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时代沉思
在网络时代沉思
在办公室的时间几乎都坐在电脑前，即使隐身也会挂着QQ，如果无法登陆QQ则意味着网络连接出现故障，不能连接网络的电脑形同虚设，此时焦躁不安的询问此起彼伏，在网络连接后归于沉寂。挂着QQ并不是一项明确的工作要求，但开机挂QQ是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上级部门在工作群里发布通知并要求回复，与同事传输文件，因此即使视线不在电脑屏幕上也会不时观察QQ是否闪烁。此外，花费很多时间浏览各种网页，在搜索引擎上查找资料，不定期关注微博信息。即使意识到大部分点击其实并不必要，只是在电脑前不看看什么就觉得无所事事，否则无所事事造成时间流逝带来的强烈的虚无意识，这样的真空状态令人难以忍受，而网络行为至少让人获取一些亲身经历无法感知的讯息，填充自己的认知，丰富谈资的内容。在微博如火如荼的当下，会议场所除了睡觉的景象，更为普遍的是一人发言，其他的人埋头玩手机刷微博，关注他人的动态，同时发出自己的信息。会议本来就是让众人聚在一起面对面交流信息的形式，可是大家却在会场上通过微博评论来交流。似乎离开网络，一个人即使在人群中，他也失去了他的社会关系，并因无法独处而心神不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天在办公室里的网络活动，在时间的长度和距离的亲近上，超过了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工作在形式上其实是人在为连接网络的电脑打工，工作时间对网络的依赖如此之深，却并未引起足够的警惕。
每当开工做事，不时被闪烁的QQ干扰，或者被更新的QQ空间、微博分散了注意力，以至于本应连贯的工作状态变得支离破碎，效率之低如同梦游，特别明显的表现是短时记忆的衰退和工作上的杂乱无序，其结果是尽可能的拖延。我之前将这种心神不定的状态归因于来来往往的人和事，以及年龄增长造成的反应能力下降，而没有意识到网络与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为其支付了多大的代价。娱乐性的交流侵入了工作时间，无止境的网络链接引发应接不暇的信息洪流而让人心绪涣散，同时感觉疲惫。熊培云在《第六种自由》这篇文章中援引索尔仁尼琴的话：“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德国的弗兰克·施尔玛赫的《网络至死：如何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重获我们的创造力和思维力》对网络与人的关系分析得更为深入。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Payback”，对应的中文意思是偿还。这个词更显意味深长，我们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取信息和娱乐，却经常意识不到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互联网高举免费的大旗，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天下永远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也许是让人丧失自制和理性的诱惑。
在人与电脑的关系上，曾经有过观点展望人工智能的前景是机器人控制人类，而现实是无论机器人或者计算机，都只是计算功能和存储功能强大的机器，具备思想的机器如同永不衰竭的永动机，只是一个幻想。人力在很多方面不及动物，更不如自己发明创造的机械，但人在改造世界的进程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正因为人类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人完全没有必要拿自己的短处跟机器的长处较量，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才是明智之举，而网络上泛滥的信息消耗了人的有限精力和专注力，最终损害了人最可宝贵的创造力。在“我的电脑”里打开多个文档，在浏览器上打开多个网页后又去点击新的链接，因此，施尔玛赫认为电脑处理器的处理方式——多任务处理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处理事务的方式。“同时做很多事情，这意味着不停地被干扰，又不得不无休止地去解决这种干扰。”“人类几乎失去了所有让其区别于电脑的特质：创造力、灵活性和自发性。”或许有人认为只要多任务处理并不冲突，反倒是灵活与高效的表现。美国行为经济学家森德希尔·穆莱纳森指出，雇员收入低是因为他被迫不断分心去解决别的问题，无法集中精力于工作，而收入高的雇员则有更多的钱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全身心得投入到工作中去。
2009年斯坦福大学克利福德·纳斯教授对日常生活中较多和较少进行多任务处理的两类人进行了对比研究，摘录研究结果如下：
◎追随跟踪的媒体越多，越难以集中注意力，工作中的选择性记忆越差。
◎习惯于多任务处理的人会系统地失去对于事务重要性的判断力。同时，对记忆的重要性的判断也会减弱，导致总结能力下降。
◎多任务处理者会越来越多地对“错误的警报”作出反应，这就是说，他们什么都想做，又什么都不做，最终的结果就是分不清事务的轻重缓急。
◎多任务处理者在多任务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效率会慢慢降低。他们处理单项任务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同时在任务转换的时候缺乏调适能力。
◎在某些领域，多任务处理者会变得更容易犯错误，他们的工作能力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也就是说，多任务处理导致注意力的涣散，对电脑程序和网络信息失去判断和抵抗力，对人的精神控制力造成损害，从而导致人的精神贫乏和经济贫困。面对网络，我们看似有很大的选择权，但这种选择权其实受制于程序员的程序设计和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以及网络商家的促销诱导，还有公共话题引发的沉默的螺旋对独立思考的压制。2006年美国《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都拒绝让大脑屈服于各种数据洪流。”而我们大多数人，不自觉地甚至被迫在数据洪流里挣扎。
在人与网络的交流中，人自认为更聪明，其实网络更精明。我们在网上留下的痕迹越多，网站对我们的计算就越精确，它们对用户信息的搜集就是这样得来的，把用户作为数据进行解码，以至于网站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需要什么，当然它也同时推销一些我们可买可不买的东西，我们也就越来越趋向于网络设置的行为模式。
2005年左右，在博客兴起的热潮中，几乎上网的人都开了博客，当时有言论称博客给予了普通人表达言论的机会，将会出现公民意见的充分表达并推动民主进程。遗憾的是，多数人在短暂更新后，博客热潮迅速退去。即使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公共事件，多数人仍然去关注韩寒说了什么，所谓的公民意见只是留言或者评论中的宣泄。即使有了博客，多数人仍然只会尖叫，不会说话。
有人认为博客文章里的网络语言和错别字，对语文能力是一种伤害。这种看法指出了博客存在的问题，但这种问题没有存在多久。博客的字数限制是5000字，大多数博客文章都接近不了这个篇幅，即使是记录每天的吃喝拉撒，许多人也难以坚持。大多数的表达都是碎片式的，于是微博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微博的表达让人更为自由，但这种自由不会是免费的，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施尔玛赫先生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主编之一，他写的这本《网络至死》也不是用数据和理论论证观点的学术著作，而是他的观察和思考。他说：“数字社会正处在其内部机制重新编程的时期。在全世界范围内，电脑开始将它们的只能积聚到一起并互通有无。然而几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跟着它们在这条路上前进。只要我们允许自己被机器驱使，我们就会惨败无疑。错过信息的恐惧和消费每一条信息的压力会将我们吞噬。我们会忘记独立思考，因为我们不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几乎在每个领域，我们都服从于机器的权威统治。我们的思想会逐渐散逸，逃离我们内在的自我，依附在键盘上。生活呗预先精确地确定，人们对改变命运的无力感，都无疑是信息泛滥的后果。”
智能手机的普及让信息无处不在，如云在天，我们接收信息，对信息的理解越来越肤浅，失去对信息内在逻辑的把握能力，我们的行为模式可以被计算。网络知道我们喜欢什么，据此向我们推荐。
当然，作者并不意在提倡逃离信息社会，他认为在网络数字技术与人的关系中，人拥有巨大的机遇，“我们拥有电脑欠缺并羡慕的特质：创造力、宽容和沉着。”而这些特质，正被链接互联网的电脑侵蚀，我们却放松警惕。
不间断的实时信息过度消耗了我们的精力，让我们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而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的思维和行为逐渐技术化，从而受制于电脑和网络。问题不在于技术的进步，而在于人与电脑的关系上。人与电脑，谁主谁仆？问题已经明了，各人只有自己才能找到自己的解决之道。《网络至死》提供的建议是“我们需要一个以新的方式重获对思考的控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学校提供沉思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在里面，可以学会思考，在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在搜索引擎的时代去认识正确的问题。”
技术再先进，工具再便捷，也不及思想之美妙。“千百年的思想，我们在这一刻只需按一个键就能将其调出。但是它们都没有我们此时此刻在自己意识中听到的思想的振翅声那样美妙，那样有价值。”
在办公室的时间几乎都坐在电脑前，即使隐身也会挂着QQ，如果无法登陆QQ则意味着网络连接出现故障，不能连接网络的电脑形同虚设，此时焦躁不安的询问此起彼伏，在网络连接后归于沉寂。挂着QQ并不是一项明确的工作要求，但开机挂QQ是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上级部门在工作群里发布通知并要求回复，与同事传输文件，因此即使视线不在电脑屏幕上也会不时观察QQ是否闪烁。此外，花费很多时间浏览各种网页，在搜索引擎上查找资料，不定期关注微博信息。即使意识到大部分点击其实并不必要，只是在电脑前不看看什么就觉得无所事事，否则无所事事造成时间流逝带来的强烈的虚无意识，这样的真空状态令人难以忍受，而网络行为至少让人获取一些亲身经历无法感知的讯息，填充自己的认知，丰富谈资的内容。在微博如火如荼的当下，会议场所除了睡觉的景象，更为普遍的是一人发言，其他的人埋头玩手机刷微博，关注他人的动态，同时发出自己的信息。会议本来就是让众人聚在一起面对面交流信息的形式，可是大家却在会场上通过微博评论来交流。似乎离开网络，一个人即使在人群中，他也失去了他的社会关系，并因无法独处而心神不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天在办公室里的网络活动，在时间的长度和距离的亲近上，超过了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工作在形式上其实是人在为连接网络的电脑打工，工作时间对网络的依赖如此之深，却并未引起足够的警惕。
每当开工做事，不时被闪烁的QQ干扰，或者被更新的QQ空间、微博分散了注意力，以至于本应连贯的工作状态变得支离破碎，效率之低如同梦游，特别明显的表现是短时记忆的衰退和工作上的杂乱无序，其结果是尽可能的拖延。我之前将这种心神不定的状态归因于来来往往的人和事，以及年龄增长造成的反应能力下降，而没有意识到网络与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为其支付了多大的代价。娱乐性的交流侵入了工作时间，无止境的网络链接引发应接不暇的信息洪流而让人心绪涣散，同时感觉疲惫。熊培云在《第六种自由》这篇文章中援引索尔仁尼琴的话：“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德国的弗兰克·施尔玛赫的《网络至死：如何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重获我们的创造力和思维力》对网络与人的关系分析得更为深入。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Payback”，对应的中文意思是偿还。这个词更显意味深长，我们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取信息和娱乐，却经常意识不到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互联网高举免费的大旗，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天下永远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也许是让人丧失自制和理性的诱惑。
在人与电脑的关系上，曾经有过观点展望人工智能的前景是机器人控制人类，而现实是无论机器人或者计算机，都只是计算功能和存储功能强大的机器，具备思想的机器如同永不衰竭的永动机，只是一个幻想。人力在很多方面不及动物，更不如自己发明创造的机械，但人在改造世界的进程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正因为人类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人完全没有必要拿自己的短处跟机器的长处较量，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才是明智之举，而网络上泛滥的信息消耗了人的有限精力和专注力，最终损害了人最可宝贵的创造力。在“我的电脑”里打开多个文档，在浏览器上打开多个网页后又去点击新的链接，因此，施尔玛赫认为电脑处理器的处理方式——多任务处理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处理事务的方式。“同时做很多事情，这意味着不停地被干扰，又不得不无休止地去解决这种干扰。”“人类几乎失去了所有让其区别于电脑的特质：创造力、灵活性和自发性。”或许有人认为只要多任务处理并不冲突，反倒是灵活与高效的表现。美国行为经济学家森德希尔·穆莱纳森指出，雇员收入低是因为他被迫不断分心去解决别的问题，无法集中精力于工作，而收入高的雇员则有更多的钱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全身心得投入到工作中去。
2009年斯坦福大学克利福德·纳斯教授对日常生活中较多和较少进行多任务处理的两类人进行了对比研究，摘录研究结果如下：
◎追随跟踪的媒体越多，越难以集中注意力，工作中的选择性记忆越差。
◎习惯于多任务处理的人会系统地失去对于事务重要性的判断力。同时，对记忆的重要性的判断也会减弱，导致总结能力下降。
◎多任务处理者会越来越多地对“错误的警报”作出反应，这就是说，他们什么都想做，又什么都不做，最终的结果就是分不清事务的轻重缓急。
◎多任务处理者在多任务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效率会慢慢降低。他们处理单项任务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同时在任务转换的时候缺乏调适能力。
◎在某些领域，多任务处理者会变得更容易犯错误，他们的工作能力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也就是说，多任务处理导致注意力的涣散，对电脑程序和网络信息失去判断和抵抗力，对人的精神控制力造成损害，从而导致人的精神贫乏和经济贫困。面对网络，我们看似有很大的选择权，但这种选择权其实受制于程序员的程序设计和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以及网络商家的促销诱导，还有公共话题引发的沉默的螺旋对独立思考的压制。2006年美国《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都拒绝让大脑屈服于各种数据洪流。”而我们大多数人，不自觉地甚至被迫在数据洪流里挣扎。
在人与网络的交流中，人自认为更聪明，其实网络更精明。我们在网上留下的痕迹越多，网站对我们的计算就越精确，它们对用户信息的搜集就是这样得来的，把用户作为数据进行解码，以至于网站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需要什么，当然它也同时推销一些我们可买可不买的东西，我们也就越来越趋向于网络设置的行为模式。
2005年左右，在博客兴起的热潮中，几乎上网的人都开了博客，当时有言论称博客给予了普通人表达言论的机会，将会出现公民意见的充分表达并推动民主进程。遗憾的是，多数人在短暂更新后，博客热潮迅速退去。即使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公共事件，多数人仍然去关注韩寒说了什么，所谓的公民意见只是留言或者评论中的宣泄。即使有了博客，多数人仍然只会尖叫，不会说话。
有人认为博客文章里的网络语言和错别字，对语文能力是一种伤害。这种看法指出了博客存在的问题，但这种问题没有存在多久。博客的字数限制是5000字，大多数博客文章都接近不了这个篇幅，即使是记录每天的吃喝拉撒，许多人也难以坚持。大多数的表达都是碎片式的，于是微博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微博的表达让人更为自由，但这种自由不会是免费的，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施尔玛赫先生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主编之一，他写的这本《网络至死》也不是用数据和理论论证观点的学术著作，而是他的观察和思考。他说：“数字社会正处在其内部机制重新编程的时期。在全世界范围内，电脑开始将它们的只能积聚到一起并互通有无。然而几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跟着它们在这条路上前进。只要我们允许自己被机器驱使，我们就会惨败无疑。错过信息的恐惧和消费每一条信息的压力会将我们吞噬。我们会忘记独立思考，因为我们不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几乎在每个领域，我们都服从于机器的权威统治。我们的思想会逐渐散逸，逃离我们内在的自我，依附在键盘上。生活呗预先精确地确定，人们对改变命运的无力感，都无疑是信息泛滥的后果。”
智能手机的普及让信息无处不在，如云在天，我们接收信息，对信息的理解越来越肤浅，失去对信息内在逻辑的把握能力，我们的行为模式可以被计算。网络知道我们喜欢什么，据此向我们推荐。
当然，作者并不意在提倡逃离信息社会，他认为在网络数字技术与人的关系中，人拥有巨大的机遇，“我们拥有电脑欠缺并羡慕的特质：创造力、宽容和沉着。”而这些特质，正被链接互联网的电脑侵蚀，我们却放松警惕。
不间断的实时信息过度消耗了我们的精力，让我们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而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的思维和行为逐渐技术化，从而受制于电脑和网络。问题不在于技术的进步，而在于人与电脑的关系上。人与电脑，谁主谁仆？问题已经明了，各人只有自己才能找到自己的解决之道。《网络至死》提供的建议是“我们需要一个以新的方式重获对思考的控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学校提供沉思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在里面，可以学会思考，在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在搜索引擎的时代去认识正确的问题。”
技术再先进，工具再便捷，也不及思想之美妙。“千百年的思想，我们在这一刻只需按一个键就能将其调出。但是它们都没有我们此时此刻在自己意识中听到的思想的振翅声那样美妙，那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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