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疗史中发掘现代性 韩戍

                   从医疗史中发掘现代性
 
 
                                韩戍

  和传统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相比，医疗史研究曾经长期边缘化。因医疗史需要医学专业知识，对研究者有较高要求。一般还认为，医学有其发展的内在理路，其产生、演变与近代国家、民族的发展并无显著关系，只具有限的意义。但在部分港台学者看来，这无疑是传统史学的傲慢和偏见，不但会取消拓展新研究领域的可能，还会遮蔽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因此，近二十年来，他们积极致力于提升中国医疗史的研究，产生的诸多重量级研究成果，已经对传统史学观点构成颠覆，并使医疗史逐步具有“显学”的特征。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梁其姿教授所著《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便颇具代表性。

  这是梁其姿近二十年来医疗史研究文章的汇编，其内容涉及古代中国医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医疗制度与资源的发展，中国古人疾病观念的演变，古代的医学从业者等等。虽然独立成篇，因探讨的历史时段首尾接续，研究内容又相互补充，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医疗史著作。而且，所有的文章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探讨，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如何面对疾病。背后隐含着作者的大关怀，通过研究应对疾病而产生的医疗观念和策略，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在梁其姿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从宋元以来，国家一直在民间卫生方面扮演主要角色。从建制上看，政府会主导建立各种地方医疗组织，设置药局，定期分配药物，编纂普及实用的药方等等。到了明清时期，还出现了由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医疗机构和医学团体，替代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作用；从医疗思想上看，中国医学传统中对环境致病的看法和西方医学理论极具相似之处，亦单独发展出牛痘种植技术，还很早就出现了成熟的麻风病人隔离制度，且比西方更具人道主义色彩。总之，尽管中国并未如西方那样继续衍生出一套成熟的国家免疫和城市卫生制度，却也形成了自己的医疗体系和医学思想。古人在面对疾病时并非束手无策，或愚昧地诉诸鬼神，而是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这些制度和策略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化色彩。而理性化正是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直以来，中国科技史或医疗史研究都存在着盲目攀附的情况，如经常以西方事物为标本，到中国传统中寻找“古已有之”的东西。然而，梁其姿的研究则与之有本质不同。众所周知，受以往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冲击-反映模式影响，西方学者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以欧美为代表的现代性模式，其特征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和技术上的科学理性。其他民族传统中并不含有现代的因子，尤其是缺乏理性化色彩，其现代化的过程基本是对西方现代性亦步亦趋的模仿过程。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机械片面的现代化史观愈发显示出解释的有限性，学者们大多认为，传统和现代并非截然二分，每个民族的传统中都含有与现代接轨的元素。而且，存在着“多种现代性”，每一个都有其合理性与内在发展理路。因此，许多学者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寻找传统中的现代因素。而梁其姿则另辟蹊径，从医疗史这一为人忽略的领域进入，从古代医疗观念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