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话语权
关于题解
书封内侧写道：“自云‘退步’，语涉双关，未始不可理解为对百年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观’的省思和追询。”此处提到的“进步观”，针对的或是逝去的旧事，或是业已发生并可能延至未来的现象，因此它并不殚精竭虑对未来进行展望，而旨在于继续“进步”前止步反省。故题取“退步”之辞，实驳“进步”之论，确实妙哉。
关于陈丹青
知识分子都侃谈成性，能侃天文地理、能谈历史哲学。所涉领域愈是广愈是杂，愈落下隔靴搔痒之嫌，所述之事往往未能见其纤毫，惟有与其所涉之域相匹配的头衔高悬于头顶供众人景仰。本书话题兼及绘画、影像、城市、教育，却无一不是丹青切身亲历的领域；对于访谈中涉及的其他领域话题，丹青则显示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谦逊态度，仅仅停留在“观看”的层面。这种只言现象的做法不如打肿脸充胖子那样唬人，也不会令“真相”委身相见，透露出丹青审慎的智慧，同时又不乏血性。
作为海归的丹青，难免对中西人文艺术领域的差异进行横向比较，他尤其不能苟同完全西化的现代化建设方式。同时，曾有过“知青”身份的他又不忘从历史中纵向观看——对于“文革”时期的艺术教育断层，抹杀传统、弃旧图新的社会盲流等现象的揭露，均能识出当前“进步观”的贫瘠。
关于“退步”
丹青花费了不少笔墨理清中西方油画的师承关系，但对于中国油画的未来发展问题，他采取的绝非未经省思的“拿来主义”，而是积极调整思维。在《油画与图像》一文中，他写道：“如果站在世界主义立场，则油画一旦‘与时俱进’，进入西方图像文化，其代价，必然是架上绘画的进一步边缘化。”面对西方“绘画单一思维”的出走，暴露出架上绘画不堪的现状和令人堪忧的未来。在此问题上，丹青并未选择“师从”西方，他继而写道：如果站在中国油画的当代立场，我们真的已经走出“中国油画”自己的道路，完全不必理会个别西方人对我们的可疑评价。正是出于对中国油画界的自信，使他最终得以发出“不该‘走向世界’，而是‘回到中国’”这样迥异的声音。
俗话说，不破不立。丹青对归国所见的“行政文化”和“教条主义”也是颇具微词。
关于“行政文化”，我相信《批评与权力》中的一段话足以概括：中国批评家不可能被置于这种批评的原生态之中。我们的身份与地位非常稳妥，其差异，只是行政地位或职称级别——二者其实是一回事——我相信多数批评家人品正派，但是大家知道：在权力结构中，人品相当次要，重要的是，在中国，批评家与艺术家真正的关系，已被长期置于领导与被领导、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关于“教条主义”，《绘画、图像与学术行政化》一文中写道：我们的艺术教育和创作思维总是盯住四条边框之内的“画面”，片面强调其纯碎性、绘画性、艺术性，笼统将美术史所有作品看成“艺术”，没有“图像观”，只有“绘画观”。这种矫枉过正，可能与我们的艺术曾被意识形态长期压抑管辖的集体记忆有关。
不仅对教育形式和内涵存在疑问，丹青同样对侵蚀艺术教育领域的“通识教育”深感不适，引而对艺考制度进行发难诘问，认其为“庸才”的温床，却埋没了更为重要的艺术天赋和兴趣。
关于知识分子
访谈问至丹青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此摘录一段：（有一种说法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牛虻，要刺痛并唤醒民众。）我不觉得今日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唤醒大多数人，这都是启蒙时代、革命时代的说法。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和平年代，知识分子能在大众里不迷失，就很不错了。
不迷失为好，迷失也未必立即成为笑柄，贻笑大方，公众的判断力在削弱。这也是为何只有严肃反思的人，其观点才能引起争议或诘难。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在替公众行使思考问题的权利，他们仅是提供自主判断下可行在理的意见，让公众进行二次思考，最终取舍判断的权利还得回到公众手里。
关于话语权
“平时老喜欢读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笔来，也老是痛哭淋漓，呜呼满纸的我这一个热血青年，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我这一个革命斗士，际遇着了这样的机会，却也终于没有一点作为，只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郁达夫此言中的“战斗”岂有休时？当代虽诩和平年代，但罔见硝烟、血泊的“战事”依旧不息。此虽道“战事”，不过也只是些杂碎的质疑声音，不存在双方彼此往来的争斗，到头来剩的无非是些力量微弱的呐喊。至于斗士的退化，确如郁先生所言——更多是文化人旁观过程滴的几滴哑泪而已。
而丹青说：“我什么都做不了，更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我能做的就是空口说话，只剩下这点说话的权利。”可见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恐怕也是其所有的权利。
书封内侧写道：“自云‘退步’，语涉双关，未始不可理解为对百年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观’的省思和追询。”此处提到的“进步观”，针对的或是逝去的旧事，或是业已发生并可能延至未来的现象，因此它并不殚精竭虑对未来进行展望，而旨在于继续“进步”前止步反省。故题取“退步”之辞，实驳“进步”之论，确实妙哉。
关于陈丹青
知识分子都侃谈成性，能侃天文地理、能谈历史哲学。所涉领域愈是广愈是杂，愈落下隔靴搔痒之嫌，所述之事往往未能见其纤毫，惟有与其所涉之域相匹配的头衔高悬于头顶供众人景仰。本书话题兼及绘画、影像、城市、教育，却无一不是丹青切身亲历的领域；对于访谈中涉及的其他领域话题，丹青则显示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谦逊态度，仅仅停留在“观看”的层面。这种只言现象的做法不如打肿脸充胖子那样唬人，也不会令“真相”委身相见，透露出丹青审慎的智慧，同时又不乏血性。
作为海归的丹青，难免对中西人文艺术领域的差异进行横向比较，他尤其不能苟同完全西化的现代化建设方式。同时，曾有过“知青”身份的他又不忘从历史中纵向观看——对于“文革”时期的艺术教育断层，抹杀传统、弃旧图新的社会盲流等现象的揭露，均能识出当前“进步观”的贫瘠。
关于“退步”
丹青花费了不少笔墨理清中西方油画的师承关系，但对于中国油画的未来发展问题，他采取的绝非未经省思的“拿来主义”，而是积极调整思维。在《油画与图像》一文中，他写道：“如果站在世界主义立场，则油画一旦‘与时俱进’，进入西方图像文化，其代价，必然是架上绘画的进一步边缘化。”面对西方“绘画单一思维”的出走，暴露出架上绘画不堪的现状和令人堪忧的未来。在此问题上，丹青并未选择“师从”西方，他继而写道：如果站在中国油画的当代立场，我们真的已经走出“中国油画”自己的道路，完全不必理会个别西方人对我们的可疑评价。正是出于对中国油画界的自信，使他最终得以发出“不该‘走向世界’，而是‘回到中国’”这样迥异的声音。
俗话说，不破不立。丹青对归国所见的“行政文化”和“教条主义”也是颇具微词。
关于“行政文化”，我相信《批评与权力》中的一段话足以概括：中国批评家不可能被置于这种批评的原生态之中。我们的身份与地位非常稳妥，其差异，只是行政地位或职称级别——二者其实是一回事——我相信多数批评家人品正派，但是大家知道：在权力结构中，人品相当次要，重要的是，在中国，批评家与艺术家真正的关系，已被长期置于领导与被领导、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关于“教条主义”，《绘画、图像与学术行政化》一文中写道：我们的艺术教育和创作思维总是盯住四条边框之内的“画面”，片面强调其纯碎性、绘画性、艺术性，笼统将美术史所有作品看成“艺术”，没有“图像观”，只有“绘画观”。这种矫枉过正，可能与我们的艺术曾被意识形态长期压抑管辖的集体记忆有关。
不仅对教育形式和内涵存在疑问，丹青同样对侵蚀艺术教育领域的“通识教育”深感不适，引而对艺考制度进行发难诘问，认其为“庸才”的温床，却埋没了更为重要的艺术天赋和兴趣。
关于知识分子
访谈问至丹青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此摘录一段：（有一种说法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牛虻，要刺痛并唤醒民众。）我不觉得今日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唤醒大多数人，这都是启蒙时代、革命时代的说法。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和平年代，知识分子能在大众里不迷失，就很不错了。
不迷失为好，迷失也未必立即成为笑柄，贻笑大方，公众的判断力在削弱。这也是为何只有严肃反思的人，其观点才能引起争议或诘难。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在替公众行使思考问题的权利，他们仅是提供自主判断下可行在理的意见，让公众进行二次思考，最终取舍判断的权利还得回到公众手里。
关于话语权
“平时老喜欢读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笔来，也老是痛哭淋漓，呜呼满纸的我这一个热血青年，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我这一个革命斗士，际遇着了这样的机会，却也终于没有一点作为，只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郁达夫此言中的“战斗”岂有休时？当代虽诩和平年代，但罔见硝烟、血泊的“战事”依旧不息。此虽道“战事”，不过也只是些杂碎的质疑声音，不存在双方彼此往来的争斗，到头来剩的无非是些力量微弱的呐喊。至于斗士的退化，确如郁先生所言——更多是文化人旁观过程滴的几滴哑泪而已。
而丹青说：“我什么都做不了，更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我能做的就是空口说话，只剩下这点说话的权利。”可见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恐怕也是其所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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