前期，泽州郡姓孤独，潞州郡姓赫连，皆是胡姓无疑，泽州翟姓、潞州连姓前文已述可能为胡姓；泽州米姓，《胡姓考》虽载有西域粟特米国胡人入居中国以国为姓者，但都是盛唐之后才大批移居中原的，而泽州米姓早在唐代前期就已列为郡姓，因此可断定应为汉姓；泽州范、巴、过，潞州包、樊五姓不见《胡姓考》载为胡姓，因此可推断为汉姓；潞州鲍姓，有关上党鲍氏的记载不绝于史：“……”（按：略去对《汉书•鲍宣传》、《后汉书•鲍永传》、《三国志•鲍勋传》、《南史•鲍照传》的史料引用）虽然《胡姓考》有载柔然俟利伐姓归北魏后改为鲍姓，但是根据这些史料来看，潞州的鲍姓当是汉代鲍宣的后人，应属汉姓。唐后期潞州出现上官、尚、陈三个新的郡姓，其中上官、尚二姓不见《胡姓考》载为胡姓，应为汉姓；陈姓前文已言可能为胡姓。
【按】：此处，韩文亦明显抄袭，把张书前后两段融合在一起，而实际上张书前一段属于第三章第二节，专门讨论昭义地区中上阶层中央化的。其中，韩文所列出的“表1”，其实就是张书所统计的“表3-1”（张书第97-98页）去掉邢洺区后所剩下的部分，且韩文间接抄袭了胡阿祥先生的考证成果，把胡先生调查的材料当成自己的功劳。另外，韩文所增加的对鲍氏材料的引证，也抄袭自张书第82页脚注22，此处不再详征。
二十四，
【张书】第136页：由以上可知，本区部分胡姓亦成为当地强宗势族而列郡姓，其中唐前期泽州郡姓孤独、潞州郡姓赫连皆确定是胡姓，泽州孤独氏甚至至北宋初仍列郡姓，可见此胡姓家族势力之巨，由此知本区胡人社会势力甚强，与汉人势力颇相当。
【张书】第137页：早在十六国时期，泽潞区即多汉胡杂居现象，此类史料不绝于书，可知本区民族问题之复杂。而由墓志铭与造像铭所载姓氏推论，泽潞区也是汉胡夹杂之地，但随时间之演进，加上本区交通较为闭塞，地域性格也倾向封闭保守，形成当地独特文化，又由泽潞区部分胡姓列为郡姓，可知本区胡姓势力亦强，颇与当地汉人势力并驾齐驱。此外由从本区墓志铭可看出，因本区较为封闭之社会特征，在中古前期以来，就有颇多墓主之祖先原是外地籍贯人士，因任官原因就葬本区，而使子孙变为本地籍贯。这种风气也可能渐改变本区原有社会阶层，造成新移入之士族或小姓阶层，逐渐取代当地旧有家族的社会优势，使旧有家族逐渐没落。以上社会特征，可能也是与邢洺区最大的不同点之一。邢洺区方面，虽史家曾提出关东一代因胡人移入，亦使当地汉胡杂居，而有“尚武”之文化现象，但因邢洺区地处河北道，交通发达，地域性格开放，也使小姓阶层以上的中上阶层，有“中央官僚化”的风气。两区社会文化特征若呈现差异，也可能增加昭义军统治两区时之困难。
【韩文】第129-130页：综上所述，早在十六国时期，泽潞地区即多汉胡杂居现象，此类史料不绝于书，可知这一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而由造像铭与墓志铭所载姓氏推论，泽潞区也是胡汉夹杂之地；并且由泽潞二州郡姓来看，部分胡姓亦成为了当地的强宗势族而位列郡姓，其中泽州孤独、潞州赫连皆可确定是胡姓，孤独氏甚至到北宋初期仍列郡姓，可见此胡姓家族势力之深远，由此可知这一地区胡人社会势力是非常强大的，与汉人势力颇为相当。并且由墓志材料来看，胡汉通婚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这也反映了这一地区胡汉杂居、民族融合的形势。
【按】：韩文此处的抄袭也很明显，只是略去了张书中关于邢洺区的论述，毕竟韩文题目是仅限于泽潞地区的。
二十五，
【张书】第22-23页：泽潞地区现称为“上党-长治盆地”，其分别是北由浊漳水系，南由丹、沁二水系冲积而成。……（按：张书对任德庚《中国地理》的引述，韩文未抄，略去）这种由高原上河流切割出的深沟型峡谷盆地，是本区最主要之地形特色，这些盆地往往为多数聚落与农耕地所在。本地又因雨量少且不集中，一遇干旱反而更容易使黄土毛细作用停止，失去黄土自肥机制，营养无法再制，土质干松，加上狭长型切割盆地的可灌溉耕地本就少，所以本区荒歉可能性就更大了。
【张书】第32页：泽潞地区相对邢洺而言是较贫瘠的地方，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即曾说：“昭义军粮，尽在山东，泽潞两州，全居山内，土瘠地狭，积谷全无。”可见泽潞区“全居山内，土瘠地狭，积谷全无”，是相当贫瘠之地。又元稹《授刘悟昭义节度使制》亦言此区：“上党……其土瘠，其人劲。”
【韩文】第129页：泽潞地区现称为“上党-长治盆地”，分别是由北边的浊漳水系与南边的丹、沁二水系冲积而成。这种由高原上河流切割出的深沟型峡谷盆地，是这一地区最主要的地形特色，这些盆地往往成为聚落与农耕地的所在。这里雨量较少而且很不集中，加之狭长型切割盆地的可灌溉耕地本来就很少，因此泽潞地区相对于周邻各区，甚至与同属昭义军治下的邢洺地区相比，都是非常贫瘠的。杜牧曾经就说过：“昭义军粮，尽在山东，泽潞两州，全居山内，土瘠地狭，积谷全无”；元稹也说：“上党……其土瘠，其人劲。”
【按】：举证到这里，其实张书第三章第三节早已经被韩文抄袭完毕，所以韩文的结论为了更加充实，从张书其他地方抄袭，此处即对张书第二章第一节里的前后两段内容进行拼接揉合而成。
二十六，
【张书】第79-80页：泽潞地区为两汉之上党郡，有关本地民风记载，《汉书•地理志八下》载：“……”（按：具体引用略去）可见前汉时本地民风剽悍，可能肇因于上党地区为山高谷深的峡谷地形，可耕作农田多成狭长小块状，农业总体生产力比河北平原差，较有生产力的土地多集中在能提供充分人力、水利的县城附近。……（按：此处引某唐人墓志铭，韩文未抄，略去）所以这类土地通常多半掌握在城内有力的中上阶层、富豪家族中，社会贫富不均，土地所有权往往为特定阶层所世传，使本地阶层流动较为僵化。……（按：此处对《汉书•地理志》进行引释，韩文未抄，略去）社会剩余物资能分配给中下阶层的，可能相对较少，生活较山东地区必更清苦，下阶层民风可能易于保守劲悍。
【韩文】第129-130页：泽潞地区的彪悍民风，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汉书•地理志》记载：“……”（按：略去）可见汉代时本地民风即已非常彪悍。这一民风特征可能肇因于上党地区为山高谷深的峡谷地形，可耕作农田多成狭长小块形状，并且较有生产力的土地多集中在能提供充分人力与水利的县城附近。这类土地通常掌握在城内有势力的中上阶层、强宗富族手中，社会贫富不均，土地所有权往往为特定阶层所世传，使得这一地区社会阶层流动性极为僵化。同时中下阶层所能分配到的剩余社会物资相对很少，生活较之相邻富庶的河北平原必然更为贫苦，民风可能易于保守劲悍。
【按】：此处所抄为张书第三章第一节。
二十七，
【张书】第48页：甚至在中晚唐朝廷征讨昭义刘氏时，境内遍地山区尚有少数民族聚邑“黑山部落”，此事见《太平广记》引《云溪友议》：“……”（按：所引略去）这些“黑山诸番部落”可能是屠各、羯族或稽胡的后裔，处于交通不便山地，至晚唐仍聚族而居，可较不容易受到控制。
【韩文】第130页：同时上党地区中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部落频繁活动的地方，甚至到了唐代后期仍有记载：“……”（按：即张书所引《太平广记》内容，略去）这里的“黑山诸番部落”，可能是匈奴屠各、羯族或者稽胡的后裔，由于他们居于交通不便的山地，到晚唐时期仍然聚族而居。
【按】：此处所抄为张书第二章第二节内容。引证至此，韩文也快结束了，可以不再举例，以上二十七例，足够说明韩文的抄袭情况，并且手法多样，性质恶劣。让人叹惋！
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一书
按：其实看过学界那么多抄袭事件后，本人也有些麻木了，但这次涉及到的是自己认识的一个人抄袭，还是很震惊！但我想不必因为他是我朋友而替他掩饰什么，自己做的事自己明白，既然会有这个结果，当初又何必如此呢？！另外，在唐史学界越来越重视出土材料的今天，虽然有时候如果能够在自己的文章中第一次披露某些出土材料并进行研究，将是一件比较光彩的事情，但是当别人已经先你一步利用过此材料，而你却为了那种虚无的满足感而占据他人的劳动成果为己有时，你就已经在任何方面一败涂地了。何况即便你不是第一位利用新材料的，你大大方方引用一下别人的考证成果，在此基础上再创新，又有什么不好的呢，非要使用抄袭的手段吗？是为赠送给我这位朋友的新年礼物吧！至于他是否要回礼，以及相关单位对此如何处置，就不是我所能预料，也没必要过问的事了。
2012年1月19日 相如轩
其实这次抄袭也不是我发现的，而是承蒙华东师大某兄告知，也不排除已经有人发现抄袭现象而不便揭露者。根据某兄的提示，我具体对比后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08级博士生韩棣尧《从石刻史料看北朝隋唐时期泽潞地区的民族构成》一文（刊登于宁欣主编《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5-130页。）（此书为北师大2009年8月所举办同名研究生论坛的论文集，但韩博士所提交的并不是这篇论文）（以下简称“韩文”）抄袭了台湾学者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一书（稻乡出版社，2007年）（其原型为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6月）（以下简称“张书”）相关章节，主要是第三章第三节。具体对比如下：
一，
【张书】第117页：早在十六国时期，泽潞区即多汉胡杂居现象，《晋书•慕容儁载纪》载：“上党冯鸯自称太守，附于张平，……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由上引文可知当时上党一带汉胡杂居，此类史料不绝于书，故本区少数民族问题值得研究。
【韩文】第115页：据《晋书•慕容儁载记》记载：“上党冯盎自称太守，附于张平……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由上引文可知，早在十六国时期，泽潞地区已多胡汉杂居的现象，并且这类史料不绝于史。
【按】：韩文化用张书，仅仅修改了语句顺序，并错改“鸯”为“盎”，改“纪”为“记”而已。另外，张书所引《晋书》内容为台湾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而鼎文书局正是盗版的中华书局本，故而韩文连张书脚注中所标页码也一并抄袭。
二，
【张书】第52页正文：《后汉书》载上党形胜云：“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奈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雠之刃？”；唐代李讷在《授薛元赏昭义军节度使制》亦云上党形势：“上党古今之重地也，束山东之襟要，控河内之封攘。”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则载潞州形胜：“府据高设险，为两河要会，自战国以来，攻守重地也。……（此处张书引李抱真、杜佑言论，韩文未抄，略去）……上党于河北，常为兵冲者，以东下壶关，则至相州，南下太行，则抵孟州也。明初定山西，亦由泽潞而北上党，诚自古必争之地也。”
【韩文】第115页注三：《后汉书》，卷二八上《冯衍传》，“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奈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雠之刃？”又《全唐文》，卷四一八，《授薛元赏昭义军节度使制》，“上党古今之重地也，束山东之襟要，控河内之封攘。”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二《潞安府》，“府据高设险，为两河要会，自战国以来，攻守重地也……上党于河北，常为兵卫者，以东下壶关，则至相州，南下太行，泽抵孟州也。明初定山西，亦由泽潞而北上党，诚自古必争之地也。”
【按】：此处，韩文化用的是张书第二章第二节的内容，把正文移为注释，加上所引史料的卷数，并有所节略，但明显可以看出抄袭痕迹，并在抄袭的过程中把兵冲的繁体“衝”误为“衛”，“则”误为“泽”。
三，
【张书】第118页：一、由三篇造像铭姓氏看泽潞区的民族
【韩文】第116页：一、三通造像碑文所载姓氏研究
【张书】第118页：《阳阿故县造像记》为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A.D.563 ）刻制，其中“阳阿故县”，据《魏书•地形志》所载：“阳阿：二汉属上党，晋罢，后复属。”……（按：此处张书引《隋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韩文未抄，略去）可见阳阿故县位于唐泽州一带，至北齐河清年间已经废县。而《阳阿故县造像记》内所载姓氏，亦可提供北齐年间此处民族分布之线索，藉此管窥北齐时期泽潞区民族分布的概况。
【韩文】第116页：《阳阿故县造像记》为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所刻，“阳阿故县”，据《魏书•地理志》记载：“阳阿：二汉属上党，晋罢，后复属。”阳阿故县位于唐代泽州一带，至北齐河清年间已经废县。此碑文可考姓氏者150人，提供北齐年间此处民族分布的线索，由此可管窥这一时期泽潞地区民族分布的概况。
【按】：韩文在此处节抄了张书，并把台湾学者的习惯用语改为他自己的用语。至于韩文统计的150人，也抄自张书第122页，“以上出现过的人数，扣除不确定姓氏者外，确定可考姓氏的有150人”。另外，张书中《阳阿故县造像记》的出处是“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山右石刻史料丛编》，卷二，页14971上-14973上。”而韩文中的出处是“参见《山右石刻丛编》，卷二，14971～14973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其中张书的《山右石刻史料丛编》是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再版的，由于笔者并未见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版本，所以无法对照是否页码也抄袭了，但想来韩文只是更换了出版社而已。
四，
【张书】第119-122页：现将《阳阿故县造像记》铭文节录于后，并将铭中之姓氏，或记载不明但可能代表姓氏的字，以斜体字标志之，以便阅读：“……（以下模糊）”以上出现过的人数，扣除不确定姓氏者外，确定可考姓氏的有150人，依出现出数多寡顺序排列分别如下：刘姓29人、史姓12人、王姓10人、许姓10人、张姓10人、高姓8人、韩姓8人、周姓6人、李姓5人、卫姓5人、杨姓4人、宋姓4人、梁姓4人、董姓3人、赵姓3人、孔姓2人、成姓2人、贾姓2人；姚、马、孙、向、洪、田、娄、武、孟、胡、解、苗、法、钊、正、柳、罗、姬、耿、星、郑、窦等姓皆各1人。
【韩文】第116-118页：先将《阳阿故县造像记》碑文节录于此，以便查阅：“……（以下模糊不可辨认）”碑文中出现过的人物，除姓氏不可考者外，姓氏确定可考者共计151人，如下：刘姓29人、史姓12人、张姓10人、王姓10人、许姓10人、高姓8人、韩姓8人、周姓6人、李姓6人、卫姓5人、宋姓4人、梁姓4人、杨姓4人、赵姓3人、董姓3人、孔姓2人、成姓2人、贾姓2人；马、姚、向、孙、洪、田、娄、武、孟、胡、解、苗、法、钊、正、柳、罗、姬、耿、星、郑、窦等各1人。
【按】：此处《阳阿故县造像记》字数太多，不再显示，但从统计情况明显可以看出韩文抄袭。当然，可能韩文也经过一番数书，所以“张姓”放在“王姓”和“许姓”前，“宋姓”和“梁姓”放在“杨姓”前，“赵姓”放在“董姓”前，“马”在“姚”前，“向”在“孙”前，但既然张、王、许都是10人，宋、梁、杨都是4人，赵、董都是3人，马、姚、向、孙都是1人，那么换来换去也无非就是为了显示有所不同而已。另外，韩文数出“李姓”为6人，而张书“李姓”为5人，于是韩文总数上升为“151人”，但韩文前面已经因袭了“150人”，这里却又说“151人”，反而自露马脚。
五，
【张书】第122页：首先依姓氏出现多寡顺序讨论之，若依《胡姓考》所考证，出现人数最多的刘姓，共29人，可能是匈奴族的屠各胡姓，十六国时期前汉主刘渊即属此类，屠各族本聚居河东一带，故本区刘氏可能是匈奴屠各族之后。
【张书】第122页脚注87：唐长孺也在《魏晋杂胡考》，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页385-386提出魏晋以后，屠各族有部分分布于太行山东麓一带，按地望颇近昭义军辖境。唐氏此看法相当重要，本文后将提出本镇颇多屠各胡姓，即可以此说法相印证。
【韩文】第118-119页：这里将主要参照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以下简称《胡姓考》）中的相关成果，并根据泽潞地区的具体情况与历史因素综合考察，现依据以上顺序依次讨论之。出现次数最多的为刘姓，共计29人，我们知道刘姓有汉姓，亦有胡姓，但是泽潞地区的刘姓，胡姓的可能性比较大，即很可能是匈奴屠各族的后裔。十六国时期的前汉国主刘渊即属此族，屠各族本来就聚居在河东一带，唐长孺先生在《魏晋杂胡考》一文中就提出，魏晋以后，屠各族有部分分布于太行山东麓一带的，从地理上看这与泽潞地区颇为接近，更遑论昭义军统辖邢洺地区之后，太行山东麓部分更是在昭义军的直接管辖之下了。
【按】此处，韩文根据张书正文和脚注，稍微改变语言风格，抟成一段论述，甚至袭用了“《胡姓考》”这一简称。
六，
【张书】第122-123页：其次是出现12人的史姓，《胡姓考》考证是西域史国胡人，《北齐书•恩幸•韩宝业等附传》载：“……”（按：张书对史丑多、胡小儿的史料摘引，略去）与本造像铭制作年代相符，疑这些史姓人士可能是北齐时来自西域移民的后代。
【韩文】第119页：其次是史姓，出现12人。一般认为，史姓出自西域粟特人之昭武九姓，即史国胡人。《北齐书•恩幸•韩宝业等附传》中记载：“……”（按：所引史料袭自张书，略去）这一记载的年代与此《阳阿故县造像记》碑文所载年代相近，因此泽潞地区的这些史姓者可能是来自西域移民的后代。
【按】：此处，韩文抄袭情况亦很明显，恕不多说。另外，脚注的抄袭亦无法一一注明。
七，
【张书】第123页：其次是出现10人的王姓，虽《胡姓考》记王姓可能源自羌族、东夷乐浪、东胡代郡胡等三处的胡人，但若依泽潞区地理位置来看，最有可能性的仍该是源自太原王氏的汉人移民，此由《附表三》中泽潞区有许多太原王氏移入的例子来看，推估此十位王姓中有很大部分可能是太原王氏之汉姓。其次也是出现十位的许姓，《胡姓考》中不见汉化胡姓有许姓，故推估可能是汉姓。其次也是出现十位的张姓，依《胡姓考》考证，张姓若出于胡人者，有源自乌丸、匈奴屠各族、上党匈奴羌渠系的羯族，若依地理位置来看，可能是最后者。十六国时期源自本区的石勒政权所谓“十八骑”中，就有张曀仆、张越等；称赵王时，又有张离、张良等为门生主书，故这十位张姓很可能是本地羌渠部的胡人后裔。
【韩文】第119页：同出现10人是张姓、王姓、许姓。按照姚薇元先生的考证，张姓若出于胡人，大概有这几个来源：乌丸、匈奴屠各族、上党地区匈奴羌渠系的羯族。依照地理位置来看，最有可能的是后者，其次是匈奴屠各族（理由上文已述）。十六国时期源自泽潞地区的石勒政权有所谓“十八骑”中，就有张曀仆、张越等；石勒称赵王时又有张离、张良等为门生主书，因此这里的张姓者很可能是本地羌渠部的胡人后裔。许姓，中古时期未见汉化胡姓中有许姓，因此可以断定为汉姓。至于王姓，虽然《胡姓考》考证王姓可能源自羌族、东夷乐浪或东胡代郡胡三处的胡人，但是按照泽潞地区的地理位置来看，此处的王姓者最有可能的还是源自太原王氏的汉族移民。此在泽潞地区出土的墓志材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其中有许多太原王氏移入的例子。如《唐代墓志汇编》……
【按】此处，张书依照王、许、张的顺序依次考证三姓的族源，而韩文则更换次序为张、王、许，以对应前文统计时对次序的更改，甚为照顾前后文。然而考证的具体内容依然是抄袭，只是韩文略去了张书对“《附表三》”的提及，因为这是韩文所无法提供的。当然，韩文在考证王氏时增加了《唐代墓志汇编》中找出来的一些例子，这虽然是张书在行文中所没有的内容，但韩文所引王深、王达、王庆、王德、王休泰、王守廉、王希玩、王文进、王珍等9人的墓志铭，皆可以在张书附表三《泽潞区墓志铭资料表》中找出来，分别属于张书附表三编号37、41、74、75、121、132、142、164、120。这样的话，韩文虽然自以为高明地加入了墓志铭的材料，但实际上利用的还是张书的资料，算是另一种抄袭吧。
八，
【张书】第123-124页：其次是出现8位的高姓，依《胡姓考》考证，高姓若出于胡人的有三处，分别为鲜卑是楼氏改姓者；高丽高氏；秀容（今山西祁县）匈奴后部高氏，若是胡人姓氏的话，依地理位置而言，可能是源自秀容的匈奴高氏。至于同样出现8人的韩姓，依《胡姓考》考证，韩姓可能源自“匈奴鲜卑化”的破六韩氏，故若此八人是胡姓后裔的话，疑属此族。
【韩文】第120页：同出现8次的高姓与韩姓。依照《胡姓考》考证，高姓若出于胡人者，可能源于三处，即鲜卑是楼氏改姓者；高丽高氏；秀容（今山西祁县）匈奴后部高氏。此处之高氏者如是胡人的话，依地理位置而言，可能是源自秀容的匈奴高氏，但并不排除汉人的可能。至于韩姓，依照《胡姓考》，非汉人的韩姓，可能源自“匈奴鲜卑化”的破六韩氏，因此碑文中韩姓8人如是胡姓后裔的话，当属此族。
【按】：此处抄袭亦很明显。
九，
【张书】第124页：其次是出现6位的周姓，依《胡姓考》考证，后魏时鲜卑族普氏或普乃氏所改姓为周氏，故此六位周姓可能源自此脉。其次是出现5人的李姓，虽《胡姓考》载高车有改姓李者，但在北齐时此部落似尚未改姓，故若按地理位置而言，反可能是赵郡李姓后裔移民至本区的汉人。
【韩文】第120-121页：其次是同出现6次的周姓与李姓。周姓，后魏时鲜卑族普氏或普乃氏曾改姓为周氏，故此6位周姓者有可能源自此脉。李姓情况较为复杂，北朝有高车族改姓李者，如北周至隋显赫的李贤、李穆一族即属此类。史料中鲜见泽潞地区有高车李氏族人，并且从地理位置来考虑的话，泽潞地区的李姓更可能是赵郡李氏后裔移民到此的汉人。但是从墓志材料中，我们看到陇西李氏迁入此地区者超过了赵郡李氏，如《墓志汇编》……姚薇元先生在《胡姓考》中曾考证过，代北高车李氏随拓跋鲜卑内迁后，许多冒称陇西郡望。因此泽潞地区的李氏，不排除高车李氏内迁者后裔的可能性。
【按】：此处，韩文根据他自己统计的6位李姓，把周、李二姓放在一起考察，但依然抄袭着张书的行文。当然，为了更有说服力，加入了《唐代墓志汇编》中找到的材料，然而韩文引到的李买、李经、李素、李绩、李度、李忠，依然见于张书“附表三”，分别为编号63、66、77、113、72、98。
十，
【张书】第124-125页：其次也是出现5位的卫姓，《胡姓考》载匈奴族有归化的卫氏，疑本区五位卫姓人士乃此脉后裔。其次是出现4人的杨姓，《胡姓考》载氐族姓氏有杨姓，或许本区杨姓说不定是为前秦苻坚时所内迁的氐人。其次也是同样出现4位的宋姓，《胡姓考》不见此姓有胡姓，推估可能是汉姓。其次也是同样出现4位的梁姓，《胡姓考》载匈奴休屠族本有梁姓，其中一脉徙武川与代一带，后随北魏政权再移入洛阳一带；虽《胡姓考》又载氐族亦有梁姓，但本区梁姓可能系前者移民进来的，也就是说其可能为匈奴休屠之后。
【韩文】第121页：其次是出现5次的卫姓与同出现4次的杨姓、宋姓和梁姓。《胡姓考》载匈奴族有归化的卫氏，碑文中出现的5位卫姓者可能是此脉的后裔。同区出土的一方墓志可作为旁证：《墓志汇编》开元093号，墓主卫节，……宋姓，未见胡姓中有此姓氏，因此可断定为汉人。至于杨姓，《胡姓考》载氐人姓氏有杨姓，按前秦苻坚曾经大批迁徙氐人到关东各要地，其中有不少氐人被迁徙到并州太原、邺城一带，此两地地理上与泽潞地区颇为接近，因此不排除此地杨姓为内迁氐人后裔的可能。梁姓，《胡姓考》考证匈奴休屠族本有梁姓，其中一支徙武川与代郡一带，后随拓跋魏政权再次迁移到洛阳一带，泽潞地区恰好是代北迁入洛阳的必经之地，因此此处的梁姓者很有可能即是匈奴休屠族移民的后裔。
【按】：此处，韩文依旧抄袭，并且所增加的卫节墓志铭的信息，也可以从张书“附表三”中找到，为编号78。
十一，
【张书】第125页：其次是出现3人的董姓，《胡姓考》载匈奴屠各族中有董姓，按地望而言疑本区董姓可能为匈奴屠各族之后。其次也是同样出现3位的赵姓，《胡姓考》载匈奴有归化之赵姓人士，又石勒“十八骑”中亦有匈奴后裔赵鹿，故本区赵姓可能是匈奴后裔。其次又有孔姓2人，《胡姓考》不见孔姓为胡姓，推估可能是汉姓。又有2人之成姓，《胡姓考》载匈奴屠各族有成姓；卢水胡亦有成姓，按本区地望而言，较可能是前者，疑为匈奴屠各之后。又有同为2人之贾姓，《胡姓考》不见有胡姓为贾姓者，推估可能是汉姓。
【韩文】第121页：其次是分别出现3次与2次的董姓、赵姓、孔姓、成姓和贾姓。其中孔姓与贾姓，不见有胡姓为此二姓者，因此可以断定为汉人姓氏。董姓与成姓，按《胡姓考》的考证，匈奴屠各族中即有董姓与成姓，而前文已述，匈奴屠各族有大批迁徙至太行山东麓一带的，因此泽潞地区的董姓与成姓者极有可能是这一部族移民的后裔。至于赵姓，《胡姓考》载匈奴有归化之赵姓人士，又石勒“十八骑”中也有匈奴后裔赵鹿，故此处之赵姓也可能是匈奴后裔。
【按】：此处，韩文把张书依次考察的董、赵、孔、成、贾，按张书考证结果所显示出的类别，分成孔•贾、董•成、赵三类来排列，算是有改动地抄袭。
十二，
【张书】第125-126页：其次皆是只出现1位人士的姓氏，首先是姚姓，《胡姓考》载羌族有姚姓，怀疑本区姚姓或为前秦时随大将姚苌所迁入中原者。又羌族姚姓也有归化入北魏政权者，《魏书•姚黄眉传》载：“……”（按：具体史料略去）故本区姚姓疑也可能为此房支之后，随北魏孝文帝入洛时内迁于本区。
【韩文】第121-122页：其余有可能为胡人姓氏者：姚姓，羌族有姚姓，其中有随前秦时大将姚苌迁入中原者，也有后来归化入北魏政权的。如《魏书•姚黄眉传》载：“……”（按：史料袭自张书，略去）故此区的姚姓者，有可能是随拓跋魏入洛时内迁于此地的羌人后裔。
【按】：此处，韩文依旧照抄了张书的行文和史料，并稍作修改，不赘。
十三，
【张书】第126-127页：其次为马、孙、向、洪、田等五姓，《胡姓考》皆不见载为胡姓，推估可能都是汉姓。其次为娄姓，《胡姓考》载娄姓为胡姓有二源，一为吐谷浑归化入代北的匹娄氏所改姓，另一同为代北的一那蒌氏改姓蒌氏，也许蒌与娄可能互误，疑本区娄姓为代北人内迁者。其次为武、孟二姓，《胡姓考》不见此二姓有胡姓，可能是汉姓。其次是胡姓，虽依《胡姓考》载铁勒（即高车）有纥骨氏改姓胡氏，又按《魏书•孝明帝纪》载：“（正光五年，A.D.524）夏四月，高平酋长胡琛反，自称高平王，攻镇以应拔陵。别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遁。”另按《北史•尔朱天光附传》载：“初，高平镇城人赫贵连恩等为逆，共推敕勒酋长胡琛为主，号高平王。”，但此高平为高平镇之意，非本区高平郡。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示高平镇位置，在今甘肃固原县，地望距本区过远，故推估本区胡姓可能非铁勒胡姓而是汉姓。其次为解姓，按《胡姓考》载高车解枇氏于北魏天兴四年（A.D.401）帅部归魏，“遂为代人。孝文南迁，改为解氏”，疑本区解氏可能为此一解氏之后裔。其次又有苗、法、钊、正、柳等姓，皆不见《胡姓考》，可能也是汉姓。其次为罗姓，《胡姓考》载“代北叱罗氏改为罗氏”，故代北有罗氏，又按《魏书》载，西燕政权慕容暐有大将悉罗腾，疑悉罗为叱罗之另译；西燕政权后东移至泽潞区立国，疑有此姓跟随移入本区，魏孝文帝时改为罗姓，故疑其为鲜卑族之后。其次姬、耿、星、郑等四姓，《胡姓考》不见此四姓有胡姓，推故可能为汉姓。最后为窦姓，《胡姓考》中亦考证窦亦代北鲜卑姓，疑本区窦姓人士为此姓后裔。
【韩文】第121页：最后是出现1次的诸姓氏，其中马、孙、向、洪、田、武、孟、苗、法、钊、正、柳、姬、耿、星、郑诸姓，未见胡姓中有上述诸姓者，因此可以断定为汉人姓氏。
【韩文】第122-123页：娄姓，《胡姓考》载娄姓为胡姓者有两个来源，一是吐谷浑归化入代北的匹娄氏所改姓；另一是同为代北的那蒌氏改姓娄氏。又汉人姓氏中仅有楼氏，未见有娄氏，因此，此处的娄氏当为代北内迁者。胡姓，虽依《胡姓考》载高车有纥骨氏改姓胡氏，但北魏以降史载此胡姓多在高平镇（今甘肃固原县一带）活动，从地理角度看距泽潞较远，因此，此处的胡氏更有可能是汉姓而非高车胡姓。解姓，依照《胡姓考》考证，高车解枇氏于北魏天兴四年率部归魏，“遂为代人。孝文南迁，改为解氏”，此处之解氏者可能为此高车解氏的后裔。罗姓，《胡姓考》载“代北叱罗氏改为罗氏”，故代北有罗氏，又按《魏书》记载，西燕政权慕容暐有大将悉罗腾，姚薇元先生疑此悉罗乃是叱罗的另译；西燕政权后东移到泽潞地区立国，有可能有此姓跟随迁入此地区，孝文帝时改为罗姓。最后为窦姓，窦氏胡姓应为代北鲜卑族人，后随拓跋魏南迁，因此此处之窦姓者如是胡人当是此姓后裔。
【韩文】第122页脚注4：《魏书•孝明帝纪》，记载：“（正光五年）夏四月，高平酋长胡琛反，自称高平王，攻镇以应拔陵。别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遁。”另《北史•尔朱天光附传》载：“初，高平镇城人赫连贵恩等为逆，共推敕勒酋长胡琛为主，号高平王。”，
【按】：此处，韩文把张书原文次序打散，先综述可以断定为汉姓者，再分述需要进一步考辨者，顺便把张书两条放在行文之中的史料移入脚注，并改张书“赫贵连恩”为“赫连贵恩”，可谓细心。但依旧是抄袭。另外，韩文第122页脚注2、7，也分别是对张书第126-127页脚注107、113的抄袭，不赘。
十四，
【张书】第127-128页：《张村造像记》是由潞州壶关县出土的史料，由铭文中得知《张村造像记》刻制于隋朝开皇十三年（A.D.593），今将《张村造像记》铭文节录如下：“……”上述人士含夫妻在内，扣除不确定姓氏者外，确定姓氏者有35人，分别为：张姓11人、程姓3人、牛姓3人、郭姓2人、秦姓2人、云姓2人；李、阎、卫、刘、令狐、马、吕、渠、樊、赵、孙、田等姓各1人。
【韩文】第123页：《张村造像记》在潞州壶关县出土，隋开皇十三年刻制，其中姓氏可考者为35人。先将碑文节录如下，以备查阅：“……”上述含夫妻在内确定姓氏者共计35人，即：张姓11人、程姓3人、牛姓3人、郭姓2人、秦姓2人、云姓2人；李、阎、卫、刘、令狐、马、吕、渠、樊、赵、孙、田等姓各1人。
【按】：此处统计更是原封不动地照搬。
十五，
【张书】第129页：《张村造像记》是张村所刻制的造像铭，故最大姓自然为张姓，共计11人，前在《阳阿故县造像记》已推论本区张姓可能为上党匈奴羌渠系的羯族，兹不累叙；且《张村造像记》即出土于上党，地望皆合，为匈奴系后裔的可能性更大。
【韩文】第123页：《张村造像记》乃由张村所刻制，最大姓自然是张姓，前文已推论此地区之张姓可能为上党匈奴羌渠系的羯族后裔，兹不累述；而且此碑即出土于上党，地理位置也相契合，为匈奴渠羌系羯族后裔的可能性很大。
【按】：此处亦明显抄袭。
十六，
【张书】第129页：其次同为3人之程、牛二姓，《胡姓考》不见载这二姓有胡姓，可能为汉姓。其次是同为2人之郭、秦、云三姓，其中郭、秦二姓，《胡姓考》亦不见载有胡姓，也可能为汉姓。云姓，《胡姓考》载代北宥连氏改姓云氏，知其为鲜卑姓氏，又《魏书•悉斤传》载：“悉斤……又破库狄、宥连部，徙其别部诸落于塞南。”塞南概指长城以南的秦晋一带，疑本区云姓可能为此支之后。
【韩文】第124页：程姓、牛姓、郭姓、秦姓，未见载此四姓有胡姓者，故此可断定为汉人姓氏。云姓，据《胡姓考》考证，代北宥连氏改姓云氏，可知其为鲜卑姓氏。又《魏书•悉斤传》载：“悉斤……又破库狄、宥连部，徙其别部诸落于塞南。”塞南概指长城以南的秦晋一带，因此此地区之云姓者很可能为此支的后裔。
【按】：此处亦抄袭，张书以人数分程•牛、郭•秦•云为两类，而韩文以是否胡姓分程•牛•郭•秦、云为两类。
十七，
【张书】第129-130页：其次是出现仅1位的姓氏，可能代表的意义就是本村人口较少的姓，首先是卫、刘二姓，前在《阳阿故县造像记》部份已推论可能是匈奴系姓氏，兹不累叙。其次是令狐、马姓，《胡姓考》不见载有胡姓，可能为汉姓。其次为吕姓，依《胡姓考》所考证，代北有“叱吕”或“俟吕”姓为本为鲜卑化柔然姓，北魏孝文帝以后改为吕姓，故可能是北魏孝文后內徙至本区之胡姓。其次是渠姓，《姓纂考》见载此姓为汉姓，且《胡姓考》不见此姓有胡姓，推论很可能是汉姓。其次是樊姓，《胡姓考》不见此姓有胡姓，可能为汉姓。其次为赵姓，前《阳阿故县造像记》部份已考本区赵姓很可能是匈奴有归化之后裔，兹不累叙。其次是孙、田二姓，《胡姓考》不见此姓为胡姓，也可能是汉姓。
【韩文】第124页：出现1次的12个姓氏中，李、卫、刘、赵四姓前文已做推论；阎、令狐、马、渠、樊、孙、田诸姓不见载其有为胡姓者，故可能皆为汉姓。唯剩吕姓，依《胡姓考》所考证，代北有叱吕或俟吕，本为鲜卑化的柔然姓氏，孝文帝后改为吕姓，故不能排除此处之吕姓者乃是随拓跋鲜卑南迁之柔然移民后裔的可能。
【按】：此处，韩文亦根据类别对张书分别考论的姓氏进行了归类叙述，并补足了张书漏及的李、阎二姓，省略了张书对《姓纂考》的引用，但依旧是抄袭。
十八，
【张书】第130-131页：《纪弥勒菩萨上生变赞并序》是清代在泽州府凤台县出土。由碑文得知，其刻制时间是唐文宗宝历二年（A.D.826），记载该县十个村落的姓氏分布，大致上应可代表中晚唐唐昭义军泽州州治晋城县的姓氏或民族分布。今将《纪弥勒菩萨上生变赞并序》文有关立碑者姓氏部分节录如下：“……”（按：碑文内容略去）上述出现人名中扣除不确定姓氏者外，确定姓氏者有80人，分别是张姓9人、王姓9人、李姓7人、金姓5人、刘姓4人、毛姓4人；侯、赵、郭、焦、祁、清等姓各3人；高、崔、汪、冯等姓各2人；党、寇、石、卫、陈、韩、翟、严、管、嫒、姜、都、进、段、伟、魏等姓各1人。
【韩文】第124-125页：《纪弥勒菩萨上生变赞并序》，清代在泽州府凤台县（即唐代泽州治晋城县）出土，刻制于唐文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确定姓氏者共计80人，大致应可代表中晚唐唐昭义军泽州州治晋城县的姓氏以及民族分布。现将《纪弥勒菩萨上生变赞并序》碑文有关立碑者部分节录如下：“……”（按：碑文内容略去）此碑文确定姓氏者共计80人，其中张姓9人、王姓9人、李姓7人、金姓5人、刘姓4人、毛姓4人；侯、赵、郭、焦、祁、清等姓各3人；高、崔、汪、冯等姓各2人；党、寇、石、卫、陈、韩、翟、严、管、嫒、姜、都、进、段、伟、魏等姓各1人。
【按】：此处对第三通碑文的统计，韩文亦是原封不动抄袭了张书的统计。
十九，
【张书】第131页：本碑树立的时间正值昭义军节度使第四期，亦即刘氏掌权时期，基本上经过隋唐两百余年的民族混合与涵化后，本地汉胡姓间文化区隔可能已不甚明显。尤其本碑系出土于泽州州治所在，为该州文教中心，汉文化影响力应该已经超过其他民族的文化力量。不过本文仍尝试由姓氏分析其民族结构，冀望从本期民族的分布中看出当地居民结构。
【韩文】第125页：特别要说明的是，此碑刻制树立的时间正值刘悟、刘从谏父子掌权时期，昭义军节度使开始“河朔藩镇化”，刘氏父子世袭，不服中央号令，昭义军辖内也有胡化的反动趋势。尽管如此，经过隋唐二百余年的民族融合，可以说这一地区汉胡间的文化差别已经不甚明显了；尤其是此碑出土于泽州州治所在，乃是该州的文教中心，汉文化的影响力应该已经超过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力量了。本文仅由姓氏对这一时期这一地区之民族结构做一个量化分析，并不包含文化史的分析因素在内。
【按】：此处，韩文亦抄袭张书。不过张书提及“昭义军节度使第四期”，这是张氏本人所划分的时间段，其分期情况见张书第259-260页。但在韩文中，这种分期对他来说没有意义，所以直接标明为刘氏父子掌权时期。
二十，
【张书】第132页：首先本区最大姓氏为可能是匈奴系之张姓，有9人之多。其次是王姓9人，亦已言可能是太原王氏移入的汉姓。其次李姓7人，亦已言可能是汉姓。金姓5人，依《胡姓考》所考证，匈奴屠各有金姓，疑本区金姓可能是屠各后裔。毛姓4人，《胡姓考》不见载其为胡姓，推估可能是汉姓后裔。其次侯姓3人，《胡姓考》载南北朝时本是鲜卑化羯族之代人，故疑为胡姓。赵姓3人，前已言可能为匈奴系后裔。郭、焦、祁、清四姓，皆各3人，《胡姓考》不载其为胡姓，可能是汉姓后裔。高姓2人，前已言本区高氏可能为鲜卑高氏或秀容匈奴高氏后裔。崔、汪、冯姓各2人，则可能是汉姓后裔。
【韩文】第125页：张姓、王姓、李姓、刘姓、赵姓与高姓，前文已做推断，兹不累述。金姓，依《胡姓考》所考证，匈奴屠各族有金姓，本地区之金姓者极有可能是匈奴屠各的后裔，理由前文已述。毛、郭、焦、祁、清、崔、汪、冯诸姓，未见胡姓中有此诸姓，因此皆为汉姓。侯姓，据《胡姓考》记载，侯姓本就是鲜卑化羯族的代人，因此此为胡姓无疑。
【按】：此处，韩文依例分类，并补入张书漏及的刘、高二姓，但依然属于抄袭。
二十一，
【张书】第132-133页：以下姓氏只有1人的党姓，前已言可能是羌姓后裔，疑此人是羌族后人。寇姓，……石姓，……卫姓，前已言亦可能是匈奴姓。陈姓，……韩姓，前已言本区韩姓可能为鲜卑化匈奴后裔。翟姓，……段姓，……（按：皆论其皆为胡姓，省略之）其余严、管、嫒、姜、都、进、伟、魏等，《胡姓考》皆不见载有胡姓，可能是汉姓。
【韩文】第125-126页：出现一次的诸姓中，寇姓，……石姓，……陈姓，……翟姓，……段姓，……（按：亦省略之）其余卫姓与韩姓前文已述，党、严、管、嫒、姜、都、进、伟、魏诸姓皆不见载有胡姓，故可推定为汉姓。
【按】：此处笔者略引之寇、石、陈、翟、段五姓考述，韩文皆抄袭张书，并顺带把张书中放入脚注的对令狐楚《为昭义王大夫谢知节度观察等留后表》和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的引用，放入正文中去。另外，韩文把党姓作为汉姓，而张书说“前已言可能是羌族后裔”，据笔者查阅，张书在此前确实并未论及党姓来源，此处所谓“前已言”估计是误书，而韩文予以纠正。但是，这只能说明韩氏在抄袭时比较细心罢了。
二十二，
【张书】第133-136页：《附表三》中本区墓志铭中，可藉由铭文所载姓氏间婚姻状态，看出汉姓与胡姓间是否有相互通婚的情形。将以《附表三》所载墓志铭姓氏为本，扣除少数已迁往两京或外州之例、以及归葬本区但无载其配偶姓氏者、及本人姓氏不详者，剩余例子该多是世代住于本区，充分具代表性之家族。故将讨论《附表三》中归葬本区者，观其家族或婚姻配偶、或其他家属之姓氏是否为汉姓胡姓。本小节亦依前小节三造像铭中姓氏之推论方法，参考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等相关史籍，以推论本区姓氏是否可能为汉姓或胡姓。又前小节已出现并推论过之姓氏，此处将不累叙，唯对新出现可能是胡姓之姓氏，将做推论。……（按：略去张书具体考证）以上是墓志铭中所新见可能是胡姓者之推论。
【韩文】第126-127页：据笔者统计，现在可见到的泽潞地区隋唐时期可确定姓氏或名讳的出土墓志大约160余方，现大多收录《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唐代墓志汇编附考》以及《全唐文补遗》中，也有少部分收录《潞安府志》中。综观这些墓志铭，可确定姓氏者中大多数前文已做考证与推论，另外一些上文未作推论的姓氏，根据《胡姓考》以及泽潞地区的具体情况可以推断极有可能为胡姓。例如：……（按：同上略去）另外笔者发现铭文中所记载墓主之配偶或姻亲，多有疑是胡姓者，现引证几例，以期管窥泽潞地区胡汉通婚的情况。……（按：略去）
【韩文】第126页脚注5：《潞安府志》为万历十年刻本，国内久已失传，幸由长治裔华侨武炳焜先生设法在日本东京图书馆找到世间仅存的一部，复印后送回国内，2007年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为研究长治地区（即唐代潞州）的历史提供了新的丰富史料。
【按】：此处，韩文把张书对婚姻关系中胡姓情况之考察，拆分为对胡姓和胡汉通婚情况的考察，可谓辛苦。不过，韩文说泽潞地区隋唐时期墓志铭“大约160余方”，而张书“附表三”所统计的正好165方，且张书所提供的出处正包含《墓志汇编》、《墓志汇编续》、《墓志汇编附考》、《全唐文补遗》、《潞安府志》等，恐怕韩文所谓的“笔者统计”，实际就是张书统计。另外，张书对高感及其妻卜氏、杜美及其妻库狄氏、连简、崔严弟妹路氏、王盛母郝氏、申屠氏妻贺氏等例子的具体考证，都被韩文所抄袭，可参照前文举证，以想见其盛况；韩文在推断为胡姓时所新增加的两例，刘基、朱满，则分别对应张书“附表三”中的编号54、64，只不过韩文直接标明引自《墓志汇编》和《续编》。当然，韩文所利用的《潞安府志》，据其脚注来看，是明代万历年间刻本，2007年方才影印面世；而张书所利用的《潞安府志》是清代李中白编的，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不过清代的 《潞安府志》据明代万历不远，应当在其编修的时候能够利用到明代的，那么韩文所标榜的“久已失传”的明代《潞安府志》中的材料，估计张书所用的清代《潞安府志》里面也有。当然，笔者并未能见到这两部府志，所以还不敢妄下断语。
二十三，
【张书】第97页：在郡姓研究方面，本文依据引《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昭义五州于北宋初的郡望郡姓，及胡阿祥《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一文中，胡氏参考两晋南北朝各正史史料，及北京馆藏《天下姓望氏族谱》、伦敦馆藏敦煌出土之《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唐代李林甫《天下郡望氏族谱》，归纳出两晋南北朝、唐前、后期及宋初等不同时期各州郡的郡望郡姓。综合上述资料，将两晋南北朝至北宋初有关昭义五州郡姓归纳如《表3-1》，发现本区迁葬两京者，大多数为本区之大姓。……（按：略去“表3-1”）
【张书】第136页：由《表3-1》所载泽潞区各期郡姓来看，是否有可能为胡姓？两晋南北朝郡姓方面，只有泽州郡姓有记载，韩、石等姓前亦言可能为本区胡姓；尧、续、崔、朱四姓不见《胡姓考》载为胡姓，很可能是汉姓。唐前期，泽州郡姓孤独、潞州郡姓赫连，皆是胡姓无疑，泽州翟、潞州连等姓前亦言可能为本区胡姓。泽州米姓，《胡姓考》虽载有西域米国胡人入居中国因以为姓，但皆盛唐以后才移居中国，而本地米姓早在唐前期即列郡姓，故推论可能为汉姓。泽州范、巴、过、潞州包、樊五姓不见《胡姓考》载为胡姓，可能为汉姓。潞州鲍姓，虽《胡姓考》有载柔然俟利伐姓归北魏后改为鲍姓者，但前已述上党鲍氏为汉鲍宣之后，故属汉姓。唐后期潞州出现上官、尚、陈三新郡姓，前二姓不见《胡姓考》载为胡姓，很可能都是汉姓，陈姓前已言可能为胡姓。
【韩文】第127-129页：最后我们来看泽潞地区这一时期郡姓的情况。下表所归纳的泽潞两州的郡姓，主要来源于正史史料以及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国家图书馆藏《天下姓望氏族谱》、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藏经洞出土《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唐李林甫撰《天下郡望氏族谱》，并参考胡阿祥《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一文，以兹说明。……（按：略去“表1”）由表1来看，两晋南北朝郡姓方面，仅有泽州郡姓有记载，其中韩、石、朱等姓前文已论可能为胡姓；尧、续、崔三姓未见《胡姓考》载为胡姓，很可能即是汉姓。唐前期，泽州郡姓孤独，潞州郡姓赫连，皆是胡姓无疑，泽州翟姓、潞州连姓前文已述可能为胡姓；泽州米姓，《胡姓考》虽载有西域粟特米国胡人入居中国以国为姓者，但都是盛唐之后才大批移居中原的，而泽州米姓早在唐代前期就已列为郡姓，因此可断定应为汉姓；泽州范、巴、过，潞州包、樊五姓不见《胡姓考》载为胡姓，因此可推断为汉姓；潞州鲍姓，有关上党鲍氏的记载不绝于史：“……”（按：略去对《汉书•鲍宣传》、《后汉书•鲍永传》、《三国志•鲍勋传》、《南史•鲍照传》的史料引用）虽然《胡姓考》有载柔然俟利伐姓归北魏后改为鲍姓，但是根据这些史料来看，潞州的鲍姓当是汉代鲍宣的后人，应属汉姓。唐后期潞州出现上官、尚、陈三个新的郡姓，其中上官、尚二姓不见《胡姓考》载为胡姓，应为汉姓；陈姓前文已言可能为胡姓。
【按】：此处，韩文亦明显抄袭，把张书前后两段融合在一起，而实际上张书前一段属于第三章第二节，专门讨论昭义地区中上阶层中央化的。其中，韩文所列出的“表1”，其实就是张书所统计的“表3-1”（张书第97-98页）去掉邢洺区后所剩下的部分，且韩文间接抄袭了胡阿祥先生的考证成果，把胡先生调查的材料当成自己的功劳。另外，韩文所增加的对鲍氏材料的引证，也抄袭自张书第82页脚注22，此处不再详征。
二十四，
【张书】第136页：由以上可知，本区部分胡姓亦成为当地强宗势族而列郡姓，其中唐前期泽州郡姓孤独、潞州郡姓赫连皆确定是胡姓，泽州孤独氏甚至至北宋初仍列郡姓，可见此胡姓家族势力之巨，由此知本区胡人社会势力甚强，与汉人势力颇相当。
【张书】第137页：早在十六国时期，泽潞区即多汉胡杂居现象，此类史料不绝于书，可知本区民族问题之复杂。而由墓志铭与造像铭所载姓氏推论，泽潞区也是汉胡夹杂之地，但随时间之演进，加上本区交通较为闭塞，地域性格也倾向封闭保守，形成当地独特文化，又由泽潞区部分胡姓列为郡姓，可知本区胡姓势力亦强，颇与当地汉人势力并驾齐驱。此外由从本区墓志铭可看出，因本区较为封闭之社会特征，在中古前期以来，就有颇多墓主之祖先原是外地籍贯人士，因任官原因就葬本区，而使子孙变为本地籍贯。这种风气也可能渐改变本区原有社会阶层，造成新移入之士族或小姓阶层，逐渐取代当地旧有家族的社会优势，使旧有家族逐渐没落。以上社会特征，可能也是与邢洺区最大的不同点之一。邢洺区方面，虽史家曾提出关东一代因胡人移入，亦使当地汉胡杂居，而有“尚武”之文化现象，但因邢洺区地处河北道，交通发达，地域性格开放，也使小姓阶层以上的中上阶层，有“中央官僚化”的风气。两区社会文化特征若呈现差异，也可能增加昭义军统治两区时之困难。
【韩文】第129-130页：综上所述，早在十六国时期，泽潞地区即多汉胡杂居现象，此类史料不绝于书，可知这一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而由造像铭与墓志铭所载姓氏推论，泽潞区也是胡汉夹杂之地；并且由泽潞二州郡姓来看，部分胡姓亦成为了当地的强宗势族而位列郡姓，其中泽州孤独、潞州赫连皆可确定是胡姓，孤独氏甚至到北宋初期仍列郡姓，可见此胡姓家族势力之深远，由此可知这一地区胡人社会势力是非常强大的，与汉人势力颇为相当。并且由墓志材料来看，胡汉通婚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这也反映了这一地区胡汉杂居、民族融合的形势。
【按】：韩文此处的抄袭也很明显，只是略去了张书中关于邢洺区的论述，毕竟韩文题目是仅限于泽潞地区的。
二十五，
【张书】第22-23页：泽潞地区现称为“上党-长治盆地”，其分别是北由浊漳水系，南由丹、沁二水系冲积而成。……（按：张书对任德庚《中国地理》的引述，韩文未抄，略去）这种由高原上河流切割出的深沟型峡谷盆地，是本区最主要之地形特色，这些盆地往往为多数聚落与农耕地所在。本地又因雨量少且不集中，一遇干旱反而更容易使黄土毛细作用停止，失去黄土自肥机制，营养无法再制，土质干松，加上狭长型切割盆地的可灌溉耕地本就少，所以本区荒歉可能性就更大了。
【张书】第32页：泽潞地区相对邢洺而言是较贫瘠的地方，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即曾说：“昭义军粮，尽在山东，泽潞两州，全居山内，土瘠地狭，积谷全无。”可见泽潞区“全居山内，土瘠地狭，积谷全无”，是相当贫瘠之地。又元稹《授刘悟昭义节度使制》亦言此区：“上党……其土瘠，其人劲。”
【韩文】第129页：泽潞地区现称为“上党-长治盆地”，分别是由北边的浊漳水系与南边的丹、沁二水系冲积而成。这种由高原上河流切割出的深沟型峡谷盆地，是这一地区最主要的地形特色，这些盆地往往成为聚落与农耕地的所在。这里雨量较少而且很不集中，加之狭长型切割盆地的可灌溉耕地本来就很少，因此泽潞地区相对于周邻各区，甚至与同属昭义军治下的邢洺地区相比，都是非常贫瘠的。杜牧曾经就说过：“昭义军粮，尽在山东，泽潞两州，全居山内，土瘠地狭，积谷全无”；元稹也说：“上党……其土瘠，其人劲。”
【按】：举证到这里，其实张书第三章第三节早已经被韩文抄袭完毕，所以韩文的结论为了更加充实，从张书其他地方抄袭，此处即对张书第二章第一节里的前后两段内容进行拼接揉合而成。
二十六，
【张书】第79-80页：泽潞地区为两汉之上党郡，有关本地民风记载，《汉书•地理志八下》载：“……”（按：具体引用略去）可见前汉时本地民风剽悍，可能肇因于上党地区为山高谷深的峡谷地形，可耕作农田多成狭长小块状，农业总体生产力比河北平原差，较有生产力的土地多集中在能提供充分人力、水利的县城附近。……（按：此处引某唐人墓志铭，韩文未抄，略去）所以这类土地通常多半掌握在城内有力的中上阶层、富豪家族中，社会贫富不均，土地所有权往往为特定阶层所世传，使本地阶层流动较为僵化。……（按：此处对《汉书•地理志》进行引释，韩文未抄，略去）社会剩余物资能分配给中下阶层的，可能相对较少，生活较山东地区必更清苦，下阶层民风可能易于保守劲悍。
【韩文】第129-130页：泽潞地区的彪悍民风，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汉书•地理志》记载：“……”（按：略去）可见汉代时本地民风即已非常彪悍。这一民风特征可能肇因于上党地区为山高谷深的峡谷地形，可耕作农田多成狭长小块形状，并且较有生产力的土地多集中在能提供充分人力与水利的县城附近。这类土地通常掌握在城内有势力的中上阶层、强宗富族手中，社会贫富不均，土地所有权往往为特定阶层所世传，使得这一地区社会阶层流动性极为僵化。同时中下阶层所能分配到的剩余社会物资相对很少，生活较之相邻富庶的河北平原必然更为贫苦，民风可能易于保守劲悍。
【按】：此处所抄为张书第三章第一节。
二十七，
【张书】第48页：甚至在中晚唐朝廷征讨昭义刘氏时，境内遍地山区尚有少数民族聚邑“黑山部落”，此事见《太平广记》引《云溪友议》：“……”（按：所引略去）这些“黑山诸番部落”可能是屠各、羯族或稽胡的后裔，处于交通不便山地，至晚唐仍聚族而居，可较不容易受到控制。
【韩文】第130页：同时上党地区中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部落频繁活动的地方，甚至到了唐代后期仍有记载：“……”（按：即张书所引《太平广记》内容，略去）这里的“黑山诸番部落”，可能是匈奴屠各、羯族或者稽胡的后裔，由于他们居于交通不便的山地，到晚唐时期仍然聚族而居。
【按】：此处所抄为张书第二章第二节内容。引证至此，韩文也快结束了，可以不再举例，以上二十七例，足够说明韩文的抄袭情况，并且手法多样，性质恶劣。让人叹惋！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