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周作人
写于2008-11-20 文/裳裳五月
此时，手中捧着的这本《周作人的最后22年》终于翻到最后一页，阖上书，思想的车轮却依然滚滚向前，推动着指尖在键盘上敲打，试图，要为那个时代的他，诉说点什么。
之前对于周先生的了解，仅限于他是鲁迅先生的二弟，且稍稍知道的关于他的传闻，不过是个“大汉奸”，是个在思想上与鲁迅先生背道而弛，兄弟间反目成仇的人而已。但翻看数页，就已经被深深吸引了。用很缓慢很仔细的速度花了一天将它阅读完，感觉思想在这么一瞬间，仿佛又上了一个台阶。
阅读完此书，内心起伏。仿佛看见一位戴着圆眼镜，留着一字胡子，衣着整洁干净的学者缓步走来，向我展现了他的不平凡的曲折一生。一个前半生受人敬仰，后半生却在屈辱中等死的老人。他说“寿则多辱”，我想，我是明白他的。
自幼生活在衰败的大家庭中，他作为次子，在兄长的照顾下成长，并没有象鲁迅先生那样强烈的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和族人的欺凌。且他天性温和安静，与个性强烈，爱恨分明，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哥哥是完全相异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习惯于生活在自己个人的内心世界里，他关注细微的事物，喜好安静，对于社会大环境，缺乏鲜明的了解与认识，这也是他后来悲剧的源泉吧。
他是个非常杰出的知识分子，文学家、翻译家。关于这一点，我想无论是批判他的人，还是赞赏他的人，都无可否认的。“五四”时期，他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学著作丰富，以小品和散文见长，并有相当丰富的翻译书籍。在散文中，他娓娓絮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
但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所关注的那个周作人，并不是那个喜爱写小品文，在书斋中品着苦茶、安静读书的人，而是那个以汉奸的身份被关押在国民党的老虎桥监狱里，靠着写他逝世多年，反目成仇的兄长的回忆而苟延残喘的人，又或者是，在新中国低声下气的埋头继续写着他的兄长，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生的那个八旬老人。
翻看二三十年代的一些历史资料，那时年轻的知堂，也是一个热血澎湃的新青年。他对于女性和孩子，有着深切的关怀与爱护之情（这一点是他一生的信念）。他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提倡文明、平等的新思想。但随着时局的动荡，由于他对政治理解得不够透彻，慢慢的，他越来越陷入个人主义中，迷恋着生活中细微的点点滴滴，以此逃避他的社会责任与生活的重担。
但最致命的莫过于那十几年间，在日寇的手下担任教育文化要职的问题了。这也是他穷其一生都无法洗清的罪名。他辩称，自己是为了保护北大的文化书籍，所以留在北平，担任要职。他还说，他是因为家中负担过重，不能舍弃。
也许，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后来的事实，还是证明他确实是认为中国是没有出路了，被日本完全占领是迟早的事情。而他要生活，所以，他不得不委屈自己去为日本人工作。
鲁迅先生说他是“昏”。我想真的是这样的。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象鲁迅先生那样有着极强民族心、政治旗帜鲜明的革命家。但他却也绝不是一个所谓的“大汉奸”。他崇尚美好，喜爱享受舒适的物质生活，他厌恶战争，心地宽厚仁慈，反对一切杀戮，还曾经保护过李大钊的两个孩子。他关注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提倡尊重女性，提高女性的地位。他的婚姻生活从一而终，对他的日本夫人非常疼惜重视。他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赞美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的翻身做主，却偏偏成为日寇的帮凶。他是一个具有复杂思想形态的人，而已。
只可惜，他生错了年代。若是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他的文学成就绝对是超越很多现代作家的，他可能成为当今社会中最优秀杰出的，受人尊敬的大家。但，当他生活在那个充满杀戮、苦难的旧社会里，他的小资思想，他的没有原则性的附和，成了被那些在腥风血雨中艰难存活下来的革命家所憎恨与排斥的。他不懂政治，却偏偏被卷入其中，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是他人性软弱一面所造成的悲剧，也是时代造就的悲剧。我为他的文学成就而赞叹，也为他的愚钝和懦弱而叹息。
本书对周作人的评价还是相当准确的。虽然有一些语句和态度不够客观，但对于一个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还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此时，手中捧着的这本《周作人的最后22年》终于翻到最后一页，阖上书，思想的车轮却依然滚滚向前，推动着指尖在键盘上敲打，试图，要为那个时代的他，诉说点什么。
之前对于周先生的了解，仅限于他是鲁迅先生的二弟，且稍稍知道的关于他的传闻，不过是个“大汉奸”，是个在思想上与鲁迅先生背道而弛，兄弟间反目成仇的人而已。但翻看数页，就已经被深深吸引了。用很缓慢很仔细的速度花了一天将它阅读完，感觉思想在这么一瞬间，仿佛又上了一个台阶。
阅读完此书，内心起伏。仿佛看见一位戴着圆眼镜，留着一字胡子，衣着整洁干净的学者缓步走来，向我展现了他的不平凡的曲折一生。一个前半生受人敬仰，后半生却在屈辱中等死的老人。他说“寿则多辱”，我想，我是明白他的。
自幼生活在衰败的大家庭中，他作为次子，在兄长的照顾下成长，并没有象鲁迅先生那样强烈的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和族人的欺凌。且他天性温和安静，与个性强烈，爱恨分明，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哥哥是完全相异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习惯于生活在自己个人的内心世界里，他关注细微的事物，喜好安静，对于社会大环境，缺乏鲜明的了解与认识，这也是他后来悲剧的源泉吧。
他是个非常杰出的知识分子，文学家、翻译家。关于这一点，我想无论是批判他的人，还是赞赏他的人，都无可否认的。“五四”时期，他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学著作丰富，以小品和散文见长，并有相当丰富的翻译书籍。在散文中，他娓娓絮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
但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所关注的那个周作人，并不是那个喜爱写小品文，在书斋中品着苦茶、安静读书的人，而是那个以汉奸的身份被关押在国民党的老虎桥监狱里，靠着写他逝世多年，反目成仇的兄长的回忆而苟延残喘的人，又或者是，在新中国低声下气的埋头继续写着他的兄长，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生的那个八旬老人。
翻看二三十年代的一些历史资料，那时年轻的知堂，也是一个热血澎湃的新青年。他对于女性和孩子，有着深切的关怀与爱护之情（这一点是他一生的信念）。他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提倡文明、平等的新思想。但随着时局的动荡，由于他对政治理解得不够透彻，慢慢的，他越来越陷入个人主义中，迷恋着生活中细微的点点滴滴，以此逃避他的社会责任与生活的重担。
但最致命的莫过于那十几年间，在日寇的手下担任教育文化要职的问题了。这也是他穷其一生都无法洗清的罪名。他辩称，自己是为了保护北大的文化书籍，所以留在北平，担任要职。他还说，他是因为家中负担过重，不能舍弃。
也许，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后来的事实，还是证明他确实是认为中国是没有出路了，被日本完全占领是迟早的事情。而他要生活，所以，他不得不委屈自己去为日本人工作。
鲁迅先生说他是“昏”。我想真的是这样的。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象鲁迅先生那样有着极强民族心、政治旗帜鲜明的革命家。但他却也绝不是一个所谓的“大汉奸”。他崇尚美好，喜爱享受舒适的物质生活，他厌恶战争，心地宽厚仁慈，反对一切杀戮，还曾经保护过李大钊的两个孩子。他关注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提倡尊重女性，提高女性的地位。他的婚姻生活从一而终，对他的日本夫人非常疼惜重视。他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赞美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的翻身做主，却偏偏成为日寇的帮凶。他是一个具有复杂思想形态的人，而已。
只可惜，他生错了年代。若是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他的文学成就绝对是超越很多现代作家的，他可能成为当今社会中最优秀杰出的，受人尊敬的大家。但，当他生活在那个充满杀戮、苦难的旧社会里，他的小资思想，他的没有原则性的附和，成了被那些在腥风血雨中艰难存活下来的革命家所憎恨与排斥的。他不懂政治，却偏偏被卷入其中，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是他人性软弱一面所造成的悲剧，也是时代造就的悲剧。我为他的文学成就而赞叹，也为他的愚钝和懦弱而叹息。
本书对周作人的评价还是相当准确的。虽然有一些语句和态度不够客观，但对于一个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还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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