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418712

历史是一条滑手的泥鳅，从来都在人们发力的指间溜走；而此时此刻有关历史的梳理，又总会沾染此时此刻我们的痕迹。
             
所以， 至少有三个“皖南事变”：一次发生于1941年，是国共之间权谋的角力、肉与火的搏杀；一次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黎汝清先生的笔下（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初版）；再一次发生于2012年年初我的阅读之中。
                       
历史本事已然溜走，无论我们如何费尽心机。
                           
黎先生的书写有着明显的1980年代特征：告别教条，发现个人。
                           
用“性格即命运”这句如今已经熟烂的名言，概括《皖南事变》中的历史人物塑造再合适不过了。无论项英还是叶挺，在作者那里，他们首先是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尔后才是中共党员或者高级将领。作者正视并剖析人之为人的复杂性，不过分饰美，不简单贬斥，而是对笔下人物予以“历史之同情”。于是，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高大全”，也不再是图解式的“历史之必然”，而是一个个多面、立体的人：他们有坚定不移，也有患得患失；有目光如炬，也有当局者迷……
                      
去除了血肉的人，只剩一副骨架；去除了个人的历史，也只会是一具了无生气的骷髅。《皖南事变》在宏观的两党角力之外，配以微观的性格剖析、人事纠葛，展现的是个人组成的大历史，大历史中的个人，恰一阕迂回、曲折的历史悲歌。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其实也加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关“新启蒙”（重新发现并重视人的价值）的合唱。这大概也是本书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的原因之一吧！
                     
那么，当我们时隔二十余年重新阅读《皖南事变》，时隔七十余年重新回望“皖南事变”的时候，该作何评价呢？
                   
如今读来，《皖南事变》有些单薄了。它或许仍称得上“良好”，却去“经典”、“伟大”远矣！
                  
把视野稍稍扩大，在阅读本书有关战争场面的描写时，我们不难联想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然而，二者形似而神离。无论是文本细节的丰富、人物言语的精到，还是整体上对于人类命运、战争真相的认知，《皖南事变》较《战争与和平》都相差太多。
                      
像许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一样，《皖南事变》也只属于一个时代的杰作。
如何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如何讲好一个过去的故事，事关我们认知和把握未来的可能。
历史是什么？人是什么？
黎汝清先生在《皖南事变》中的回答，较之以往或许有不小进步，却远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