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空间中的政治

作者李峰，在国内接受了完整的考古学的学术训练，又在日本的东京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完成了博士教育，在“早期中国”这个学术领域积累颇丰，采用考古资料、青铜器铭文、古典文献互相验证的方式，并加以亲身的田野考察，推导出自己的结论。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就是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改编而来，几乎每页都有专业著作、考古报告的引用。与时下流行的历史随笔相比，更为专业、学术，当然也更为艰涩。但坚持读下来，也颇有几分收获。

本书的核心即为：地理环境对于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具体到西周，就是政治企图与地理现实相协调的产物。

1，周人的政治中心——渭河谷地，远离东方商文明的中心，东西部地缘政治与文化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根据古书考证，当时的主力部队——战车，从丰镐二京到洛邑，需要45-60天。如此一来，一旦东方的商人残余、淮夷、地方势力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鞭长莫及，缓不济急。这从周武王驾崩后不久，周成王初年的“三监之乱”短期之内迅速蔓延，需花费三年时间来平定这个教训，可见一斑。
因此，出于战略考虑，在东部营建行政和军事中心——成周洛邑，就成为必然，从而形成了一条横贯东西的权力中轴。
为了保护成周，西周国家在东部的平原上建立众多诸侯封国。这些诸侯封国沿着权力中轴呈放射状分布，与其地表形态融为一体。沿着主要的交通线建立从而有效地控制这些道路，并且坐落于山脉与冲积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尽享农业之利。

从而证明，西周诸侯国的分封并不是一个随意赐予土地的过程，而是西周国家精心构建其地缘空间，从而巩固期政治基础的过程。

2，渭河谷地作为周人的大本营，采取了不同于东部的治理方式。营建丰、镐、岐邑、郑、京等多个中心城市，任命专职的行政官员；在中心城市周围则为贵族的采邑；在采邑周围则为众多的农村聚落。从而形成一个绵密的网络，作为基地可以进一步向邻近的泾河上游地区、渭河上游地区、陕北黄土高原进行扩张。

3，随着时间流逝，当初进行战略布局时西周王室与诸侯的血缘纽带逐渐松弛，地方分离倾向日益加剧。
西周中期，王室与东方诸侯的联系已经逐渐中断。甚至地方叛乱时有发生，从周夷王时期即对开国功臣姜尚的封国——齐国进行过讨伐，有力盟友——鄂侯驭方的反叛也曾引发巨大危机。
而对于供职于中央政府的贵族官员采用的“恩惠换忠诚”，随着王室可支配的土地越来越少，也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反而贵族家族势力逐渐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中央政府有时甚至需要借重贵族家族的私家武装才能平定地方叛乱，抵御异族入侵。

从而引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观点：周厉王出奔并非是由于对下层人民的压迫引起，而很可能是由于周厉王想重整财政，从崛起的贵族集团手中收回权力，遭遇强烈抵抗后失败，因而被迫出逃。
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青铜器师毁簋的铭文，如今大家津津乐道的“共和”，也许是一个名为“共伯和”的贵族进行摄政的时代。

4，周王室的东迁，及其引发的渭河流域贵族及平民的迁徙，算是中国历史早期人口流动的重要时期，并带去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及工具。
同时，尽管周王室的政治权威不再，但对于诸侯的文化、礼仪的向心力犹存。共同的文化传统在各国被广泛接受，甚至在一向与周为敌的楚国，其礼制也慢慢向周礼靠近。从而促成了华夏民族的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西周留给中国一个民族的核心，同时留下了中华文明长期维系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