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言：智慧与荒唐

“刘易斯•卡罗尔是我喜爱的作家，只要能写出他那样的书来，取走我的右臂作为交换都是可以的。哪怕是稍微向他靠拢一些，我都肯拿这只写字的手来交换。”若单纯地将这句话拎出来看，我们大概会以为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的肺腑之言，毕竟《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镜中奇遇记》是儿童文学中的神来之作。不过返回头看看，这篇访谈的受访人是亨利•米勒，不免让我们大为惊异，《北回归线》和“爱丽丝”的区别，不啻是大灰狼与小红帽的分野，这是哪儿跟哪儿呢？不过亨利•米勒的荒唐之言却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其超现实主义写作相当程度的“胡言乱语”不妨追溯到刘易斯•卡罗尔那里，于是，大灰狼也就可以认小红帽为师了。作家的妙语往往是荒唐与智慧糅杂，与他们的创作适成有趣的比照，《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算得上极佳的荟萃之地，举凡我们所熟悉的近半个世纪最出色的作家尽数囊括，如一场盛大的派对，灯映斜影，觥筹交错，言语机锋不绝于耳，“好戏”上演了。

作家与同行及批评家之间的关系

任何作家入道之初，总是从模仿开始，受前辈、同辈作家的影响不必讳言。但有的人就是要辨个清清楚楚，如海明威，他承认自己受马克•吐温、福楼拜、司汤达、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影响，但对于格特鲁德•斯泰因，他可大有微词，“斯泰因小姐关于她对我的影响有许多相当不靠谱的絮语，她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她从一本叫《太阳照常升起》的书里学到了写对话。”昔日的游历巴黎男文青与沙龙女主人在数十年后针尖麦芒相互讥讽，不知是人事纠葛，还是文学理念相异，抑或两者交错？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没有这些困扰，他坦白地谈论卡夫卡、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对自己的启迪，尤其是读《变形记》的开头那一句，差点让年轻的马尔克斯从床上掉下来，他寻思早知道可以这样写作的话，自己老早就可以写了。而有意思的是，马尔克斯在寻找叙述《百年孤独》故事的调子时，是老祖母对其影响最大，“它基于我祖母过去讲故事的方式。她讲的那种东西听起来是超自然的，是奇幻的，但是她用十足的自然性来讲述。”于是，《百年孤独》即顺利出炉了。而我们不由得想到，中国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受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大影响，叙事的调子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孤独》的影子，显然自家的老祖母是没什么吸引力的，只能到别家的屋檐下听那遥远的故事了。

作家与批评家，是共谋共生，还是恰成天敌？虽说人言言殊，但多数作家显然撇撇嘴角，不抱多少好感。君特•格拉斯直接说，“尽管我想把自己想成一个好学生，但批评家往往不是好老师。”杜鲁门•卡波蒂也以独具的风格讲自己愿意拿出五十美元，奖给能找出一个作家肯坦言自己曾经从评论家的吹毛求疵和屈尊俯就中得到什么教益的人。纳博科夫无一例外地对批评自己作品的言论予以反击，尽管尽力遏制不快的情绪，但却是犀利之极，直至访问者问编辑中有无试图提建议者，纳博科夫终于忍耐不住，“对此我只大吼一声：‘不删！’”而对于像斯蒂芬•金这样的畅销书作家，平日里没少受批评家的气，但又不好公然得罪，只好如旧时的小媳妇，转弯抹角地诉诉委屈，顺带暗讽几句，别人不给面子没奈何，只有自己往回找补找补了。

作家与电影，兼及戏剧

文学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史出现的，可谓源远流长；而电影不过百年历史，却也晋身为最年轻的艺术门类。《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的策划者、采访者显然早有“蓄谋”，对多数受访的作家都问及对电影的看法或如何参与电影剧本写作，而各位大作家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很是折射出文学与电影的微妙关系。

与阿兰•罗伯-格里耶谈电影，显然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位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即使写出了《橡皮》、《嫉妒》，仍是籍籍无名，直到为导演阿伦•雷乃创作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安巴》，在威尼斯电影节获金狮奖，罗伯-格里耶才广为人知。不过他大约更想主导电影的拍摄，随后干脆自己执起了导筒，拍了《欧洲特快》、《说谎的女人》等一些作品，可这些片子成功不成功，就众说纷纭了。作家亲自做导演，成败难说得紧，与之类似的例子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

电影版《铁皮鼓》拍得不错，君特•格拉斯也认为施隆多夫导了一部好电影，“即使他没有完全按照小说的文学形式来操作”，但格拉斯也清楚这是必要的，因为电影与小说的结构方式没有办法保持一致。而有实际剧本写作实践的小说家保罗•奥斯特很明白，写剧本与写小说除了一个关键的相似点——讲故事外，每个方面都不同，那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

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许可自己的作品拍成电影，虽然出于各种原因。加西亚•马尔克斯阻止《百年孤独》的电影版权出售，因为他喜欢在读者和作品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亨利•米勒对《北回归线》的电影版权倒无所谓，不过他想象不出有谁有本事把这本书拍成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何去做？若论作品被改成电影之多的作家，无人能够出斯蒂芬•金之右，可连他也大表决心，“我不需要再来一部根据我的书改编的电影，我不需要再写电影剧本了。”这大约是真心话，不过却是肥肉吃多吃腻后的反胃表现呢。

戏剧，其实与电影有相似的同构性，有作家愿意涉足，也有的到此止步。厄普代克就持抵触的态度，他引以为戒的是前辈作家从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到福克纳、贝娄，“兼为剧作家的小说家的历史实在悲凉”，小说家最好不要掺和戏剧，“正如长跑运动员不适合跳芭蕾”。这算是一个偏见，但偏见中也有值得听取的东西在。

作家的苦恼与困境

作家在创作中获得的喜悦大致是有类似性的，但由此招致的苦恼与困境却各有各的不同。这其中，有源于作家个体之性情的差异，也有所处不同地域与习俗的因素。

奥尔罕•帕慕克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他针对土耳其历史上的敏感问题大胆发言，引起国内轩然大波，被告上法庭。这一次《巴黎评论》的访谈是2005年做的，次年此项指控撤销，但其实事情远未完结，此后的几年帕慕克一直处于困境中。帕慕克是爱他的国家的，但这种爱不是以涂脂抹粉的样式出现，于是为许多人侧目而视了。他说，“文学总是有好有坏，有魔鬼也有天使”，而显然其国人只想看到天使，对另一面宁可捂上眼睛，装作从未存在。

而于雷蒙德•卡佛，长期的贫困对其应是最大的困扰，他时常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湮没，幸好尚未完全摧毁其斗志，坚持不懈写出一些好的作品是卡佛证明自己的物证。而海明威最终以一支猎枪了结自己，虽未有遗言，但写作遭遇的瓶颈处境想来是争强好胜的他所难以忍受的。于作家而言，写作对他们的意义，与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

作家有作品，总是要销售的，卖得好或不好，对不同作家有相异的苦恼。书卖不掉，作家吃不饱饭，困扰；成畅销书了，新的烦恼又来了，这就是事情的吊诡之处。亨利•米勒不喜欢畅销，是因为被一群乌合之众认可，对自己全无意义；斯蒂芬•金不喜欢畅销，是因为被评论家明嘲暗讽，自己难登殿堂。可以说作家们“欲壑难填”，也可说他们不乏探索新的突破与可能的勇气。

总而言之，所有的访谈均是挂一漏万的，但《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却尽力做到要言不烦，它并未将作家们拉下神坛，也不想多添几柱香。诸位作家或展露，或隐藏，说出了自己想说的东西，有温和之语，有疾言厉色，也有嬉笑不恭，给我们提供了与其作品对应的比照物。我们看了，感觉文如其人，还是互有参差，甚或全然不符，均可归入阅读的接受范畴。毕竟，我们早已熟悉了那些杰出的作品，此时来认识其创造者们，也是大有补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