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驰的火车与转辙器：《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读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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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先生所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简练明白、思考深刻、朴质有趣、资料扎实，是我读过的学术类书中非常吸引人的一本，捧着书反复阅读受益颇大。《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目前有台湾联经版、河北教育版和吉林出版集团版，内地简体阅读最多的是后二者。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01年由陈平原主编一套《台湾学术丛书》，收录此书，计在列文章三部分十四篇兼附录一则。经作者增添修改后，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单独出版此书，计在列文章三编十八篇兼附录两则，增加文章六篇。对比阅读管中窥豹，可见十年间作者思想的增进改变。
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从道光到1930年代约100年间的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和梁钱二位先生的学术史相比，本书并不是一部近代思想学术的通论，而是有新意、有角度、有针对性的对这一段历史中比较容易为人所忽略的层面做的研究。王汎森认为中国思想界的不安定期不是从鸦片战争才开始，之前学术系统内已经产生不安定的因子，出现“旧典范的危机”。
方东树代表了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改弦易辙的士大夫共同的想法，他们不满于当时学问的性质以及学问与社会的关系，追求一种整合时事、文章与道德为一的整体观念，以期客服“知识与现实世界断裂”。方东树写《汉学商兑》，批评清儒之学愈走愈窄，愈窄愈小，愈来愈琐碎，也愈发脱离现实的趋势，对于宋学也愈来愈不能以公平的态度去对待，为宋学维护，同时攻击汉学的缺失。方东树的出现，不只是代表学术系统内理学的回潮，也代表了时代的动向。方东树是这个思想复兴运动的先驱，他带来了一种面向当世社会的学风，也带来了一种用心整顿社会风俗与道德秩序并积极塑造自我人格的风气。
在阅读本书之前，说来惭愧，但是事实，我不曾听过邵懿辰之名，更不知道邵懿辰一本小册《礼经通论》会在时代的催化下起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始料未及的作用。邵懿辰发展了李光地的思想，用《礼运》支持“四际八篇”之说，而他又以“四际八篇”为纲领去重组大戴本的《礼记》，发现可以按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的次序严丝合缝的涵盖，由而认为《逸礼》卅九篇不可靠，秦焚而经书不曾亡佚，“正定讹残、互述传义”的考证工作属无的放矢。同治年间人们批评邵氏所言乃“武断不根之谈”，而廖平认为邵说乃“石破天惊，理至平易、超前绝后、为两千年未有之奇书”；《知圣篇》对康有为影响甚大，康氏在《新学伪经考》的第一篇《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中便言秦焚而六经亡是刘歆伪说，一步步掀开维新变法的帷幕。在内外巨变的情况下，学人都欲对传统学术进行新的诠释，而诠释一旦过于大胆急躁便会使学问脱离原有的脉络，逐步成为时代政治的工具。
太谷学派的研究，主要关注中下层士人计一般群众怎样回应时代的挑战，怎样在阅读和诠释他们接触到的经典，怎样在运用传统的资源，提供一种由下向上看的视角，进行一番纵向的还原，丰富立体的事实。
《汪悔翁<乙丙日记>》是新版增加的文章，通过探讨汪士铎在1850年代的言论清末历史潜流的问题，进而探讨构成每个时代思想的不同层次，历史文献的公开性问题及不同文体的流通渠道与士人写作身份态度的转换问题。层次不同的文献在历史一次又一次的重编重刊中逐渐泯除原来样状，使得后代的学者感觉他们是一个阶度上的熟悉，失去了对细微文献层次的敏感，而对一个时代层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各种状况，将过往视为截然相对的矛盾转而从层次的不同去理解，更容易全面平和的去认知历史的发展过程。从私语性质的《乙丙日记》的言论更可以看出清季的“西方冲击”与“中国内变”是一种交叉式的因果关系。
章太炎与国粹派构建的《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则通过说明晚清汉族历史记忆资源如何改变当时的政治文化，尤其是以深衣下葬的“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殓”习俗的传承，以说明汉族本身生活传统的复活和再发现；同时也讨论了新的历史记忆资源如何颠覆了官方记忆，为晚清的历史变动伏下种子。借用韦伯的概念，王汎森认为当时内与外的关系是火车与转辙器的关系，中国内部的变化是一列急驶的火车，而西方的思想是转辙器。
第二编“传统与现代的辩证”中王汎森主要传达一个信息点：想要了解传统与每一个时代的关系，必须将那个时代主动的诠释与使用考虑进去，而不应局限于线性的因果关系。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人来讲，经典是否还有活力，要看它是否有效地关联呼应当代的境况，这就要求它一方面要随时注意境况，用合乎当时当代的概念来宣传自己，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再宣传的过程中失去自己的本质和独特性。因而，传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和使用中获得了它的活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中改变了自身的风貌。《从传统到反传统》和《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两篇文章主要就是以提纲式的文字概述性的阐释这一过程。
新版增加的《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通过举三种过去未曾注意的传统模式——彰善纠过的乡约、记录日记的书院计明代理学家发展出来的省过团体——来表示私人领域内的传统和现代的复杂纠缠，近代中国中的私人领域政治化问题。梁漱溟曾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准备大举复兴乡约，而公开日记和互评日记在五四青年中并不陌生。虽然新青年们排斥传统，但是却挪借传统的方式，继承和运用了过去这种修养锻炼的方式。王汎森还指出在1949年以前的延安和1949年之后的中共，在“将隐私公开化以供他人批评”的思想系谱中，有两个明显的变化：自愿的道德向上动机逐渐被政治上的控制所侵蚀，自发的组成逐渐变成政治组织中强迫性的活动。它们的共同特色是私人道德领域的逐步政治化。
王汎森还讨论了当时中国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也说明如果不考虑“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之间的变化，对当时思想界和时代面貌的变化就难以理解了。西方与日本的思想、知识资源大量涌入中国，尤其是大量的西方书本和思想透过日本的翻译转译为中文，逐步充填了中国的传统躯壳，或者是处处与传统的思想资源相争持。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如新名词和新概念的应用，当时的人便因为新的概念工具而反省传统，思考传统的史学究竟是不是“国家”、“国民”和“社会”的历史。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则说明了西方的学说如何能以中国的面貌出现，而中国当时的社会困境又如何使人们能够接受这类的思想。以国粹派刘师培威力，我们可以看到反西化的西方主义，还可以看到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国粹运动既保持传统又激烈的批判传统，批判传统主要是为了重塑传统。国粹派将所有不要的东西都批判为“君学”或“伪学”，所有要保存的东西则被视为“国之粹”，认为中国之所以走上败亡之路，是被两千年来的“君学”所误，一方面否定大部分的思想传统，一方面又为现代的变革找寻一种更原始、更纯粹的根据。
《思潮与社会条件》中列举了两个变化，一是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变化一是吴虞的变化，以讨论在新旧嬗变的过程中，社会政治条件所发生的类似于火车转辙器的作用，同时对比全国性舞台和地区型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
新增加的《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只主要讨论近代知识分子阶层转型变化中的一点：怎样从四民之首的“士以天下为己任”转变为时时质问自己“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当然，这个主要是沿着大陆知识分子的变化轨迹来叙写。
第三编“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新增加的内容较多。一是通过民国的新史学和其相对应的批评者来解释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新史学的提倡者将文籍对象化，将对象历史化，历史的方法成为流行的方法论，要求以历史发展的态度去看待事物，认为所有文学、哲学、人物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二是通过陈寅恪的研究来揭示“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贯串一代学术精神的重要线索。
科举取消、传统的士转变为知识分子，使得这一批社会菁英找寻到一个新的任务——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而在这过程中，傅斯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王汎森恰好对“建立学术社会”的灵魂人物傅斯年做过比较集中的研究。《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两篇文章都在讨论古史多元观的形成与传播，说明一个学术诠释典范的形成过程。《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为例，探讨傅斯年在实际领导史语所展开工作时，是如何运用实践“史学即史料学”的，以及新学术的社会条件、新学术与“国家建构”、新学术与晚清民国政治社会问题的纠缠，说明现代知识分子建立一个新“学术社会”的努力。
河北版中的《生活史与思想史有交集吗》一文在此次版本中被收入附录，同时还有故在的《傅斯年与陈寅恪》。前者以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在新旧学者眼中的价值为个案，讨论了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在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新史学观念的眼光下，六经只是史料，不是富有“微言大义”的治国平天下之道，而搞研究也不再是“学以致其道”，学者在潜意识中也传达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后者表现了读书人要建立学术社会的困难，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等政治变局的相继出现，又加上知识分子自身的依附性、目标的乌托邦性质，使得读书人建立学术社会的愿望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根本就没有实现过。
在本书三编十六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始终不曾消失的紧张性：近代学术与政治、社会的互动。自道光以来，面对社会形势的巨大转变，传统学术极力的挣扎改变自己，以求同步政治与社会。但实际上，直到民国新学术运动展开，学术的社会性与平民性依然是个未能解决的难题。一方面向步趋西学，建立以问题意识为取向的新学术，同时也需要“为学术而学术”，再加之学术“经世致用”的传统，在学术群体中经历“对象化”、“价值”与“事实”分离之后，也产生了严重的自我异化问题。王汎森先生自己认为“学问因内外的挑战而产生了分子结构的变化，进而催生了后来的一些范畴性转变”：方东树举宋学反汉学，邵懿辰的证实伪经由来，康有为集大成的否定了过去两千年的经学传统，将其定义为是围绕一批伪经而积累的学问；傅斯年指出在文化上儒家始终存在一个不安定层，宗教比学术探讨更具有号召力，更能动员下层群众；梁启超发现过去两千多年所有的道德教训十分之九都是关乎私德的，刘师培认为过去两千多年都是无治状态，国其实不成为国。这些思想与理念层次上的断裂跳跃，未必对中国的社会政治起到多少实质的转变，但极为深刻改变了近代的学术论述。
史料的运用，不仅在于发现新史料，还在于对已知材料的运用。如在《汪悔翁与<乙丙日记>》中对对材料性质的区分出发，以抽丝剥茧的工夫清理了其间的矛盾，指出传统文人在写文章时候的身份是“公”的，是作为一个儒生的身份，而在写诗时候就不一定了，诗中则常常容易透露出较多“私”的身份，在“私”的身份中，比较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感情。从汪士铎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读书人的内心分裂，汪士铎虽然说“凡是学者，学至于圣贤而已，圣贤至众，而以孔子为集大成”，但心中怀着最极端最反儒家的想法，一方面在捍卫传统，一方面又在以最不传统的手段去应付现实的挑战。而这，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矛盾根源所在。并且，在《乙丙日记》王汎森提出深具启发性的思想“层次”概念。他说“《乙丙日记》也说明了历史发展的两个层次，一层是人们公开表现出来的，一层是隐在情绪或私密的层次”。
王汎森先生2011年在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讲座上曾借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词组告诉大家聆听历史《执拗的低音》。其中，这个“低音”分好几个层次：一是要讨论百年来因为新思潮而顺便被扫到的那些传统的学术论述是不是有重访的价值；二是在看一个时代的思想的时候，是否能发掘那些在下层或边缘的思想层次；三是关于老百姓的包括历史上的被征服者的历史。王汎森说：“一个时代的思想样貌是由很多互相竞争的思潮所构成的，可是我们都只注意到主流的思潮，而忽略边缘或压抑的‘低音’。史学家的工作就是把它们找出来，这样才能重建当时思想竞流的样貌”。《汪悔翁与<乙丙日记>》一文就是先把文本进行公与私的区分。
在中研院的网站上，王汎森先生也说在他的研究学习过程中，“我总是尽可能结合思想史、生活史、文化史来处理 特定问题，而且始终保持一种方法论上的警觉：过去有一些史学家处理历史问题时，往往以‘后见之明’倒溯回去，从‘已知’的结果倒溯回未知的过去，所以有时候会出现不恰当的因果配搭、错误的解读，或忽略了多元竞逐的声音。”这一点我也很是赞同，将学术史的研究与生活史结合，不仅看学术系统内部自身的演变，还有与社会的牵连、学人自己的经历，力求展现一个立体的图像。
据查，吉林出版集团版2011年的这本《系谱》和台湾联经版2003版收录的文章一致，因而在有了新版之后，旧本的购买便不值得。但是，通过对比新旧版本，可以发现每一篇原有文章都进行了增删修改，从中也可以看到王汎森先生的细致与追求完美。以《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为例，在第7页讲方东树批评考据派时，在两段材料前明确加上指责对象：“他鄙薄考据学大师钱大昕”、“他痛斥考据大家阎若璩”，更加具体；第20页评判《汉学商兑》一书时，原版用“我们可以说它打破了汉学一元垄断之局，此后汉学并非马上衰微，而是开启学术多元之途”，新版则说“此后汉学并非马上衰微，但是它的独占性渐成过去”，更加准确。同时，还有可要可不要文字的删减，点睛概括段落的增添。全文开头也以“近代思想变化的起点究竟是什么时候？是鸦片战争吗？讨论近代思潮时，可以直接从汉学谈到新学吗？在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第三种思想力量，也就是宋学的复兴？而宋学的复兴究竟只是一种古代学说的单纯回潮，还是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动向？”的一系列循序渐进的问题发问，引人入胜，也暗含本文的顺序问题，将原文中的主观判定性质特别强烈的句子删除。王汎森先生治学严谨精神可见一斑。
总之，是一本阅读的很开心的书！强烈推荐。
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从道光到1930年代约100年间的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和梁钱二位先生的学术史相比，本书并不是一部近代思想学术的通论，而是有新意、有角度、有针对性的对这一段历史中比较容易为人所忽略的层面做的研究。王汎森认为中国思想界的不安定期不是从鸦片战争才开始，之前学术系统内已经产生不安定的因子，出现“旧典范的危机”。
方东树代表了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改弦易辙的士大夫共同的想法，他们不满于当时学问的性质以及学问与社会的关系，追求一种整合时事、文章与道德为一的整体观念，以期客服“知识与现实世界断裂”。方东树写《汉学商兑》，批评清儒之学愈走愈窄，愈窄愈小，愈来愈琐碎，也愈发脱离现实的趋势，对于宋学也愈来愈不能以公平的态度去对待，为宋学维护，同时攻击汉学的缺失。方东树的出现，不只是代表学术系统内理学的回潮，也代表了时代的动向。方东树是这个思想复兴运动的先驱，他带来了一种面向当世社会的学风，也带来了一种用心整顿社会风俗与道德秩序并积极塑造自我人格的风气。
在阅读本书之前，说来惭愧，但是事实，我不曾听过邵懿辰之名，更不知道邵懿辰一本小册《礼经通论》会在时代的催化下起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始料未及的作用。邵懿辰发展了李光地的思想，用《礼运》支持“四际八篇”之说，而他又以“四际八篇”为纲领去重组大戴本的《礼记》，发现可以按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的次序严丝合缝的涵盖，由而认为《逸礼》卅九篇不可靠，秦焚而经书不曾亡佚，“正定讹残、互述传义”的考证工作属无的放矢。同治年间人们批评邵氏所言乃“武断不根之谈”，而廖平认为邵说乃“石破天惊，理至平易、超前绝后、为两千年未有之奇书”；《知圣篇》对康有为影响甚大，康氏在《新学伪经考》的第一篇《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中便言秦焚而六经亡是刘歆伪说，一步步掀开维新变法的帷幕。在内外巨变的情况下，学人都欲对传统学术进行新的诠释，而诠释一旦过于大胆急躁便会使学问脱离原有的脉络，逐步成为时代政治的工具。
太谷学派的研究，主要关注中下层士人计一般群众怎样回应时代的挑战，怎样在阅读和诠释他们接触到的经典，怎样在运用传统的资源，提供一种由下向上看的视角，进行一番纵向的还原，丰富立体的事实。
《汪悔翁<乙丙日记>》是新版增加的文章，通过探讨汪士铎在1850年代的言论清末历史潜流的问题，进而探讨构成每个时代思想的不同层次，历史文献的公开性问题及不同文体的流通渠道与士人写作身份态度的转换问题。层次不同的文献在历史一次又一次的重编重刊中逐渐泯除原来样状，使得后代的学者感觉他们是一个阶度上的熟悉，失去了对细微文献层次的敏感，而对一个时代层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各种状况，将过往视为截然相对的矛盾转而从层次的不同去理解，更容易全面平和的去认知历史的发展过程。从私语性质的《乙丙日记》的言论更可以看出清季的“西方冲击”与“中国内变”是一种交叉式的因果关系。
章太炎与国粹派构建的《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则通过说明晚清汉族历史记忆资源如何改变当时的政治文化，尤其是以深衣下葬的“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殓”习俗的传承，以说明汉族本身生活传统的复活和再发现；同时也讨论了新的历史记忆资源如何颠覆了官方记忆，为晚清的历史变动伏下种子。借用韦伯的概念，王汎森认为当时内与外的关系是火车与转辙器的关系，中国内部的变化是一列急驶的火车，而西方的思想是转辙器。
第二编“传统与现代的辩证”中王汎森主要传达一个信息点：想要了解传统与每一个时代的关系，必须将那个时代主动的诠释与使用考虑进去，而不应局限于线性的因果关系。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人来讲，经典是否还有活力，要看它是否有效地关联呼应当代的境况，这就要求它一方面要随时注意境况，用合乎当时当代的概念来宣传自己，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再宣传的过程中失去自己的本质和独特性。因而，传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和使用中获得了它的活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中改变了自身的风貌。《从传统到反传统》和《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两篇文章主要就是以提纲式的文字概述性的阐释这一过程。
新版增加的《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通过举三种过去未曾注意的传统模式——彰善纠过的乡约、记录日记的书院计明代理学家发展出来的省过团体——来表示私人领域内的传统和现代的复杂纠缠，近代中国中的私人领域政治化问题。梁漱溟曾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准备大举复兴乡约，而公开日记和互评日记在五四青年中并不陌生。虽然新青年们排斥传统，但是却挪借传统的方式，继承和运用了过去这种修养锻炼的方式。王汎森还指出在1949年以前的延安和1949年之后的中共，在“将隐私公开化以供他人批评”的思想系谱中，有两个明显的变化：自愿的道德向上动机逐渐被政治上的控制所侵蚀，自发的组成逐渐变成政治组织中强迫性的活动。它们的共同特色是私人道德领域的逐步政治化。
王汎森还讨论了当时中国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也说明如果不考虑“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之间的变化，对当时思想界和时代面貌的变化就难以理解了。西方与日本的思想、知识资源大量涌入中国，尤其是大量的西方书本和思想透过日本的翻译转译为中文，逐步充填了中国的传统躯壳，或者是处处与传统的思想资源相争持。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如新名词和新概念的应用，当时的人便因为新的概念工具而反省传统，思考传统的史学究竟是不是“国家”、“国民”和“社会”的历史。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则说明了西方的学说如何能以中国的面貌出现，而中国当时的社会困境又如何使人们能够接受这类的思想。以国粹派刘师培威力，我们可以看到反西化的西方主义，还可以看到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国粹运动既保持传统又激烈的批判传统，批判传统主要是为了重塑传统。国粹派将所有不要的东西都批判为“君学”或“伪学”，所有要保存的东西则被视为“国之粹”，认为中国之所以走上败亡之路，是被两千年来的“君学”所误，一方面否定大部分的思想传统，一方面又为现代的变革找寻一种更原始、更纯粹的根据。
《思潮与社会条件》中列举了两个变化，一是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变化一是吴虞的变化，以讨论在新旧嬗变的过程中，社会政治条件所发生的类似于火车转辙器的作用，同时对比全国性舞台和地区型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
新增加的《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只主要讨论近代知识分子阶层转型变化中的一点：怎样从四民之首的“士以天下为己任”转变为时时质问自己“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当然，这个主要是沿着大陆知识分子的变化轨迹来叙写。
第三编“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新增加的内容较多。一是通过民国的新史学和其相对应的批评者来解释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新史学的提倡者将文籍对象化，将对象历史化，历史的方法成为流行的方法论，要求以历史发展的态度去看待事物，认为所有文学、哲学、人物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二是通过陈寅恪的研究来揭示“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贯串一代学术精神的重要线索。
科举取消、传统的士转变为知识分子，使得这一批社会菁英找寻到一个新的任务——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而在这过程中，傅斯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王汎森恰好对“建立学术社会”的灵魂人物傅斯年做过比较集中的研究。《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两篇文章都在讨论古史多元观的形成与传播，说明一个学术诠释典范的形成过程。《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为例，探讨傅斯年在实际领导史语所展开工作时，是如何运用实践“史学即史料学”的，以及新学术的社会条件、新学术与“国家建构”、新学术与晚清民国政治社会问题的纠缠，说明现代知识分子建立一个新“学术社会”的努力。
河北版中的《生活史与思想史有交集吗》一文在此次版本中被收入附录，同时还有故在的《傅斯年与陈寅恪》。前者以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在新旧学者眼中的价值为个案，讨论了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在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新史学观念的眼光下，六经只是史料，不是富有“微言大义”的治国平天下之道，而搞研究也不再是“学以致其道”，学者在潜意识中也传达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后者表现了读书人要建立学术社会的困难，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等政治变局的相继出现，又加上知识分子自身的依附性、目标的乌托邦性质，使得读书人建立学术社会的愿望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根本就没有实现过。
在本书三编十六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始终不曾消失的紧张性：近代学术与政治、社会的互动。自道光以来，面对社会形势的巨大转变，传统学术极力的挣扎改变自己，以求同步政治与社会。但实际上，直到民国新学术运动展开，学术的社会性与平民性依然是个未能解决的难题。一方面向步趋西学，建立以问题意识为取向的新学术，同时也需要“为学术而学术”，再加之学术“经世致用”的传统，在学术群体中经历“对象化”、“价值”与“事实”分离之后，也产生了严重的自我异化问题。王汎森先生自己认为“学问因内外的挑战而产生了分子结构的变化，进而催生了后来的一些范畴性转变”：方东树举宋学反汉学，邵懿辰的证实伪经由来，康有为集大成的否定了过去两千年的经学传统，将其定义为是围绕一批伪经而积累的学问；傅斯年指出在文化上儒家始终存在一个不安定层，宗教比学术探讨更具有号召力，更能动员下层群众；梁启超发现过去两千多年所有的道德教训十分之九都是关乎私德的，刘师培认为过去两千多年都是无治状态，国其实不成为国。这些思想与理念层次上的断裂跳跃，未必对中国的社会政治起到多少实质的转变，但极为深刻改变了近代的学术论述。
史料的运用，不仅在于发现新史料，还在于对已知材料的运用。如在《汪悔翁与<乙丙日记>》中对对材料性质的区分出发，以抽丝剥茧的工夫清理了其间的矛盾，指出传统文人在写文章时候的身份是“公”的，是作为一个儒生的身份，而在写诗时候就不一定了，诗中则常常容易透露出较多“私”的身份，在“私”的身份中，比较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感情。从汪士铎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读书人的内心分裂，汪士铎虽然说“凡是学者，学至于圣贤而已，圣贤至众，而以孔子为集大成”，但心中怀着最极端最反儒家的想法，一方面在捍卫传统，一方面又在以最不传统的手段去应付现实的挑战。而这，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矛盾根源所在。并且，在《乙丙日记》王汎森提出深具启发性的思想“层次”概念。他说“《乙丙日记》也说明了历史发展的两个层次，一层是人们公开表现出来的，一层是隐在情绪或私密的层次”。
王汎森先生2011年在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讲座上曾借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词组告诉大家聆听历史《执拗的低音》。其中，这个“低音”分好几个层次：一是要讨论百年来因为新思潮而顺便被扫到的那些传统的学术论述是不是有重访的价值；二是在看一个时代的思想的时候，是否能发掘那些在下层或边缘的思想层次；三是关于老百姓的包括历史上的被征服者的历史。王汎森说：“一个时代的思想样貌是由很多互相竞争的思潮所构成的，可是我们都只注意到主流的思潮，而忽略边缘或压抑的‘低音’。史学家的工作就是把它们找出来，这样才能重建当时思想竞流的样貌”。《汪悔翁与<乙丙日记>》一文就是先把文本进行公与私的区分。
在中研院的网站上，王汎森先生也说在他的研究学习过程中，“我总是尽可能结合思想史、生活史、文化史来处理 特定问题，而且始终保持一种方法论上的警觉：过去有一些史学家处理历史问题时，往往以‘后见之明’倒溯回去，从‘已知’的结果倒溯回未知的过去，所以有时候会出现不恰当的因果配搭、错误的解读，或忽略了多元竞逐的声音。”这一点我也很是赞同，将学术史的研究与生活史结合，不仅看学术系统内部自身的演变，还有与社会的牵连、学人自己的经历，力求展现一个立体的图像。
据查，吉林出版集团版2011年的这本《系谱》和台湾联经版2003版收录的文章一致，因而在有了新版之后，旧本的购买便不值得。但是，通过对比新旧版本，可以发现每一篇原有文章都进行了增删修改，从中也可以看到王汎森先生的细致与追求完美。以《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为例，在第7页讲方东树批评考据派时，在两段材料前明确加上指责对象：“他鄙薄考据学大师钱大昕”、“他痛斥考据大家阎若璩”，更加具体；第20页评判《汉学商兑》一书时，原版用“我们可以说它打破了汉学一元垄断之局，此后汉学并非马上衰微，而是开启学术多元之途”，新版则说“此后汉学并非马上衰微，但是它的独占性渐成过去”，更加准确。同时，还有可要可不要文字的删减，点睛概括段落的增添。全文开头也以“近代思想变化的起点究竟是什么时候？是鸦片战争吗？讨论近代思潮时，可以直接从汉学谈到新学吗？在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第三种思想力量，也就是宋学的复兴？而宋学的复兴究竟只是一种古代学说的单纯回潮，还是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动向？”的一系列循序渐进的问题发问，引人入胜，也暗含本文的顺序问题，将原文中的主观判定性质特别强烈的句子删除。王汎森先生治学严谨精神可见一斑。
总之，是一本阅读的很开心的书！强烈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