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读书报告——純屬一個業餘愛好者的胡說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是英国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与专业考古作家保罗•巴恩共同合作的经典作品，目前已累计发行了五个版本。伦福儒教授是英国“新考古学”的领军人物，积极提倡“社会考古学”和“认知考古学”；而作为考古学专业作家的保罗•巴恩，在考古学史研究，考古学知识普及等方面也多有贡献。
作为一件大部头的考古学介绍教材，本书试图对 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实例都做出尽量充分的展示。正如本书的目录所已经展现的那样，本书从宏观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考古学的整体框架（即本书的1-4章），作者简要介绍了考古学发展史（第1章）、考古学的研究客体（第2章）、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方法（关注空间的第3章与关注时间的第4章）。
本书的第二部分（5-12章），作者介绍了考古学研究的若干个领域（第5—11章），其中的5、6两章，总体概述了考古学在实践过程中对社会的认知和对环境的考虑。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这一点应当是深受“过程主义考古学”影响所致。本段的第7-10章，分别关注了考古学研究的环境、饮食、技术、贸易、认知和人体考古等多个分支，在这些主题的选择，有一些可以说是必选选项，如第7、8两章关注的饮食和工具制造，第10章的人体考古；但另外的章节，则可以看做是作者自身学术特色的体现，第9章中，作者关注了过去人群的贸易关系，从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分析了过去社会的一些经济状况，体现了作者对“社会考古学”的重视；第10章则是集中展现了作者多年来提倡的“认知考古学”的关怀领域，即符号、意义、记忆等内容。作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引用克拉克“考古学纯真的丧失”这一说法告诉读者，随着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兴起，解释日益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目的；而一如伦福儒在本书之前就告诉我们的那样，随着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风生水起，考古学家们对过去的解释也各不相同。因此，在第12章中，作者以“社会如何演变？”为标题，试图对考古学理论中不同的解释模型做出自己的评述。
本书的第三部分即本书的第三编（第13、14章）。对应本书的书名，作者在这一部分中通过考古学发掘中的四个案例，希望向读者展示“实践中的考古学”，从实践的角度，重新展现本书之前所提及的各项理论和方法，这样的编纂安排独具匠心，让人从实践的维度再次回顾了之前的许多方法，令人眼前一亮。书的结尾，作者谈及了考古学与普通公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能够通过本书使读者对于祖先的物质遗存抱持正确的态度，对于形形色色的考古学解释保持正确的态度和清醒的头脑，同时也希望唤起公众对文物和遗址保护的关注和热情，体现了一位职业考古学家的公众情怀。
《考古学》作为西方世界的经典教材，20年来，历经5版，享誉世界，自然有众多优点，在我看来，这本书的特点或者优点至少有以下以下方面：
首先，作者在行文中最大程度的保持了客观性和包容性，虽然作者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明显与宾福德和克拉克所倡导的“过程主义考古学”更为接近，但作者还是在书中给予了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足够的篇幅，在第12章中，对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许多流派都做出了介绍和评述；同时，作者对考古学的发展采取了足够开放的态度，在“不断扩大的领域：其他声音”一章中，作者对其他新生的考古学理论的进展也给予了关注。
     其次，作者通篇表现出了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从介绍考古学发展史起，作者便不断提醒读者，考古学发展到今日，考古学家们所关心的已远远不止是人工环境，也不仅仅是只搞清楚遗址周边的微观自然环境。本书的“环境考古学”一章提示我们对于“全球范围环境：的关注，提示我们关注整个人类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解。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对考古学而言，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任何时代，环境在决定人们在哪里以及在如何生活上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第三，作者非常强调考古学解释的重要性。作者在很早便提出，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过程主义考古学”是考古学发展的转折点，而过程主义对过去所提出批判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考古学不仅是要排列年代，而且要对过去的社会提出解释。因此，作者用了整一编的篇幅，试图对过去社会的多个方面做出解释和描述。作者在描述中力图采用实证的办法，对考古学的方法、理论和研究对象作出实证性的、科学的解释，体现了作者的“科学主义”、“功能主义”的理论取向，作者虽然提及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对于解释客观性的排斥，对于个体认知的强调，但作者在具体介绍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时还是摈弃了这种看似有些虚无主义倾向的理论；这也显示作者虽然企图在过程主义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之间不偏不倚，但事实上还是带有较强的新考古学气息。
 另外，作者并不太认同宾福德提出的“中程理论”的提法。但是，除了宾福德外，考古学家，《考古学思想史》的作者布鲁斯•崔格尔曾将理论分为高级理论、中极理论和低级理论 ：高级理论同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一致，如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文化唯物论，文化生态学；中级理论指是在直观的考古遗存与物质现象与非直观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其一种有效关系的理论，如美国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低级理论是考古学的实证研究理论，对一些反复观察到的现象作规律的总结，如作为文化历史考古学支柱的地层学与类型学。催格尔认为中极理论十分重要，它是连接高级理论和低级理论的桥梁，是“对考古现象做高层次理论查实的一个必须桥梁，没有这个桥梁，对于考古学研究来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将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因此，必须重视中级理论的应用和创新。
本书的作者却倾向于认为没有必要把考古学的理论与操作方法截然的分开。因此，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努力将偏重理论的第一编与偏重方法的第二编统和起来。在介绍考古学理论时，作者通过不同的发掘实例力图将理论在实践中展现（如介绍考古学时介绍的土耳其Catalhoyuk遗址），而在介绍考古学方法时页不时提及具体方法背后的理论思考。 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看到，在书中存在着一个即不是宏观理论，也不是具体方法的“中观”内容，（即第5、6章），他们即不同于前一部分对过程主义、后过程主义的介绍，也不同于后面对过去社会中衣食住行的具体研究，笔者不知者部分内容，是不是可以算作宾福德所说的“中程理论。
      最后，作者在本书中显现出了考古学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开放性特点。在第9章中，作者明显希望通过“贸易与交互“这一主题，探讨早期社会的内部运作，借此具体展现其提倡的“社会考古学”的部分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引述了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在讨论古代社会的贸易与交换时，则先后引用了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对礼物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在《大西洋上的航海者》中对于交换与贸易的研究，达尔顿对于贵重物品与一般商品的研究，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等等，这些即体现了作者丰富的理论素养，同时也提示我们在古代社会研究中不同学科相互协作的必要。只是在运用理论的同时，作者限于篇幅，对每种理论的介绍并不详细，有些理论也并未同考古学实践有过多结合，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因此，如何避免“理论堆砌”应当是我们需要慎重考虑的因素。
     虽然本书有着诸多优点，但是正如本书中文版的译者在译者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考古学》也仍然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首先便是作者对东方学者在考古学理论上的贡献较为漠视，这种漠视倒不主要体现在有人认为的在书中对东方考古学发掘的鲜有提及，而是对东方考古学家对自身文明所作解释的漠视。正如陈星灿所说，本书中没有提及李济、夏鼐、苏秉琦等对中国考古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学者，甚至连享有国际声望的前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先生的研究贡献也未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2005年伦福儒教授曾经访问社科院考古学所，表示对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印象深刻，会在本书的第五版中更多的介绍中国考古学者们的探索，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本书的新版能够多少弥补这一缺憾。
     其次，据本人的浅薄了解，在考古学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先后产生的“过程主义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而且在不同的地区也显示出不同的学术特色，如美国的“殖民主义考古学”、非洲的“种族主义考古学”、后起民族国家的“国家主义考古学”，这些分野在本书中均没有被提及，实在不知作者这样安排的用意。此外，在当今学界，欧洲与北美（特别是美国西南部考古学）应当是考古学理论的两大重镇，而两者的学术传统也有着极大差别，虽然有国外书评作者声称伦福儒是致力于综合两者的考古学理论差异，从而写作出一部“欧洲人写作的美式考古学教科书”，但或许对于考古学的初学者来说，明确这些区别以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似乎是有其必要的。
     总的来说，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型的入门读物，《考古学》已经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