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不应忘记
《倾听底层》作为一本论文集，收集了郭教授从96年到08年来的一部分社会学论文。涉及的范围从对陕北骥村自土改，至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家通过怎样的权力技术构建阶级意识，形成国家对农村基层的全面统治，阐述政治运动中仪式的重要作用，再到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拥抱市场化农民非农活动文化意义的思考和生存境地的调研，对下岗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与农村养老问题的分析等等，简单的勾勒我们可以称之为骥村与非骥村两大部分，基本涵盖了底层社会，仔细研讨了共产主义国家兴起与延续的过程中，它治下的亿万生民的生存处境与生活逻辑。其中对有关骥村土改的论文写得最好，大概是因为这是作者近期的作品，积淀了几十年的治学经历。而剩下的文章，大多写于90年代，相较土改的文章有所差距，但是依然是我们理解九十年代底层社会的方方面面重要的材料。
窃以为此书浅显易懂，老少咸宜，连我这个社会学的门外汉都能洋洋洒洒写上近万字笔记。唯一美中不足，也非常让人想吐糟的是本书内容的多次重复，由于是论文的结集，未对大段的重复段落予以处理，使人感觉像在读秦晖与李泽厚，先预习后复习，然后是复习复习再复习。（我促狭的想，郭于华教授与金雁教授交好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O(∩_∩)O）
作为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口述历史收集与研究的结果，《倾听底层》走的是布迪厄的方法路径，即探访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开始，“以深切的悲悯之心和细致的关注、倾听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并由此承担社会学研究的政治使命与道德内涵：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通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根源。”郭于华认为，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因为个体并不是在这个社会中孤立存在的，他是与他所身处的社会紧紧相依的，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他必然要跟无数冗余复杂的社会关系相勾连。哪怕是在霍布斯《利维坦》中的原子化个人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世界里，原子化个人也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他依旧要面对极权政府利维坦，处于与利维坦的权力关系之中。他的原子化孤立无依，恰好是社会关系作用于其身的表现，而不是相反。
因此，以为一个人的社会行动与外在的社会结构完全无干，是非常naive的。正如半神马克思对他的好基友们吐糟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郭于华提到稍晚于马克思的涂尔干，对苦难的社会性理解更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苦难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关连。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指出，尽管自杀是个人行为，但是个人的自杀深受个人所处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深远影响，因为自杀更是一个社会事实。他利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说明：“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郭于华指出，从自杀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行为部分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家庭、组织、社区、种族、和历史时代。
换句话说，我们行为的选择只能在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中做出，由于我们无法逃离我们眼前的体制，我们不能不面对它的力量，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的力量要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具有的力量，所以我们在生命历程中所作出的选择总是有意无意顺着我们身处的环境的力而行，就仿佛随波逐流的树叶。尤其我们的行为是围绕着国家力量而起舞，因为它直接掌握着许多人的工作，他直接间接影响人们的生存境地。在司法，教育，文化，乃至衣食住行，一呼一吸谁也绕不过它的身影。就算是被经济学家顶礼膜拜的市场，也得在国家制定下的法则中生存。
由于个人苦难的社会性这一特点，所以当我们深入研究社会问题时，绝对不能孤立片面的看待问题，以为这个问题单单只是个人的弊端，而忽略了背后的社会结构。倘若说，社会学人的最基本要求，是有一个勇于揭露社会问题的决绝良心。那么，在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使公众予以关注，从而增大弊病得以解决的可能之后，对社会学人的更高要求便是揭示苦难的社会渊源。由此，郭于华强调，我们必须具有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指的是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强调，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烦恼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在此意义上，影响每个人的历史乃是世界的历史。
然而人们往往并没有认识到个人苦难的社会性，社会学是悖逆人们常识的一门学科，因为人们的眼光往往看不到那么深远。郭于华教授在骥村的调研发现，尽管每一个被访的村民似乎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苦痛，贫穷之苦、劳作之苦、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之苦、性别区分乃至身体残疾之苦萦绕一生，但被苦难所拘束的人们，对自己所遭临的痛苦始终无所归因，于是往往自怨自艾,归之于“宿命论的解释”，称自己为受苦人。虽然，郭于华指出，“‘宿命论的解释’体现的并不是一种实际判断或指导行动的生活态度，而更类似于一种处理人际关系和释放内心焦虑的方式或技巧。”最终，受苦人安于承受生活。因为对于他们的生存结构而言，他们除了安于承受之外，别无他途。然而，除了人们眼光的罅漏之外，权力技术对人们社会意识的范导，使人们始终无法认识到异化的权力才是使他们终日处于水生火热当中的根本原因，反而讴歌赞美权力，在权力的祭坛面前献上自己的灵魂，愈发恶化了自己的生存处境更要对人们认识的差漏负责。
由于人们，尤其是最底层作为受苦人的普罗众生无法意识到他们的苦难的社会根源，因此受苦人的历史往往被自身掩盖。而因为自己不合理的作为造成底层人苦难的政府，更是不会承认自己为祸害。他们只会轻飘飘的一笔带过，王顾左右而言他，绝对不去反省原因，甚至讳莫如深，连自己造成的错误也不会承认，更是会封杀一切消息，将矛头对准一个子虚乌有的敌人，而自己躲在历史的阴影处，慷慨悲歌。
因此最绝大数，因而苦难也就相生相伴的受苦人的声音被湮灭在历史之中。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无名者，无声者，无面目者。倘若说历史的声音有三大板块，那么占据首要位置的是官方的声音，因为他们垄断了绝大多数资源，明面上的规则由其制定。政治上不正确的历史，基本上被政府有选择性地记忆，或者有选择性地遗忘，这构成了我们主要的历史。就像被人无数次引用过的那句话：“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现在；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未来”。其次，进来插科打诨的便是精英们的记载，也就是近来流行的历史研究路径，从地方志，士大夫笔记为历史或者说正史补足拼图。然而里间没有底层的声音，在威严的庙堂前，底层的乡俚野语连插科打诨的资格都没有。福柯这个死基佬说：知识即权力。因为没有知识资本与经济资本，也就没有了话语权，他们所能够曾在历史中有过那么细微的存在，不过是权力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自发作用。为如今的乌有之乡所念念不忘的那个过去了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强调维护人民的利益，在生活中无处不显示着人民正确的痕迹，将人民纳入文艺作品，给予过去三千七百年有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尊崇与荣耀。但是这只不过是看起来美罢了，软弱无力的人民永远只是权力嘴边的符号，代表着的永远只是权力在敞光处的陪影。人民看上去被捧到了天上去，实质不过是那位领袖注定失败的乌托邦工程的一个悲凉的注脚。等一切锣鼓喧天都停消，大家也该洗洗睡了。所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曾存在过？“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他们，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正是许多偶然的际遇合在一起，才使这些生命能够在我们这里重现。（福柯《无名者的声音》）”
受苦人不是不在反抗，也不是不曾反抗过，但是他们的反抗对于强加于其身的权力关系来说是多么的无力。在中国三千七百年的王朝崩灭中，在这生老病死两百年一轮回的超稳定结构中，受苦人的反抗要么被镇压，要么就是造反之后同化为新的压迫者，而这两种结局中左看右看都不是出路。由于积极反抗的无力，所以受苦人还是不得不直面日常世界中的各种苦难，以求在其中生存，并通过自己在程序性权力中的不作为，无组织的、个体的机会主义方式予以消极的反抗。“这构成了在苦难中挣扎的历史，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底层人民创造和推动了历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因此，底层者在历史上的消失一如郭于华教授所言：“底层在历史叙事中的无声和隐形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精英史观抹去了底层阶级自主的历史和行动的政治属性。从属阶级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底层的非政治化导致其在精英创造的历史中销声匿迹；二是由于斯科特所概括的底层行动的特点，其所使用的"弱者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遮蔽了底层行动的独特轨迹。可以说，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这种掩盖痕迹不仅可使从属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因而受苦人的苦难就像他在正史上不曾发生过的那般，也在晦暗的历史中不曾终结过。苦难，对支那国那些有船票的人来说，也就不曾存在过了，不过是听妈妈讲的那过去的故事。
然而，现实的痛楚告诉我们这些支那国的二等公民，这些依旧是新鲜出炉的记忆。自感卑微的我，依旧对这现实保持着痛感。由是，越发显现将那消失的存在带回来的重要性。如何从现实的高墙面前，将被消失者带回？郭于华指出了一条途径：倾听底层的声音。既然受苦人被遗忘在于他们的声音被有意识的忽略，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补足他们在历史中的叙述。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让普通人自主讲出他们的喜怒哀乐，让他们陈述自己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历史的评判。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因为每个人的历史总是被遗忘。在当代中国，有几个人能完整的报出自己爷爷一辈以上的祖先名讳与功业？早已被雨打风吹散，现实比小说更吊诡，但是现实的记录总是被官府有选择的对待。
社会学人对底层进行倾听，并不意味他的姿态便是高高在上。杨成曾问我，是谁写的这么具有贵族气息的书，现在我想，倾听底层，并不是为了显示社会学人有多高贵。因为底层这个概念不单单指穷苦困厄的人群，他是与强大而有力的国家和在国家中拥有为常人所不能企及的资本的精英人士相区别的。从这个范畴来说，我与他都是底层，因为当真的面对国家不在一个当量上的能量时，我们都软弱无力。社会学人倾听底层，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一代人的怕和爱，终究到底不过是倾听我们自己的声音。
或许，当我们对这些在传统中永远也得不到记录，永远也不会被倾听的人进行倾听的时候，会在心里冒出这些记忆是否完全真实，是否因时而变，受到现在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的疑惑。但是，谁能否认事实的真实性和人们对其真实的理解呢？可能，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在我们眼中嗤然可笑，不过“当地人和亲历者有权力和能力讲述和评价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观，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一种历史的讲述和被灌输某种历史观。”
“口述历史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郭于华指出，在苦难深重的二十世纪中国，对苦难的讲诉不能完全依赖历史学家，更大程度上应该仰仗普通人的记述。因为历史学家眼中的世界，与普通人眼中的世界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口述史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记忆、他们的讲述和评价至少应该与官方的、正式的、文字的历史有着同样真实和重要的内涵与意义，而底层的历史和底层史观在宏大叙事中的淹没和呈现对于揭示共产主义文明的机制和逻辑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
无声者无法表述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不是被占主流的意识形态所抹杀，就是往往被他人代言，他们没有渠道表述自己的声音。“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或者代替他们书写历史，而是力图拓展一方"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我们的努力将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并从中洞悉文明的运作逻辑。”
换句话说，对底层的受苦人进行口述史研究，是为了从整体文明层面反思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三千七百年中国有文明以来翻天覆地的大事，其重要意义完全不亚于第一次轴心时代，孔子开始对这片土地的教诲。通过口述史的方式，我们将苦难是其所是，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理解个人的苦难与这世界背后的结构是相耦合的，有助于我们记住历史的苦难，而不是对苦难的历史予以背叛。庶民不易，生为何辜。当我们明了个人的苦难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产物时，倾听个人的苦难，同样是在倾听一个民族的苦难。其目的是为了钩沉苦难的发生机制，寻找途径避免苦难的再度发生。或许，这只是摇摇曳曳的烛光，在蒙盖千年的黑暗中毫不起眼。但是，这毕竟给予我们以希望。
华中师范大学 陈芝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在黄田温暖的家中 四十度高烧毫无压力
窃以为此书浅显易懂，老少咸宜，连我这个社会学的门外汉都能洋洋洒洒写上近万字笔记。唯一美中不足，也非常让人想吐糟的是本书内容的多次重复，由于是论文的结集，未对大段的重复段落予以处理，使人感觉像在读秦晖与李泽厚，先预习后复习，然后是复习复习再复习。（我促狭的想，郭于华教授与金雁教授交好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O(∩_∩)O）
作为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口述历史收集与研究的结果，《倾听底层》走的是布迪厄的方法路径，即探访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开始，“以深切的悲悯之心和细致的关注、倾听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并由此承担社会学研究的政治使命与道德内涵：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通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根源。”郭于华认为，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因为个体并不是在这个社会中孤立存在的，他是与他所身处的社会紧紧相依的，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他必然要跟无数冗余复杂的社会关系相勾连。哪怕是在霍布斯《利维坦》中的原子化个人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世界里，原子化个人也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他依旧要面对极权政府利维坦，处于与利维坦的权力关系之中。他的原子化孤立无依，恰好是社会关系作用于其身的表现，而不是相反。
因此，以为一个人的社会行动与外在的社会结构完全无干，是非常naive的。正如半神马克思对他的好基友们吐糟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郭于华提到稍晚于马克思的涂尔干，对苦难的社会性理解更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苦难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关连。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指出，尽管自杀是个人行为，但是个人的自杀深受个人所处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深远影响，因为自杀更是一个社会事实。他利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说明：“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郭于华指出，从自杀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行为部分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家庭、组织、社区、种族、和历史时代。
换句话说，我们行为的选择只能在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中做出，由于我们无法逃离我们眼前的体制，我们不能不面对它的力量，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的力量要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具有的力量，所以我们在生命历程中所作出的选择总是有意无意顺着我们身处的环境的力而行，就仿佛随波逐流的树叶。尤其我们的行为是围绕着国家力量而起舞，因为它直接掌握着许多人的工作，他直接间接影响人们的生存境地。在司法，教育，文化，乃至衣食住行，一呼一吸谁也绕不过它的身影。就算是被经济学家顶礼膜拜的市场，也得在国家制定下的法则中生存。
由于个人苦难的社会性这一特点，所以当我们深入研究社会问题时，绝对不能孤立片面的看待问题，以为这个问题单单只是个人的弊端，而忽略了背后的社会结构。倘若说，社会学人的最基本要求，是有一个勇于揭露社会问题的决绝良心。那么，在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使公众予以关注，从而增大弊病得以解决的可能之后，对社会学人的更高要求便是揭示苦难的社会渊源。由此，郭于华强调，我们必须具有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指的是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强调，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烦恼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在此意义上，影响每个人的历史乃是世界的历史。
然而人们往往并没有认识到个人苦难的社会性，社会学是悖逆人们常识的一门学科，因为人们的眼光往往看不到那么深远。郭于华教授在骥村的调研发现，尽管每一个被访的村民似乎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苦痛，贫穷之苦、劳作之苦、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之苦、性别区分乃至身体残疾之苦萦绕一生，但被苦难所拘束的人们，对自己所遭临的痛苦始终无所归因，于是往往自怨自艾,归之于“宿命论的解释”，称自己为受苦人。虽然，郭于华指出，“‘宿命论的解释’体现的并不是一种实际判断或指导行动的生活态度，而更类似于一种处理人际关系和释放内心焦虑的方式或技巧。”最终，受苦人安于承受生活。因为对于他们的生存结构而言，他们除了安于承受之外，别无他途。然而，除了人们眼光的罅漏之外，权力技术对人们社会意识的范导，使人们始终无法认识到异化的权力才是使他们终日处于水生火热当中的根本原因，反而讴歌赞美权力，在权力的祭坛面前献上自己的灵魂，愈发恶化了自己的生存处境更要对人们认识的差漏负责。
由于人们，尤其是最底层作为受苦人的普罗众生无法意识到他们的苦难的社会根源，因此受苦人的历史往往被自身掩盖。而因为自己不合理的作为造成底层人苦难的政府，更是不会承认自己为祸害。他们只会轻飘飘的一笔带过，王顾左右而言他，绝对不去反省原因，甚至讳莫如深，连自己造成的错误也不会承认，更是会封杀一切消息，将矛头对准一个子虚乌有的敌人，而自己躲在历史的阴影处，慷慨悲歌。
因此最绝大数，因而苦难也就相生相伴的受苦人的声音被湮灭在历史之中。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无名者，无声者，无面目者。倘若说历史的声音有三大板块，那么占据首要位置的是官方的声音，因为他们垄断了绝大多数资源，明面上的规则由其制定。政治上不正确的历史，基本上被政府有选择性地记忆，或者有选择性地遗忘，这构成了我们主要的历史。就像被人无数次引用过的那句话：“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现在；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未来”。其次，进来插科打诨的便是精英们的记载，也就是近来流行的历史研究路径，从地方志，士大夫笔记为历史或者说正史补足拼图。然而里间没有底层的声音，在威严的庙堂前，底层的乡俚野语连插科打诨的资格都没有。福柯这个死基佬说：知识即权力。因为没有知识资本与经济资本，也就没有了话语权，他们所能够曾在历史中有过那么细微的存在，不过是权力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自发作用。为如今的乌有之乡所念念不忘的那个过去了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强调维护人民的利益，在生活中无处不显示着人民正确的痕迹，将人民纳入文艺作品，给予过去三千七百年有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尊崇与荣耀。但是这只不过是看起来美罢了，软弱无力的人民永远只是权力嘴边的符号，代表着的永远只是权力在敞光处的陪影。人民看上去被捧到了天上去，实质不过是那位领袖注定失败的乌托邦工程的一个悲凉的注脚。等一切锣鼓喧天都停消，大家也该洗洗睡了。所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曾存在过？“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他们，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正是许多偶然的际遇合在一起，才使这些生命能够在我们这里重现。（福柯《无名者的声音》）”
受苦人不是不在反抗，也不是不曾反抗过，但是他们的反抗对于强加于其身的权力关系来说是多么的无力。在中国三千七百年的王朝崩灭中，在这生老病死两百年一轮回的超稳定结构中，受苦人的反抗要么被镇压，要么就是造反之后同化为新的压迫者，而这两种结局中左看右看都不是出路。由于积极反抗的无力，所以受苦人还是不得不直面日常世界中的各种苦难，以求在其中生存，并通过自己在程序性权力中的不作为，无组织的、个体的机会主义方式予以消极的反抗。“这构成了在苦难中挣扎的历史，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底层人民创造和推动了历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因此，底层者在历史上的消失一如郭于华教授所言：“底层在历史叙事中的无声和隐形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精英史观抹去了底层阶级自主的历史和行动的政治属性。从属阶级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底层的非政治化导致其在精英创造的历史中销声匿迹；二是由于斯科特所概括的底层行动的特点，其所使用的"弱者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遮蔽了底层行动的独特轨迹。可以说，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这种掩盖痕迹不仅可使从属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因而受苦人的苦难就像他在正史上不曾发生过的那般，也在晦暗的历史中不曾终结过。苦难，对支那国那些有船票的人来说，也就不曾存在过了，不过是听妈妈讲的那过去的故事。
然而，现实的痛楚告诉我们这些支那国的二等公民，这些依旧是新鲜出炉的记忆。自感卑微的我，依旧对这现实保持着痛感。由是，越发显现将那消失的存在带回来的重要性。如何从现实的高墙面前，将被消失者带回？郭于华指出了一条途径：倾听底层的声音。既然受苦人被遗忘在于他们的声音被有意识的忽略，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补足他们在历史中的叙述。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让普通人自主讲出他们的喜怒哀乐，让他们陈述自己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历史的评判。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因为每个人的历史总是被遗忘。在当代中国，有几个人能完整的报出自己爷爷一辈以上的祖先名讳与功业？早已被雨打风吹散，现实比小说更吊诡，但是现实的记录总是被官府有选择的对待。
社会学人对底层进行倾听，并不意味他的姿态便是高高在上。杨成曾问我，是谁写的这么具有贵族气息的书，现在我想，倾听底层，并不是为了显示社会学人有多高贵。因为底层这个概念不单单指穷苦困厄的人群，他是与强大而有力的国家和在国家中拥有为常人所不能企及的资本的精英人士相区别的。从这个范畴来说，我与他都是底层，因为当真的面对国家不在一个当量上的能量时，我们都软弱无力。社会学人倾听底层，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一代人的怕和爱，终究到底不过是倾听我们自己的声音。
或许，当我们对这些在传统中永远也得不到记录，永远也不会被倾听的人进行倾听的时候，会在心里冒出这些记忆是否完全真实，是否因时而变，受到现在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的疑惑。但是，谁能否认事实的真实性和人们对其真实的理解呢？可能，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在我们眼中嗤然可笑，不过“当地人和亲历者有权力和能力讲述和评价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观，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一种历史的讲述和被灌输某种历史观。”
“口述历史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郭于华指出，在苦难深重的二十世纪中国，对苦难的讲诉不能完全依赖历史学家，更大程度上应该仰仗普通人的记述。因为历史学家眼中的世界，与普通人眼中的世界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口述史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记忆、他们的讲述和评价至少应该与官方的、正式的、文字的历史有着同样真实和重要的内涵与意义，而底层的历史和底层史观在宏大叙事中的淹没和呈现对于揭示共产主义文明的机制和逻辑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
无声者无法表述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不是被占主流的意识形态所抹杀，就是往往被他人代言，他们没有渠道表述自己的声音。“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或者代替他们书写历史，而是力图拓展一方"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我们的努力将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并从中洞悉文明的运作逻辑。”
换句话说，对底层的受苦人进行口述史研究，是为了从整体文明层面反思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三千七百年中国有文明以来翻天覆地的大事，其重要意义完全不亚于第一次轴心时代，孔子开始对这片土地的教诲。通过口述史的方式，我们将苦难是其所是，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理解个人的苦难与这世界背后的结构是相耦合的，有助于我们记住历史的苦难，而不是对苦难的历史予以背叛。庶民不易，生为何辜。当我们明了个人的苦难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产物时，倾听个人的苦难，同样是在倾听一个民族的苦难。其目的是为了钩沉苦难的发生机制，寻找途径避免苦难的再度发生。或许，这只是摇摇曳曳的烛光，在蒙盖千年的黑暗中毫不起眼。但是，这毕竟给予我们以希望。
华中师范大学 陈芝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在黄田温暖的家中 四十度高烧毫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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