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要第一次讲稿（今年）
按：这是老孔第一次开类似的课，嘱我讲一次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因为是研究生课程，所以改易几次，希望能够将这次对《史稿》的重读扩展而成为一次对整个现代文学学科的重新思考，2月28日讲，下面是讲稿。供学友参考。
原点思考——重读王瑶《史稿》
国家玮
一 原点思考——重返作为学科的“新文学”的历史起点
老舍的《断魂枪》在从事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的学者心目中恐怕有着某种超乎寻常的“一语成谶”的魔力。有人甚至恍惚觉得在小说人物沙子龙身上见到了王国维的影子，虽然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但某种文化境遇上的相似有确乎使我们自信这样联想背后的真实。对于一种渐渐消歇的文化势力，投身于其中的人可能会碰到两种选择，沈从文的《新与旧》中，刽子手杨金标选择了在机械杀人的现代化世界中展示一种古老的砍头技术，但往昔的光环却随着“文明”的进化退变为人们对这种精湛技术的轻蔑与嘲笑；于是有另外一种选择，老舍《断魂枪》结尾处沙子龙摸着凉滑的枪身自言自语的那句“不传，不传”，这的确意味深长。在一种代表旧有的文化势能作为整体即将被另一种文化逻辑遮蔽的时候，可能选择退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中是更为聪明的选择，比如今天的现代文学。柄谷行人曾经就日本的现代文学下过类似的判断，不是现代文学本身渐次走向被遮蔽，而是那些赋予文学以深刻内涵的时代过去了。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比如鲁迅提出的“立人”命题还并未完成，但不得不承认，那些支持新文学作为整体文化势力的基本命题在今天似乎都不再存在，比如——“启蒙”、“革命”、“救亡”，它们可能被让渡给“改革”、“发展”、“开放”这样的新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投身现代文学这项事业本身看起来就具有着非凡的价值，甚至成为一件极为迷人的事。特别是重返其作为学科起点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重新审视王瑶的《史稿》，可能会帮助我们重新厘清很多想当然的臆测与偏见。
在阅读史稿之前，需要明了历史书写的“偏见”。作为整体的“文学史”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书写者对整个历史进程在节奏上的把握、观察一段历史的眼光、对全部材料的整合、取舍以及因身处某种文化、思想氛围并因强烈的介入与呼应现实的姿态而显露或隐藏的价值判断。章学诚《文史通义》开篇论列出“六经皆史”，虽然振聋发聩，但学者并不以其提出异乎寻常的结论认定其独到，非要到他《易教》、《书教》、《诗教》、《经解》中用令人信服的逻辑与对史料的重新解读铺陈才赞赏其思考维度的独辟蹊径。也就是，我们仍然可以撼动章实斋的结论，但却很难撼动其结论产生的思考角度的合理性以及论证过程的独到与完美。王瑶的《史稿》与此相类，在“启蒙”、“改造”、“民主革命”仍然余波未平的文化势能中，最终思考的结论如果不呼应时代文化诉求，反倒是异常的；我们所真正关注的却是那些直到今天我们都不敢轻易推翻的思考逻辑，对历史叙述节奏把握背后的依据以及考察问题的角度，这些才是学术研究真正能够“立”得住的关键。开创其实并不真难，难在对初创者的思考逻辑、角度、列论的核心命题在后来人那里仍然无法撼动，成为学术研究无法绕过关键，王瑶的《史稿》对于现代文学来说，真正的价值在这里。
二 无法绕开的《史稿》
文学/历史碰撞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常谈常新的话题，就文学史写作而言，学界一直坚持着探索与反思，距离现在最近且影响最大的一次恐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文学史的“重写”，虽然仍旧仅仅是摆出姿态，但待真要下笔写作，则依然困难重重。推及更远，似乎只要历史叙述触及到文化/文学之时，问题就总是复杂起来。包括思想史写作，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在叙述宏大思想史的过程中，愈发另人感受到大量原始文献的处理还在其次，学者个人思想/史家宏阔叙述之间的矛盾缠绞在一起，体例越是庞大，这样的弊病就越是明晰，甚至于《中国思想史》的写作先是有一本绪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但仍然受到很多论者的非议。
讨论王瑶《史稿》的基本构架，必须提及鲁迅的文学史观。鲁迅杂文中提及的古典文学内容，一部分是信手拈来以备“借题发挥”之用的，目的乃在达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判；但很多时候，仍可从中这样的杂文笔法背后见出其与鲁迅学术追求之间的细微联系，尤其是作为文学史家鲁迅“以时代为经”的学术立场。“以时代为经”固然不错，不过，作为观念的“时代”本身却常常面临着被构造的危险；因此这里面还是有着治学研究的家法，“手低”，则眼界便不高。《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特别强调了研究魏晋文学，“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此三者均为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清俊”与“通脱”的风格形成，也绝非仅仅是文学单方面的问题，乃是“论世”的结果。学术研究，仅仅一个“文人趣味”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鲁迅对这一点看得明白。《中国小说史略》对小说流派的解说，开首往往就是先从世态人心拉开帷幕；《汉文学史纲要》亦将文学流变的历史与当世时代思潮的关系置于每篇之首。问题的关键还是“见”到了什么样的“时代”，是时代的全体，还是时代的部分；倘若是有所残缺，则其被遮蔽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疏漏，此间对于学术研究的立场、品味皆大有关系。鲁迅很多杂文与书信正是专门在那些被忽视或被遮蔽的历史面前止步，并努力放大甚至不惜夸大这些被学者有意无意隐没的“时世”，从而与其学术研究在方法上获得了相当的一致性。对待无意或几近惯性的无意识的忽略或遮蔽，则往往提醒，有意放大遮蔽的历史，以见其全貌。还是魏晋南北朝，鲁迅杂文或书信中提到的文学家大致有孔融、祢衡、曹丕、曹植、嵇康、刘伶、向子期、陶渊明、刘义庆、陆机、刘勰。对向子期的《思旧赋》，已有从当世的“士人心态”入手进行文学体验的意味，只不过肩有“为了忘却的纪念”的重任，未能全面展开。但到对陶渊明，则专门一九三四、三五年间几次谈及；对“隐士”的身份辨伪，“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靖节先生不但有妾，而且有奴，奴在当时，实生财之具，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非孤寂人也”。（《鲁迅书信集•致杨霁云》）而造成这些的，“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但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这与鲁迅对汉朝蔡邕的评价方式颇为一致，仍是在杂文中隐隐点出学术问题，特别可见乃是对于世人习见之说与史家之独立判断的并置，从而见其在学术研究上的优劣。同样对于蔡邕，“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但鲁迅独提醒世人注意《蔡中郎集》中的《述行赋》“穷工巧于台榭兮，对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鲁迅杂文中见出的那种怀疑与批判精神移入到其治学品格中，实际上是反题正作，因学术研究毕竟带有开拓与创造的属性，因此批判便成为一种自省，使得鲁迅的治学路数颇见异于同时。
“知人论世”，是先“知人”还是先“论世”，论者为何世，这些实际上都是需要思考的关键命题。与鲁迅《小说史》的基本框架相类，王瑶的《史稿》正是采用了“以时代为经”的先“论世”，每一编都先有一章，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思潮、社团、论争等作总的概述，然后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体分章论述，介绍各种不同流派、倾向的作家和作品。无疑，这样的思路是受到了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影响。虽然“以时代为经”仍将饱受那些充满洁癖的挖空心思要滤除文学“意识形态”性的学者的诟病，但却通过了这种对“世态”的勾勒，特别是思潮、社团、论证等等建构起了现代文学的骨骼，呈现出真正意义上的“史”的面貌，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之前大量出现的新文学著作。虽然“这种先有总论然后按文体分类的文学史写法不是没有缺点的，它把一个作家的创作分割于不同的章节，会影响到读者对作家完整的了解。因为事实上不少作家可能同时在多种文体上卓有成果”，但之前尝试过的将作家创作完整排列甚至附上作家小传的作法实际上已经有过失败的经验，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史叙述完全成为某种“资料长编”性质的东西。1933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写作就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
这种学术研究的困境虽因具体处理的学术对象不同而表现出各样的焦虑，但在根底上是相通的。比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原学》专论“学而不思“之弊，主要针对当时盛行的考据学风。章学诚《与汪龙庄书》中说：“今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他以为，当代考据、文章、义理三家中，不仅是考据家不能思考，文章家亦然，言义理者似乎是能思考了，但空谈无实，也不能算能思考。如果转换成对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那么焦灼的三方可能是材料、写法与个人对文学史现象的价值判断。这里最费心思的显然是写法，对于文学史的书写方式背后显然暗藏着历史叙述者对材料取舍的个人理解、对文学现象的价值判断，王瑶《史稿》的做法是在基本确立文学发生的时代背景与由文学思潮、论争、流派等构成文学史骨骼后，将作品的介绍和评论安置其中，这样的作品安置方式构筑了某种立体的格局。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讲述格局虽然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被不断诟病，但似乎至今仍没有一种能够取而代之的新的文学史讲述模式。更有意思的是，学者真正诟病的恐怕并不在此，所谓“重写文学史”或“百年文学”等对文学史叙述的重新界定，似乎都是在现代文学断代方面进行反思，而对具体的文学史写法本身并未真正有所新见，作为一种讲述现代文学的方式，《史稿》为后来的很多重新书写者提供了至今不可逾越的讲述方式。这其中包括后来有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及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等等。这恐怕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无法绕开王瑶这个开创者的关键因由之一。
三 断代问题
时间问题永远是一个哲学问题，《史稿》为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的断代是按照大致十年左右的方式进行，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左联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抗战前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一九四二——一九四九)。按照某种试图打通现代文学内在时间维度的观点去看，这似乎是一个并不恰当也并不合适的断代方式。但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学者在新的历史势能中或在异域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行窥视与反思中，十年作为一个迫近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姿势至今仍然无法变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一个重要的话题即使“百年中国文学”，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当以《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为名的系统丛书出版之时，我们发现《总系》所选取的那些足以标识百年中国文学重大现象的年代谱系仍然是以十年左右选择其中某一年作切片的方式展开的。“十年”，似乎成为一个楔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可绕开的路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革命文学—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文革十年—改革开放，对于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大变动来说，十年似乎是一个恰切的时间断代，非要以此为刻度标识这一百年来的历史风景才能够大致明晰地看清它。政治史、艺术史、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在急遽变动的时代风景中似乎可以用这样的刻度进行度量。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发展整个进程显然都与某种暗色调密切相关，它的气质内在的拥有深沉的质素。十年作为断代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暗合了这样一种现代文学自身演进的历史节奏，从这一点看，人们似乎无法绕开《史稿》中的这样一种看似可以轻易整合但实际上却至今无法成功完成的时间断代。对某一段历史的有效解读显然需要一种深入其中并内在地与之在节奏上相切合的方式，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十年”或许恰好与之吻合，而这一点不仅王瑶看到了。从有学者对现代文学展开专门研究的那一天开始，人们似乎就颇为看重这种断代方式，无论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还是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甚至是作家在创作中也都有意无意地将某某年代作为标识个人作品的时间刻度，比如矛盾《子夜》一开篇就在描述吴荪甫乘座的雪铁龙小轿车时表明这是1930年代的速度等等。当历史势能转换或者身在异域（所谓“汉学研究”）的学者竭尽全力希望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纯正的“文学性”的时候，这样一种本来属于现代中国文学特有的自身属性因此被遮蔽甚或剥夺，这其中最典型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在被重新滤除、筛选、整合之后，更多读者看到了“文学”或“文学性”或“人性”，然而，具有“中国现代”属性的文学却因此渐行渐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瑶在《史稿》中确认的这样一种时间断代在今天对于那些真正希望迫近现代文学历史的学者来说依然是古板然而却真正有效的方式。
四 述学文体
就写作来说，好的小说家必须具备明确的读者意识。比如沈从文和巴金，前者可能在读者意识上更强烈，《边城》的开始是“由四川过湖南去， 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传奇笔法的使用以及作家对柳宗元的模仿，在这种毫不急于向身处湘西之外的城市读者讲述故事而是首先指引这里的湖光山色中，沈从文完成了依靠大量闲笔而成就美文的小说化境。以小说作比，似乎更容易说明问题，其实在学术研究里，这种随时依据述学目的不同而调整笔法的学者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史稿》537000字，论及现代文学作家至少三百人，提到作品近千部，征引现代文学史料873次，涉及到现代文学重要研究文献700余篇。王瑶显然很清楚在解决了文学史写作中的核心命题——断代及具体写法之后，强烈的学术个性必须在文学史写作中以另外一种稳健扎实并尽量依靠翔实史料和作家作品的安排来显现出研究态度的方式进行。文学史写作开创的是一种阐释历史的体例；而个人的独立研究则完全要凸显一种学术个性，开创的是研究的空白，两者显然不同。《史稿》之外，不能不提及王瑶的鲁迅研究，尤其是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关系研究以及《野草》研究。作为一篇名文《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曾经极有远见的点出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鲁迅作品的风格特色是与‘魏晋文章’有其一脉相承之处的，特别是他那些带有议论性质的杂文”，而此种相成又与章太炎密切相关。如果说《史稿》因为体例原因，写作起点只能从1917年开始；那么在王瑶的很多论文中，实际上已经开始触及到对现代文学发生问题的复杂思考，特别是处在1917年现代文学发生与晚清之间这一段学术史的空白处。论者可以顺着这样一条路径走下去，展开思考更为深入的问题。比如，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关联——甚至是鲁迅与古典文化之间的关联，比如章太炎援佛入道，以唯识、法相佛理释庄子《齐物论》，在思维品质上本质却另起炉灶，其杂学背后的主要支撑还是传统士大夫的家国关怀，特别是那样一种颇有遗民气质的排满情绪；鲁迅则在的确在思想方式上与释家大有关联。比如《华严经》中十品行亦有“无屈挠行”，其对执著精进的过程甚至细分为“大精进、胜精进、殊精进、殊胜精进、最胜精进、最妙精进、上精进、无上精进、无等精进、普遍精进”，实在是将一“执”之气禀描摹得荡气回肠。佛家执著于“不著”，鲁迅精神内核则在执著于“著”，虽在内核上两者或构成了完全相反的面向（两者在对民众方面似都已“启蒙”的面貌为之，只不过仍然是在启蒙的精神内核上截然相反），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是颇为相似的，都来源于对个体精神绝对的自信（自己是“悟道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悟道者”对自我的认识上，这里有几个选择：第一，守在此岸，与众生界（大众）同一；第二，守在彼岸，悟道成佛；第三，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的位置，做一个清醒者（注意，是一个清醒者，而非行动者）；第四，在此岸和彼岸之间往返，架起庸众与得道者之间的桥梁，其沟通作用，让更多的人悟道（注意，这是清醒之后作出选择的行动者）。菩萨摩诃萨的选择是“此菩萨虽了众生非有，而不舍一切众生界。譬如船师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即能运度此岸众生至于彼岸，以往返无休息故”。这样的选择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的思想方式，《野草》的思维方式即是此种逆向式的否定（过去）+否定（未来）+否定（在历史中间的观望）=肯定（“死火”最终在冻灭和烧完之间选择后者；“过客”最终仍然要一个人走），这都是非常富有意味的。这种精神方式的关联，未必是所谓的“直接影响”，虽然鲁迅受章太炎影响读佛经是事实。鲁迅在思想上受到各方面影响甚多，这一点章太炎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章太炎那里，甚或再推及至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等，“人”作为方法而非目的，这一点在鲁迅那里则正相反；而此一方面，恰恰是唯识、法相诸宗所强调的——关于人的生存本质、关于人的生存方式，鲁迅与佛学在此一向量上的关联，实在有必要重新考量。这些思考都已经在王瑶对现代文学学术生长点的安排之下，需要学者作更深入的思考。晚年王瑶致力于现代学术史研究，实际上仍然是希望开创新的学术研究路径与范式。
五 结语
对《史稿》的重读比较令人担心的问题可能是用现有的学术框架特别是当代很多新近思想重新规训这部具有原典意义的著作。一部著作能否真正在历史中“立得住”，根底问题实际往往并非简单的价值判断，正如今天的很多新近思想可能在五十年后同样面临着过时的尴尬。因此深入著作内部去真正抓到其立论的展开方式、书写背后的逻辑以及面对学术研究对象的观察视角与远见恐怕才是真正值得去重读的缘由。王瑶《史稿》对于当下学界真正最为迫切的意义恐怕是个人写史这一点，特别是面对动辄几十人的编纂小组拼凑其一部煌煌巨著的时候，我们可能更能从现代文学史的初创作品中读出某种更深刻的价值来。
原点思考——重读王瑶《史稿》
国家玮
一 原点思考——重返作为学科的“新文学”的历史起点
老舍的《断魂枪》在从事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的学者心目中恐怕有着某种超乎寻常的“一语成谶”的魔力。有人甚至恍惚觉得在小说人物沙子龙身上见到了王国维的影子，虽然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但某种文化境遇上的相似有确乎使我们自信这样联想背后的真实。对于一种渐渐消歇的文化势力，投身于其中的人可能会碰到两种选择，沈从文的《新与旧》中，刽子手杨金标选择了在机械杀人的现代化世界中展示一种古老的砍头技术，但往昔的光环却随着“文明”的进化退变为人们对这种精湛技术的轻蔑与嘲笑；于是有另外一种选择，老舍《断魂枪》结尾处沙子龙摸着凉滑的枪身自言自语的那句“不传，不传”，这的确意味深长。在一种代表旧有的文化势能作为整体即将被另一种文化逻辑遮蔽的时候，可能选择退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中是更为聪明的选择，比如今天的现代文学。柄谷行人曾经就日本的现代文学下过类似的判断，不是现代文学本身渐次走向被遮蔽，而是那些赋予文学以深刻内涵的时代过去了。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比如鲁迅提出的“立人”命题还并未完成，但不得不承认，那些支持新文学作为整体文化势力的基本命题在今天似乎都不再存在，比如——“启蒙”、“革命”、“救亡”，它们可能被让渡给“改革”、“发展”、“开放”这样的新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投身现代文学这项事业本身看起来就具有着非凡的价值，甚至成为一件极为迷人的事。特别是重返其作为学科起点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重新审视王瑶的《史稿》，可能会帮助我们重新厘清很多想当然的臆测与偏见。
在阅读史稿之前，需要明了历史书写的“偏见”。作为整体的“文学史”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书写者对整个历史进程在节奏上的把握、观察一段历史的眼光、对全部材料的整合、取舍以及因身处某种文化、思想氛围并因强烈的介入与呼应现实的姿态而显露或隐藏的价值判断。章学诚《文史通义》开篇论列出“六经皆史”，虽然振聋发聩，但学者并不以其提出异乎寻常的结论认定其独到，非要到他《易教》、《书教》、《诗教》、《经解》中用令人信服的逻辑与对史料的重新解读铺陈才赞赏其思考维度的独辟蹊径。也就是，我们仍然可以撼动章实斋的结论，但却很难撼动其结论产生的思考角度的合理性以及论证过程的独到与完美。王瑶的《史稿》与此相类，在“启蒙”、“改造”、“民主革命”仍然余波未平的文化势能中，最终思考的结论如果不呼应时代文化诉求，反倒是异常的；我们所真正关注的却是那些直到今天我们都不敢轻易推翻的思考逻辑，对历史叙述节奏把握背后的依据以及考察问题的角度，这些才是学术研究真正能够“立”得住的关键。开创其实并不真难，难在对初创者的思考逻辑、角度、列论的核心命题在后来人那里仍然无法撼动，成为学术研究无法绕过关键，王瑶的《史稿》对于现代文学来说，真正的价值在这里。
二 无法绕开的《史稿》
文学/历史碰撞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常谈常新的话题，就文学史写作而言，学界一直坚持着探索与反思，距离现在最近且影响最大的一次恐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文学史的“重写”，虽然仍旧仅仅是摆出姿态，但待真要下笔写作，则依然困难重重。推及更远，似乎只要历史叙述触及到文化/文学之时，问题就总是复杂起来。包括思想史写作，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在叙述宏大思想史的过程中，愈发另人感受到大量原始文献的处理还在其次，学者个人思想/史家宏阔叙述之间的矛盾缠绞在一起，体例越是庞大，这样的弊病就越是明晰，甚至于《中国思想史》的写作先是有一本绪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但仍然受到很多论者的非议。
讨论王瑶《史稿》的基本构架，必须提及鲁迅的文学史观。鲁迅杂文中提及的古典文学内容，一部分是信手拈来以备“借题发挥”之用的，目的乃在达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判；但很多时候，仍可从中这样的杂文笔法背后见出其与鲁迅学术追求之间的细微联系，尤其是作为文学史家鲁迅“以时代为经”的学术立场。“以时代为经”固然不错，不过，作为观念的“时代”本身却常常面临着被构造的危险；因此这里面还是有着治学研究的家法，“手低”，则眼界便不高。《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特别强调了研究魏晋文学，“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此三者均为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清俊”与“通脱”的风格形成，也绝非仅仅是文学单方面的问题，乃是“论世”的结果。学术研究，仅仅一个“文人趣味”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鲁迅对这一点看得明白。《中国小说史略》对小说流派的解说，开首往往就是先从世态人心拉开帷幕；《汉文学史纲要》亦将文学流变的历史与当世时代思潮的关系置于每篇之首。问题的关键还是“见”到了什么样的“时代”，是时代的全体，还是时代的部分；倘若是有所残缺，则其被遮蔽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疏漏，此间对于学术研究的立场、品味皆大有关系。鲁迅很多杂文与书信正是专门在那些被忽视或被遮蔽的历史面前止步，并努力放大甚至不惜夸大这些被学者有意无意隐没的“时世”，从而与其学术研究在方法上获得了相当的一致性。对待无意或几近惯性的无意识的忽略或遮蔽，则往往提醒，有意放大遮蔽的历史，以见其全貌。还是魏晋南北朝，鲁迅杂文或书信中提到的文学家大致有孔融、祢衡、曹丕、曹植、嵇康、刘伶、向子期、陶渊明、刘义庆、陆机、刘勰。对向子期的《思旧赋》，已有从当世的“士人心态”入手进行文学体验的意味，只不过肩有“为了忘却的纪念”的重任，未能全面展开。但到对陶渊明，则专门一九三四、三五年间几次谈及；对“隐士”的身份辨伪，“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靖节先生不但有妾，而且有奴，奴在当时，实生财之具，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非孤寂人也”。（《鲁迅书信集•致杨霁云》）而造成这些的，“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但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这与鲁迅对汉朝蔡邕的评价方式颇为一致，仍是在杂文中隐隐点出学术问题，特别可见乃是对于世人习见之说与史家之独立判断的并置，从而见其在学术研究上的优劣。同样对于蔡邕，“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但鲁迅独提醒世人注意《蔡中郎集》中的《述行赋》“穷工巧于台榭兮，对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鲁迅杂文中见出的那种怀疑与批判精神移入到其治学品格中，实际上是反题正作，因学术研究毕竟带有开拓与创造的属性，因此批判便成为一种自省，使得鲁迅的治学路数颇见异于同时。
“知人论世”，是先“知人”还是先“论世”，论者为何世，这些实际上都是需要思考的关键命题。与鲁迅《小说史》的基本框架相类，王瑶的《史稿》正是采用了“以时代为经”的先“论世”，每一编都先有一章，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思潮、社团、论争等作总的概述，然后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体分章论述，介绍各种不同流派、倾向的作家和作品。无疑，这样的思路是受到了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影响。虽然“以时代为经”仍将饱受那些充满洁癖的挖空心思要滤除文学“意识形态”性的学者的诟病，但却通过了这种对“世态”的勾勒，特别是思潮、社团、论证等等建构起了现代文学的骨骼，呈现出真正意义上的“史”的面貌，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之前大量出现的新文学著作。虽然“这种先有总论然后按文体分类的文学史写法不是没有缺点的，它把一个作家的创作分割于不同的章节，会影响到读者对作家完整的了解。因为事实上不少作家可能同时在多种文体上卓有成果”，但之前尝试过的将作家创作完整排列甚至附上作家小传的作法实际上已经有过失败的经验，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史叙述完全成为某种“资料长编”性质的东西。1933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写作就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
这种学术研究的困境虽因具体处理的学术对象不同而表现出各样的焦虑，但在根底上是相通的。比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原学》专论“学而不思“之弊，主要针对当时盛行的考据学风。章学诚《与汪龙庄书》中说：“今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他以为，当代考据、文章、义理三家中，不仅是考据家不能思考，文章家亦然，言义理者似乎是能思考了，但空谈无实，也不能算能思考。如果转换成对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那么焦灼的三方可能是材料、写法与个人对文学史现象的价值判断。这里最费心思的显然是写法，对于文学史的书写方式背后显然暗藏着历史叙述者对材料取舍的个人理解、对文学现象的价值判断，王瑶《史稿》的做法是在基本确立文学发生的时代背景与由文学思潮、论争、流派等构成文学史骨骼后，将作品的介绍和评论安置其中，这样的作品安置方式构筑了某种立体的格局。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讲述格局虽然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被不断诟病，但似乎至今仍没有一种能够取而代之的新的文学史讲述模式。更有意思的是，学者真正诟病的恐怕并不在此，所谓“重写文学史”或“百年文学”等对文学史叙述的重新界定，似乎都是在现代文学断代方面进行反思，而对具体的文学史写法本身并未真正有所新见，作为一种讲述现代文学的方式，《史稿》为后来的很多重新书写者提供了至今不可逾越的讲述方式。这其中包括后来有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及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等等。这恐怕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无法绕开王瑶这个开创者的关键因由之一。
三 断代问题
时间问题永远是一个哲学问题，《史稿》为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的断代是按照大致十年左右的方式进行，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左联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抗战前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一九四二——一九四九)。按照某种试图打通现代文学内在时间维度的观点去看，这似乎是一个并不恰当也并不合适的断代方式。但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学者在新的历史势能中或在异域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行窥视与反思中，十年作为一个迫近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姿势至今仍然无法变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一个重要的话题即使“百年中国文学”，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当以《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为名的系统丛书出版之时，我们发现《总系》所选取的那些足以标识百年中国文学重大现象的年代谱系仍然是以十年左右选择其中某一年作切片的方式展开的。“十年”，似乎成为一个楔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可绕开的路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革命文学—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文革十年—改革开放，对于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大变动来说，十年似乎是一个恰切的时间断代，非要以此为刻度标识这一百年来的历史风景才能够大致明晰地看清它。政治史、艺术史、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在急遽变动的时代风景中似乎可以用这样的刻度进行度量。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发展整个进程显然都与某种暗色调密切相关，它的气质内在的拥有深沉的质素。十年作为断代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暗合了这样一种现代文学自身演进的历史节奏，从这一点看，人们似乎无法绕开《史稿》中的这样一种看似可以轻易整合但实际上却至今无法成功完成的时间断代。对某一段历史的有效解读显然需要一种深入其中并内在地与之在节奏上相切合的方式，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十年”或许恰好与之吻合，而这一点不仅王瑶看到了。从有学者对现代文学展开专门研究的那一天开始，人们似乎就颇为看重这种断代方式，无论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还是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甚至是作家在创作中也都有意无意地将某某年代作为标识个人作品的时间刻度，比如矛盾《子夜》一开篇就在描述吴荪甫乘座的雪铁龙小轿车时表明这是1930年代的速度等等。当历史势能转换或者身在异域（所谓“汉学研究”）的学者竭尽全力希望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纯正的“文学性”的时候，这样一种本来属于现代中国文学特有的自身属性因此被遮蔽甚或剥夺，这其中最典型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在被重新滤除、筛选、整合之后，更多读者看到了“文学”或“文学性”或“人性”，然而，具有“中国现代”属性的文学却因此渐行渐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瑶在《史稿》中确认的这样一种时间断代在今天对于那些真正希望迫近现代文学历史的学者来说依然是古板然而却真正有效的方式。
四 述学文体
就写作来说，好的小说家必须具备明确的读者意识。比如沈从文和巴金，前者可能在读者意识上更强烈，《边城》的开始是“由四川过湖南去， 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传奇笔法的使用以及作家对柳宗元的模仿，在这种毫不急于向身处湘西之外的城市读者讲述故事而是首先指引这里的湖光山色中，沈从文完成了依靠大量闲笔而成就美文的小说化境。以小说作比，似乎更容易说明问题，其实在学术研究里，这种随时依据述学目的不同而调整笔法的学者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史稿》537000字，论及现代文学作家至少三百人，提到作品近千部，征引现代文学史料873次，涉及到现代文学重要研究文献700余篇。王瑶显然很清楚在解决了文学史写作中的核心命题——断代及具体写法之后，强烈的学术个性必须在文学史写作中以另外一种稳健扎实并尽量依靠翔实史料和作家作品的安排来显现出研究态度的方式进行。文学史写作开创的是一种阐释历史的体例；而个人的独立研究则完全要凸显一种学术个性，开创的是研究的空白，两者显然不同。《史稿》之外，不能不提及王瑶的鲁迅研究，尤其是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关系研究以及《野草》研究。作为一篇名文《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曾经极有远见的点出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鲁迅作品的风格特色是与‘魏晋文章’有其一脉相承之处的，特别是他那些带有议论性质的杂文”，而此种相成又与章太炎密切相关。如果说《史稿》因为体例原因，写作起点只能从1917年开始；那么在王瑶的很多论文中，实际上已经开始触及到对现代文学发生问题的复杂思考，特别是处在1917年现代文学发生与晚清之间这一段学术史的空白处。论者可以顺着这样一条路径走下去，展开思考更为深入的问题。比如，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关联——甚至是鲁迅与古典文化之间的关联，比如章太炎援佛入道，以唯识、法相佛理释庄子《齐物论》，在思维品质上本质却另起炉灶，其杂学背后的主要支撑还是传统士大夫的家国关怀，特别是那样一种颇有遗民气质的排满情绪；鲁迅则在的确在思想方式上与释家大有关联。比如《华严经》中十品行亦有“无屈挠行”，其对执著精进的过程甚至细分为“大精进、胜精进、殊精进、殊胜精进、最胜精进、最妙精进、上精进、无上精进、无等精进、普遍精进”，实在是将一“执”之气禀描摹得荡气回肠。佛家执著于“不著”，鲁迅精神内核则在执著于“著”，虽在内核上两者或构成了完全相反的面向（两者在对民众方面似都已“启蒙”的面貌为之，只不过仍然是在启蒙的精神内核上截然相反），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是颇为相似的，都来源于对个体精神绝对的自信（自己是“悟道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悟道者”对自我的认识上，这里有几个选择：第一，守在此岸，与众生界（大众）同一；第二，守在彼岸，悟道成佛；第三，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的位置，做一个清醒者（注意，是一个清醒者，而非行动者）；第四，在此岸和彼岸之间往返，架起庸众与得道者之间的桥梁，其沟通作用，让更多的人悟道（注意，这是清醒之后作出选择的行动者）。菩萨摩诃萨的选择是“此菩萨虽了众生非有，而不舍一切众生界。譬如船师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即能运度此岸众生至于彼岸，以往返无休息故”。这样的选择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的思想方式，《野草》的思维方式即是此种逆向式的否定（过去）+否定（未来）+否定（在历史中间的观望）=肯定（“死火”最终在冻灭和烧完之间选择后者；“过客”最终仍然要一个人走），这都是非常富有意味的。这种精神方式的关联，未必是所谓的“直接影响”，虽然鲁迅受章太炎影响读佛经是事实。鲁迅在思想上受到各方面影响甚多，这一点章太炎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章太炎那里，甚或再推及至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等，“人”作为方法而非目的，这一点在鲁迅那里则正相反；而此一方面，恰恰是唯识、法相诸宗所强调的——关于人的生存本质、关于人的生存方式，鲁迅与佛学在此一向量上的关联，实在有必要重新考量。这些思考都已经在王瑶对现代文学学术生长点的安排之下，需要学者作更深入的思考。晚年王瑶致力于现代学术史研究，实际上仍然是希望开创新的学术研究路径与范式。
五 结语
对《史稿》的重读比较令人担心的问题可能是用现有的学术框架特别是当代很多新近思想重新规训这部具有原典意义的著作。一部著作能否真正在历史中“立得住”，根底问题实际往往并非简单的价值判断，正如今天的很多新近思想可能在五十年后同样面临着过时的尴尬。因此深入著作内部去真正抓到其立论的展开方式、书写背后的逻辑以及面对学术研究对象的观察视角与远见恐怕才是真正值得去重读的缘由。王瑶《史稿》对于当下学界真正最为迫切的意义恐怕是个人写史这一点，特别是面对动辄几十人的编纂小组拼凑其一部煌煌巨著的时候，我们可能更能从现代文学史的初创作品中读出某种更深刻的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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