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论“五四”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将中华民国的诞生置放在中国历史上的沿海与内陆的背景上，使其成为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
又在人口、国民收入、工业、农业、运输、对外贸易等诸多方面，以统计数据详尽的勾勒中华民国的状况，指出在上世纪初期，在中国经济始终为政治的配角。
外国在华势力，是影响中国的重要力量，而买办阶层既居间其中，又渔利其中。
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为集权与自由主义政治的矛盾。袁世凯是坚持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分子。
当时立宪共和，实际上为派系争斗。那是一个忽略经济与土地改革的时节。
“在1920年前后，4亿中国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或关心宪政，对于试图将宪政信念付诸实施的人就更少了。”（256页）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实行民治，民众将全心全意奉之国家。但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制度虽说合乎宪法，但实质上为派系起作用的血亲、姻亲却极为重要。宪政形式与宗派主义结合了。
1916年至1928年之间，通常称为“军阀时期”。所谓军阀，即为无社会意识与民族精神的一介武夫。段祺瑞为皖系、冯国璋为直系，张作霖为奉系。
“军阀们所造成的国家混乱和不统一局面，却为思想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攻击的绝好机遇，使之其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军阀，都无法有效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知识界的其他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时期的思想繁荣。”（314页）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著名的有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以为中西哲学观念差异在于：西方控制环境，中国讲究适应宇宙。
社会乌托邦与五四运动。“无政府主义超越政治范畴，把革命视为大同理想联系的乌托邦社会转变的实现化，并认为大同社会不仅是革命进程的最后礼物，而是当今青年一代有权要求的事物。”（365页）
“梁启超作为改良主义者，最早向觉醒的中国人介绍现代革命必然引起制度变革的概念。”（366页）可是梁氏主张“开明专制政府”。
而“激进派第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个人的解放，强调革命‘因素’是起作用的进化催化剂。其第二个特点，是乌托邦与自然主义的进化宇宙论联系起来的科学主义”。（368页）
“1919年和1920年，在许多激进的中国人中，迅速传播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将本民族复兴寄托于世界进步之上。
“当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国家前途幻想破灭之时，而对于其最初解说改革理想的‘民主’与‘科学’仍然坚信不疑；当然这是要从当代欧美的土壤中移植过来，重新栽植到未来遥远的世界。李大钊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毛泽东早期导师，不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科学与民主传统的真正载体，而且吸收个人解放的社会乌托邦主旨和互助自然伦理观，作为其马克思主义信条的组织部分。”（394页）这是李大钊的“终极解决方案”。（423页）
几乎与此同时，一拨知识分子如顾颉刚，则鼓吹“到民间去”，坚持用科学研究方法，去研究群众的精神生活——民间传统、习俗和民歌。
胡适则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整理国故，寻找优良的文化传统。
当时“中国处于政治、思想、社会的重大转变时刻，发起了五四运动；“五四”一直概括为一个时代。”（398页）
当时中国文学的趋势，是对现代性的探求。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把中国看做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第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反传统立场，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精神；第三个特点，尽管其反映出极为强烈的社会—政治痛苦意识，但其批判眼光却具浓厚的主观性。”（442页）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与浪漫主义的个性解放，为两大主流。
“在中国的‘现代性’，不但表明对当前的关注，同时也表示对未来‘新’事物和西方‘新奇’事物的追求。”（491页）
1927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初基于感情上原因而认可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革命是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得以实现。”“就1917年与1921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既涉及信仰者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也涉及其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同时又与其对学说的理解相关。”（495页）
一切皆为契合。中国士子的济世精神，安身立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使命感动力；列强瓜分、凌侮的外患；分省自治、军阀割据混战的内忧；落伍世界的经济科技的现实；对西方文明末落衰退批判；骨子里的大同理想桃花源向往；大一统与中央集权的强大渴望；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需要；对武夫当国的厌恶与对专家治国肯定……而认定马克思主义为西方文化的精华，可做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时不二的选择与解民于倒悬与救国于水火——起博中华的强电击。
2012-2-3于成都北门天开居
又在人口、国民收入、工业、农业、运输、对外贸易等诸多方面，以统计数据详尽的勾勒中华民国的状况，指出在上世纪初期，在中国经济始终为政治的配角。
外国在华势力，是影响中国的重要力量，而买办阶层既居间其中，又渔利其中。
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为集权与自由主义政治的矛盾。袁世凯是坚持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分子。
当时立宪共和，实际上为派系争斗。那是一个忽略经济与土地改革的时节。
“在1920年前后，4亿中国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或关心宪政，对于试图将宪政信念付诸实施的人就更少了。”（256页）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实行民治，民众将全心全意奉之国家。但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制度虽说合乎宪法，但实质上为派系起作用的血亲、姻亲却极为重要。宪政形式与宗派主义结合了。
1916年至1928年之间，通常称为“军阀时期”。所谓军阀，即为无社会意识与民族精神的一介武夫。段祺瑞为皖系、冯国璋为直系，张作霖为奉系。
“军阀们所造成的国家混乱和不统一局面，却为思想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攻击的绝好机遇，使之其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军阀，都无法有效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知识界的其他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时期的思想繁荣。”（314页）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著名的有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以为中西哲学观念差异在于：西方控制环境，中国讲究适应宇宙。
社会乌托邦与五四运动。“无政府主义超越政治范畴，把革命视为大同理想联系的乌托邦社会转变的实现化，并认为大同社会不仅是革命进程的最后礼物，而是当今青年一代有权要求的事物。”（365页）
“梁启超作为改良主义者，最早向觉醒的中国人介绍现代革命必然引起制度变革的概念。”（366页）可是梁氏主张“开明专制政府”。
而“激进派第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个人的解放，强调革命‘因素’是起作用的进化催化剂。其第二个特点，是乌托邦与自然主义的进化宇宙论联系起来的科学主义”。（368页）
“1919年和1920年，在许多激进的中国人中，迅速传播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将本民族复兴寄托于世界进步之上。
“当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国家前途幻想破灭之时，而对于其最初解说改革理想的‘民主’与‘科学’仍然坚信不疑；当然这是要从当代欧美的土壤中移植过来，重新栽植到未来遥远的世界。李大钊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毛泽东早期导师，不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科学与民主传统的真正载体，而且吸收个人解放的社会乌托邦主旨和互助自然伦理观，作为其马克思主义信条的组织部分。”（394页）这是李大钊的“终极解决方案”。（423页）
几乎与此同时，一拨知识分子如顾颉刚，则鼓吹“到民间去”，坚持用科学研究方法，去研究群众的精神生活——民间传统、习俗和民歌。
胡适则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整理国故，寻找优良的文化传统。
当时“中国处于政治、思想、社会的重大转变时刻，发起了五四运动；“五四”一直概括为一个时代。”（398页）
当时中国文学的趋势，是对现代性的探求。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把中国看做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第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反传统立场，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精神；第三个特点，尽管其反映出极为强烈的社会—政治痛苦意识，但其批判眼光却具浓厚的主观性。”（442页）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与浪漫主义的个性解放，为两大主流。
“在中国的‘现代性’，不但表明对当前的关注，同时也表示对未来‘新’事物和西方‘新奇’事物的追求。”（491页）
1927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初基于感情上原因而认可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革命是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得以实现。”“就1917年与1921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既涉及信仰者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也涉及其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同时又与其对学说的理解相关。”（495页）
一切皆为契合。中国士子的济世精神，安身立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使命感动力；列强瓜分、凌侮的外患；分省自治、军阀割据混战的内忧；落伍世界的经济科技的现实；对西方文明末落衰退批判；骨子里的大同理想桃花源向往；大一统与中央集权的强大渴望；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需要；对武夫当国的厌恶与对专家治国肯定……而认定马克思主义为西方文化的精华，可做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时不二的选择与解民于倒悬与救国于水火——起博中华的强电击。
2012-2-3于成都北门天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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