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犹未尽
读完阎步克先生这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特别是读到第十四章——“科举的前夜”最后一段话“这样，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察举制度，终于宣告终结，选官制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科举时代，便由之发端了。”的时候，顿时感觉自己也跟着阎先生一道走完了一段征程似的，遂长舒了一口气。算下来，这本正文300页，近28万字的著作断断续续的花了我不少的时间，其中有一些琐事及其它的阅读任务占去了不少的时间，不过好在今晚还是能将它读完，甚感庆幸，又意犹未尽，将这本书大致的回顾一下，也算对阎先生的小小敬意。
这本书的条理和思路非常的清晰，围绕察举制度的变迁，从肇始的两汉开始考察，一直到隋初，在中国古代选官制中曾经起重要作用的察举制的全貌便一点点地逐渐浮现出来。
汉代儒生的参政推动了察举制的兴起，当然这种形式也承自于先秦的“荐举”选官的方法和思想。而曾经丞相府辟召府属的“四科”标准——德行、明经、明法、政略也对察举诸科产生了影响。到了东汉时期，政府选人都要“授试以职”和“以能取人”，这是因为在王莽乌托邦似的“奉天法古”的变法失败后，帝国亟须重回一种相对理性化的官僚行政轨道。在东汉顺帝时期，出现了阳嘉新制——“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不同于“以德取人”和“以能取人”，它象征着“以文取人”和上述二者并存了。而且阳嘉新制这种将专门知识进行程式化考试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取人的标准客观化。东汉末年，政治的高度腐败，以及清流士大夫的崛起，造成了“以名取人”，这是因为帝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意识形态，这就使政府又必须要有能容纳知识分子的度量，而此时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已经自觉地组成了自己的团体，他们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在他们的圈子当中，他们互相郊游谈论、清议品题，自有自己的一套评价方法，而帝国政府的官员们在辟举时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所以，可以说是士林舆论影响了政府选举，这毫无疑问是对官僚理性化行政的一种破坏。而衣冠世家们的文化色彩，也让“以名取人”逐渐演化成了“以族取人”。
曹魏时期，对“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有了一定的限制，曹操和魏文帝都抑制“浮华”，而魏明帝的“贡士以经学为先”，也为了抑黜“浮华不务道本者”，且加强了考课。但毕竟士族势力的崛起不可遏制，在这一时期，面向士族子弟的“清途”借由“黄散”之官打开了突破口，“黄散”之官，多属冗官，无职事，颇为士族子弟所喜，并逐渐大量占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汉代权贵子弟由任子及内侍入仕的复兴与发展。西晋初，秀才对策制度成立，后来还出现了“白衣试经”。总体而言，在西晋初，专制皇权确实做了一些挽救察举的举动，比如频繁的察举特科，皇帝亲自策问，并有“拔寒素”，“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济资”等这样鼓励寒门的政策。这一时期，继承了汉魏的学校试经制度入仕制度，别立“国子学”，面向贵游子弟，试图让他们也接受儒家正统的教育，遂有太学、国学两轨并行。但从总的趋势来看，优遇士族的倾向已经渐成主导，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更象征着文化贵族对于仕途的垄断。察举制在这一时期，地位愈见式微。其严格的考核标准，入仕起点的低微，使之对士族子弟失去了吸引力。且经由察举即使入仕，政治前途仍然很不乐观。
刘宋王朝建立后，南朝对察举制的复兴做了积极的努力，这也是由于专制皇权的逐步恢复所致。但其时，士族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政府积极推行的学校入仕又被拥有文化特权的士族垄断，所以，自宋始至陈终，下层知识分子都受到士族的排抑。但是，南朝的察举制在不断地发展之中，也出现了一些科举制的萌芽，比如，对策之时已有发挥文采之处，逐渐变成了“以文取人”和“以族取人”的结合：被举之人与举主之间的关系日渐松弛：还出现了“自由投考”的萌芽，梁武帝就有“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的诏书。
北朝各胡族政权也都保留了察举，而且学校特别发达。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士族化的倾向一度十分明显，但其策试选官的坚决态度抑制了官僚的门阀化。考试选官的方法也最终松动了门第限制。隋初，九品中正被废除，官僚政治复兴，士族的衰落，使选举制度到达了一个剧变的临界点。北朝察举制度经过漫长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科举制的萌芽，比如，落第者的出现；和南朝一样自由投考的出现；北朝发达的学校和察举制的进一步结合，以及六学体制的完备。这些和南朝的变迁一起，构成了科举制出现的前提。
尽管，隋朝初期，隋文帝和他的一些下属们对儒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作为一个以文化取向为主的帝国，终究是不能离开承载文化的知识阶层的，即位的隋炀帝就颇好文辞，还设立了进士科。所以，帝国是终究离不开“文教”的。唐帝国在此基础上诞生以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官僚政治的进一步完善，科举制终于成为现实，并主导了以后的一千余年。
以上就是将这本书简单的回顾了一下，阎先生在书中旁征博引，其阅读量之大，考证之细致，方法之精妙，实是令后学汗颜，但也确实自感略有长进。这本书和其另一部著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样，都用了功能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待古代中国的官僚制，用我们学校一位授课老师的话来说，大概就是“用了西方的方法论来解读中国的史料”。连续读完了阎先生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以及他翻译的艾森斯塔德的《帝国的政治体系》，在加上今晚的这部《察举制度演生史稿》，确实让我开了眼界。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除了苦读之外，如何选择独特的视角介入，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不过阎先生的工作让我有了启发。
2012年2月16日凌晨1时38分
这本书的条理和思路非常的清晰，围绕察举制度的变迁，从肇始的两汉开始考察，一直到隋初，在中国古代选官制中曾经起重要作用的察举制的全貌便一点点地逐渐浮现出来。
汉代儒生的参政推动了察举制的兴起，当然这种形式也承自于先秦的“荐举”选官的方法和思想。而曾经丞相府辟召府属的“四科”标准——德行、明经、明法、政略也对察举诸科产生了影响。到了东汉时期，政府选人都要“授试以职”和“以能取人”，这是因为在王莽乌托邦似的“奉天法古”的变法失败后，帝国亟须重回一种相对理性化的官僚行政轨道。在东汉顺帝时期，出现了阳嘉新制——“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不同于“以德取人”和“以能取人”，它象征着“以文取人”和上述二者并存了。而且阳嘉新制这种将专门知识进行程式化考试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取人的标准客观化。东汉末年，政治的高度腐败，以及清流士大夫的崛起，造成了“以名取人”，这是因为帝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意识形态，这就使政府又必须要有能容纳知识分子的度量，而此时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已经自觉地组成了自己的团体，他们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在他们的圈子当中，他们互相郊游谈论、清议品题，自有自己的一套评价方法，而帝国政府的官员们在辟举时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所以，可以说是士林舆论影响了政府选举，这毫无疑问是对官僚理性化行政的一种破坏。而衣冠世家们的文化色彩，也让“以名取人”逐渐演化成了“以族取人”。
曹魏时期，对“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有了一定的限制，曹操和魏文帝都抑制“浮华”，而魏明帝的“贡士以经学为先”，也为了抑黜“浮华不务道本者”，且加强了考课。但毕竟士族势力的崛起不可遏制，在这一时期，面向士族子弟的“清途”借由“黄散”之官打开了突破口，“黄散”之官，多属冗官，无职事，颇为士族子弟所喜，并逐渐大量占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汉代权贵子弟由任子及内侍入仕的复兴与发展。西晋初，秀才对策制度成立，后来还出现了“白衣试经”。总体而言，在西晋初，专制皇权确实做了一些挽救察举的举动，比如频繁的察举特科，皇帝亲自策问，并有“拔寒素”，“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济资”等这样鼓励寒门的政策。这一时期，继承了汉魏的学校试经制度入仕制度，别立“国子学”，面向贵游子弟，试图让他们也接受儒家正统的教育，遂有太学、国学两轨并行。但从总的趋势来看，优遇士族的倾向已经渐成主导，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更象征着文化贵族对于仕途的垄断。察举制在这一时期，地位愈见式微。其严格的考核标准，入仕起点的低微，使之对士族子弟失去了吸引力。且经由察举即使入仕，政治前途仍然很不乐观。
刘宋王朝建立后，南朝对察举制的复兴做了积极的努力，这也是由于专制皇权的逐步恢复所致。但其时，士族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政府积极推行的学校入仕又被拥有文化特权的士族垄断，所以，自宋始至陈终，下层知识分子都受到士族的排抑。但是，南朝的察举制在不断地发展之中，也出现了一些科举制的萌芽，比如，对策之时已有发挥文采之处，逐渐变成了“以文取人”和“以族取人”的结合：被举之人与举主之间的关系日渐松弛：还出现了“自由投考”的萌芽，梁武帝就有“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的诏书。
北朝各胡族政权也都保留了察举，而且学校特别发达。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士族化的倾向一度十分明显，但其策试选官的坚决态度抑制了官僚的门阀化。考试选官的方法也最终松动了门第限制。隋初，九品中正被废除，官僚政治复兴，士族的衰落，使选举制度到达了一个剧变的临界点。北朝察举制度经过漫长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科举制的萌芽，比如，落第者的出现；和南朝一样自由投考的出现；北朝发达的学校和察举制的进一步结合，以及六学体制的完备。这些和南朝的变迁一起，构成了科举制出现的前提。
尽管，隋朝初期，隋文帝和他的一些下属们对儒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作为一个以文化取向为主的帝国，终究是不能离开承载文化的知识阶层的，即位的隋炀帝就颇好文辞，还设立了进士科。所以，帝国是终究离不开“文教”的。唐帝国在此基础上诞生以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官僚政治的进一步完善，科举制终于成为现实，并主导了以后的一千余年。
以上就是将这本书简单的回顾了一下，阎先生在书中旁征博引，其阅读量之大，考证之细致，方法之精妙，实是令后学汗颜，但也确实自感略有长进。这本书和其另一部著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样，都用了功能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待古代中国的官僚制，用我们学校一位授课老师的话来说，大概就是“用了西方的方法论来解读中国的史料”。连续读完了阎先生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以及他翻译的艾森斯塔德的《帝国的政治体系》，在加上今晚的这部《察举制度演生史稿》，确实让我开了眼界。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除了苦读之外，如何选择独特的视角介入，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不过阎先生的工作让我有了启发。
2012年2月16日凌晨1时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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