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确凿的年代
刊于《东方早报 ｜ 上海书评》
（注：本文中页码均按台湾联经繁体字初版）
“你在读这本书。这是一部小说，长篇。作者在后记中提到‘写这样一本大书’，‘大书’是值得斟酌的字眼，你极少看见任何小说作者如此形容自己的作品，那该是评论家的用词，它应该出现在‘前言’或‘序’的部分，而由作者本人道来，便予人不太谦逊的印象，是有点失礼的。”（P13／523 ）这是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的开头。
对，这不是前言，不是序，不是说明性文字，不是编者的话；而是正文的开头。毫无疑问，作者是有意在一开始就将其元叙事策略公诸于众，或照黄锦树教授在序里的说法，“作为程序裸露的技艺的后设手法”，并故意错置作者／评论者的身份。她像一个准备变戏法的魔法师，既不介意把丑话说在前面，又大方地告诉你戏法将如何进行。这要么是出于自信，要么是故事要求作者不得不如此讲述，抑或两者皆是。
不可靠叙述里的历史和记忆
《告别的年代》共计十二章，每一章均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讲述的是炒粉摊苏记之女杜丽安的故事。她本是大华戏院的卖票女，却因为513事件偶然嫁入黑道，又逐渐变身为平乐居老板娘。贯穿其中的是她与诸多男性角色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部分故事透出旧时马来锡埠浓郁的南洋风情，也是黎紫书最擅长的题材。第二部分以第二人称讲述，“你”是第一部分叙事的读者，生活在一个与第一部分类似的“平行世界”中，其中的诸多细节和人物都可以在两部分之间找到对应关系，如第一部分里的孪生兄弟叶莲生和叶望生对应着“你”和“你”的J，而杜丽安与叶望生幽会的小旅馆对应着“你”所在的五月花；但作者也暗示有可能，“是你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与他们交叠在一个空间的两个时间层上”。（P163/673）第三部分讲述的是笔名为“韶子”的杜丽安与评论家第四人之间的故事。作者虚构了韶子的整个文学创作，并利用大量仿造的引文及脚注、编造的中短篇故事梗概构建出一个虚构的作者形象。
若以建筑为喻，这三层叙事的确构成了《告别的年代》复杂而精巧的后现代结构，以元叙事的技法制造出的不同层面的对应及映射也堪称巧妙；然而这并非作者为了炫技而作的技术性工作——恰恰相反，《告别的年代》最精彩之处，在于作者对这三层叙事来自内部的质疑和提问，在虚实互涉的叙事中不断自我拆解，就好像她并不想成为高迪，而想成为埃舍尔。以“谁是《告别的年代》一书的作者”为例，读者首先被告知，这是一本始于513页的大书，作者佚名。（P17/527) 然而，第二部分中作者又暗示，叶莲生“是最有可能坐在图书馆内写‘大书’的人。到了第三部分，可能的作者变成了韶子甚或评论家第四人。这每一层叙事中的自我否定，照书中的话所言，“那感觉像是沿着迂回的走廊打开一道一道外观各异的门，而最终竟通向原处，或至少是一个与‘原处’极其相似的地方。”（P31/541)
然而叙述就这样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历史和记忆在虚实互涉的模糊之镜中嬗变。或许元叙事这“裸露的技法”的意义就在于此——黎紫书要以此表达她对于记忆和历史的态度：它们并非如历史书上写的那么确凿无疑；而是像这本（或这好几本）《告别的年代》一样模棱两可，不但作者不明，而且前后断裂，如同无序的时光；甚至前后矛盾，彼此拆解，像两本不同版本的历史教材或父母口中对于遥远时代某一特定事件迥异的记忆。
虚构的文坛与叙事的边界
评论《告别的年代》是一项极有风险的工作，因为每一位书评人都将不得不面对评论其它小说时不会有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作者在第三层叙事中虚构出的评论家“第四人”。无论他评论的《告别的年代》是不是我们手上的这一本，也不管他虚构的评论文章<多重人格分裂者——剖析韶子的《告别的年代》> 有多少戏仿的成分或如何透出学院派的气息，他的一些论述依旧耐人寻味，如“《告别的年代》以历史书写为目的，实则揭露的却是作者本人的记忆创伤以及久治不愈的心理病态，即她乃一名多重人格分裂者之事实。也因此《告别的年代》主要为其病状之投射，是一部倾轧之书。”（P31/541）又如，“韶子素来喜欢书写内我与外我产生巨大矛盾，形成对立，从而造成生存困境的人物。”（P206/716）
这些虚构的评论一方面体现出作者对于自身写作的自省；另一方面却又是一次作者的左右手互搏，比如将这段话视为对于马华文坛批评现状的描摹似乎亦无不可：“作为一名纯粹的读者，你意识到许多评论家都只能是专业的评论者，而不是真正的读者。它们更倾向于表现自己‘独特’的切入角度与别扭的阅读姿态。第四人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愈是卯足劲寻求各种管道要进入小说，小说本身则更严厉的反弹与拒绝。”（P173/683）
建构与解构，创造与否定，现实与虚构贯穿于《告别的年代》全书。黎紫书告诉我们，不但历史和记忆并不可靠，批评亦是。但意义，恰恰是在这种自我揭穿（P297/807）、在充满思辨色彩的矛盾中滋生的。只有通过对于写作的自省，将这自省的过程原原本本地暴露出来，甚至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只有将叙事的边界拓展到将评论也纳入其中的程度，这场元叙事的魔术表演才真正地成功。而确凿无疑的年代已经过去，如同作者在名为《想像中的想像之书》的后记中所言，“南洋已逐渐沉没在更浩瀚的时代之中”，当我们试图抓住记忆，试图书写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一切已变得暧昧不明，混沌难解；然而长篇小说或许就是为此而生的：给予作者足够的空间让残缺不全的记忆“说出各自的对白”，惟有如此，才能如董启章所言，“以小说对抗匮乏，拒绝遗忘，建造持久且具意义的世界。”
http://btr.blogbus.com/logs/130846370.html
（注：本文中页码均按台湾联经繁体字初版）
“你在读这本书。这是一部小说，长篇。作者在后记中提到‘写这样一本大书’，‘大书’是值得斟酌的字眼，你极少看见任何小说作者如此形容自己的作品，那该是评论家的用词，它应该出现在‘前言’或‘序’的部分，而由作者本人道来，便予人不太谦逊的印象，是有点失礼的。”（P13／523 ）这是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的开头。
对，这不是前言，不是序，不是说明性文字，不是编者的话；而是正文的开头。毫无疑问，作者是有意在一开始就将其元叙事策略公诸于众，或照黄锦树教授在序里的说法，“作为程序裸露的技艺的后设手法”，并故意错置作者／评论者的身份。她像一个准备变戏法的魔法师，既不介意把丑话说在前面，又大方地告诉你戏法将如何进行。这要么是出于自信，要么是故事要求作者不得不如此讲述，抑或两者皆是。
不可靠叙述里的历史和记忆
《告别的年代》共计十二章，每一章均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讲述的是炒粉摊苏记之女杜丽安的故事。她本是大华戏院的卖票女，却因为513事件偶然嫁入黑道，又逐渐变身为平乐居老板娘。贯穿其中的是她与诸多男性角色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部分故事透出旧时马来锡埠浓郁的南洋风情，也是黎紫书最擅长的题材。第二部分以第二人称讲述，“你”是第一部分叙事的读者，生活在一个与第一部分类似的“平行世界”中，其中的诸多细节和人物都可以在两部分之间找到对应关系，如第一部分里的孪生兄弟叶莲生和叶望生对应着“你”和“你”的J，而杜丽安与叶望生幽会的小旅馆对应着“你”所在的五月花；但作者也暗示有可能，“是你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与他们交叠在一个空间的两个时间层上”。（P163/673）第三部分讲述的是笔名为“韶子”的杜丽安与评论家第四人之间的故事。作者虚构了韶子的整个文学创作，并利用大量仿造的引文及脚注、编造的中短篇故事梗概构建出一个虚构的作者形象。
若以建筑为喻，这三层叙事的确构成了《告别的年代》复杂而精巧的后现代结构，以元叙事的技法制造出的不同层面的对应及映射也堪称巧妙；然而这并非作者为了炫技而作的技术性工作——恰恰相反，《告别的年代》最精彩之处，在于作者对这三层叙事来自内部的质疑和提问，在虚实互涉的叙事中不断自我拆解，就好像她并不想成为高迪，而想成为埃舍尔。以“谁是《告别的年代》一书的作者”为例，读者首先被告知，这是一本始于513页的大书，作者佚名。（P17/527) 然而，第二部分中作者又暗示，叶莲生“是最有可能坐在图书馆内写‘大书’的人。到了第三部分，可能的作者变成了韶子甚或评论家第四人。这每一层叙事中的自我否定，照书中的话所言，“那感觉像是沿着迂回的走廊打开一道一道外观各异的门，而最终竟通向原处，或至少是一个与‘原处’极其相似的地方。”（P31/541)
然而叙述就这样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历史和记忆在虚实互涉的模糊之镜中嬗变。或许元叙事这“裸露的技法”的意义就在于此——黎紫书要以此表达她对于记忆和历史的态度：它们并非如历史书上写的那么确凿无疑；而是像这本（或这好几本）《告别的年代》一样模棱两可，不但作者不明，而且前后断裂，如同无序的时光；甚至前后矛盾，彼此拆解，像两本不同版本的历史教材或父母口中对于遥远时代某一特定事件迥异的记忆。
虚构的文坛与叙事的边界
评论《告别的年代》是一项极有风险的工作，因为每一位书评人都将不得不面对评论其它小说时不会有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作者在第三层叙事中虚构出的评论家“第四人”。无论他评论的《告别的年代》是不是我们手上的这一本，也不管他虚构的评论文章<多重人格分裂者——剖析韶子的《告别的年代》> 有多少戏仿的成分或如何透出学院派的气息，他的一些论述依旧耐人寻味，如“《告别的年代》以历史书写为目的，实则揭露的却是作者本人的记忆创伤以及久治不愈的心理病态，即她乃一名多重人格分裂者之事实。也因此《告别的年代》主要为其病状之投射，是一部倾轧之书。”（P31/541）又如，“韶子素来喜欢书写内我与外我产生巨大矛盾，形成对立，从而造成生存困境的人物。”（P206/716）
这些虚构的评论一方面体现出作者对于自身写作的自省；另一方面却又是一次作者的左右手互搏，比如将这段话视为对于马华文坛批评现状的描摹似乎亦无不可：“作为一名纯粹的读者，你意识到许多评论家都只能是专业的评论者，而不是真正的读者。它们更倾向于表现自己‘独特’的切入角度与别扭的阅读姿态。第四人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愈是卯足劲寻求各种管道要进入小说，小说本身则更严厉的反弹与拒绝。”（P173/683）
建构与解构，创造与否定，现实与虚构贯穿于《告别的年代》全书。黎紫书告诉我们，不但历史和记忆并不可靠，批评亦是。但意义，恰恰是在这种自我揭穿（P297/807）、在充满思辨色彩的矛盾中滋生的。只有通过对于写作的自省，将这自省的过程原原本本地暴露出来，甚至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只有将叙事的边界拓展到将评论也纳入其中的程度，这场元叙事的魔术表演才真正地成功。而确凿无疑的年代已经过去，如同作者在名为《想像中的想像之书》的后记中所言，“南洋已逐渐沉没在更浩瀚的时代之中”，当我们试图抓住记忆，试图书写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一切已变得暧昧不明，混沌难解；然而长篇小说或许就是为此而生的：给予作者足够的空间让残缺不全的记忆“说出各自的对白”，惟有如此，才能如董启章所言，“以小说对抗匮乏，拒绝遗忘，建造持久且具意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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