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的逻各斯

按照冈仓天心的说法，茶之道是“美至上主义的禅”，茶人的美德是高度的优雅、平静、谦和与和谐。然而，他用来讲述此道的《茶之书》却火气十足，常常情不自禁地激越起来。当谈到东西方的相互误解时，他这样写道：

如果俄罗斯肯屈尊多了解一点日本的话，20世纪初那场血腥的战争就不会出现。对东方问题的无视给人类带来了何等悲惨的后果！荒唐地高喊“黄祸”而不以为耻的西方帝国主义，很难意识到亚洲也会觉悟“白祸”的残酷含义。你们也许会嘲笑我们“茶气过重”，难道我们就不会认为你们西方人天性“没有茶气”？

我们很难同意他对日俄战争的古怪诠释，也很难同情他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那种不忿——因为我们深知，那个此时已悄然兴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给整个亚洲带来怎样的灾祸。然而，那种“西方人不了解我们”的委屈感恐怕会让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同身受吧？这种委屈感在同一页上的另一句话里显露无疑——冈仓写道：“白人轻视我们的宗教与道德，但是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棕色的饮料。”
《茶之书》1906年出版于美国纽约，是一本用英语写成的介绍性的读物。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以简明、精到的手法勾勒了日本茶道的全貌。它只用了寥寥数页纸就让我弄清楚了唐、宋、明三个时期不同的饮茶方法（及其背后不同的美学精神）；它还在我的知识存钱罐里放进了好些叮当作响的硬币，比如，茶室的尺寸竟来自于《维摩诘经》：“维摩诘在一间四贴半大小的屋子里迎接文殊菩萨和八万四千个佛家子弟”——我倒真想知道维摩诘的房间是不是铺着榻榻米。
然而，在我看来，《茶之书》主要不是知识性的，冈仓的目的并不是为西方的想象提供一种高级的旅行指南，而是试图向西方展现茶这种“棕色的饮料”在日本有着怎样一种美的实践，而在这种实践背后又有着何等高超的“宗教与道德”的内涵。它在努力寻求一种与西方人的对话，乃至是对日本/东方文明的一种申辩。因此，这本小书时而展开哲学和宗教的玄思（其中许多华彩的段落极其精彩），时而陷入对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和危机的攻击，比如在第六章《花》中，作者就用了多达5页的宝贵篇幅来申讨人类（特别是欧美人）“辣手摧花”的罪行：

为了装饰舞厅和宴会的餐桌，今天采来明日就丢弃的鲜花不可胜数。如果把这些花朵串在一起，那可以环绕大陆做一个巨大的花环。相形于这种对生命莫大的漫不经心，东方插花大师的过失就不值一提了。

当然，控诉不是冈仓写书的主要目的。他是善意的，他想把茶道作为一剂良药（或者至少是保健品）提供给生了病的“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

现在人类的天空确实毁于为了财富和权力而进行的独眼巨人式的争斗之中。…我们需要女娲来修补这座巨大的废墟。我们等待这一伟大的显灵。与此同时，让我们啜饮一杯茶。午后之光辉耀竹林，泉水在潺潺畅涌，松籁之声在茶釜中鸣响。让我们沉浸于瞬息的梦幻，流连于这一美丽的愚行吧。

为了有效地“输出价值观”， 冈仓不得不用强势的西方语言（英语）来写作，而这样做的同时，他也就不得不把茶道的话语转译成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话语，于是茶道被描述成“一种冷静而彻底地自嘲的高雅的秘密。”
我们时常遭遇这样的情况：中国的东西被西方人表述后又译回中文，就往往变得有些陌生和似是而非起来。而在《茶之书》中，情况更复杂了：中国的东西首先经过了日本的吸收、改造，然后被冈仓用英语表述，最后又在百年之后被译回中文，于是变成了解释的解释的解释，影子的影子的影子，有时候几乎都快认不出来，比如他论道家的这段话：

道家信徒主张，如果所有的人都能保持身心的调和统一，人生的喜剧就会更有趣。要保持事物的均衡状态，让地方给他人而不失去自己的位置，这正是在俗世的戏剧中取得成功的诀窍。为了充分扮演我们的角色，我们必须知道全剧；整体的概念寓于个人的概念之中。

我觉得他说得很漂亮，但相比于我们平时谈道家的语言，这无疑是一种听起来颇为陌生的声音。在没有经过反复体味和仔细思索之前，我简直不敢肯定这是我们所知的那同一个“道家”。另一处说周敦颐“眠于船中，这样他的梦和莲花的梦就能交织”，这也是我闻所未闻的；当然，这也可能真是中国古籍中的典故，我不知道只是因为自己孤陋。但他在第五章中讲的那个伯牙的故事则连译者也没有找到“绝对对应的记载”，只是与枚乘的《七发》有着不完美的关联——我相信译者肯定是大下了一番功夫的，因此我就更有信心怀疑：这个“中国”故事怕是加入了不少日本人的创作？
不要误解我，以为我在责备冈仓。不，我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连实证主义者都不是！就拿道家来说，我有限的历史知识告诉我：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绝对本真的道家！甚至在有史可查的最早时期，“解释”和“误读”就已经混入那个所谓“原初”的结构——如同孔子重述和半虚构了西周文明一般，庄子的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也是通过对孔子的创造性的、甚至是刻意歪曲的解读来展开的吗？而历代的注释家们不也是在不断地用新的语言和新的思想丰富和发展着先秦的“经典”吗？
我们时常忘记这一点，只是因为古代的社会和思想变化较为缓慢以至于从远处看来近于“停滞”，另一面，由于语境/切身性的丢失，我们对往昔的差别也丧失了精微敏感的辨析力——以至于那曾经也许是革命性的激进变革在今日看来竟变得过于细微而难以察觉了。
我们现代人常常有一种无知的骄妄，喜欢把“现代”看作是历史的一种例外，以为很多如今发生的事以前从未有过。然而，越是了解历史，我就发现太阳底下的新事越少。比如跨国文化霸权这件“新”事吧，其实早在公元前就发生过了。汉斯•约纳斯在《诺斯替宗教》中写道：在希腊化时期，东方的古老文明看起来都“停滞”和“沉默”了——

东方的沉默不能解释为东方人缺乏理智上的力量，而是由于东方并不以自己的名义代表自己说话。任何人有话要说，都别无选择地要用希腊的方式来说，不仅是指用它的语言，而且也要用它的概念、观念和文学形式，也就是说要作为希腊传统的明显的一部分。

这段话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适用于我们今日的境况。这样的境况时常引起我们的哀叹，可是让我们再看看下文：

希腊的概念形式给东方思想提供了一种显明自己遗产之意义的全新可能性。
希腊精神把东方思想从它们自己的象征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使它能够在对逻各斯的反思中发现它自身。东方正是拿着取自于希腊武库中的武器，时候一到，就发起了反击。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啊！我们是不是也该雀跃一下，庆祝那应许的“反击”？
没错儿，当冈仓用英语来表述茶道的时候，无论冈仓本人愿不愿意，传统的茶道无疑已经多多少少“遭受”了一种改造。这种即便在母语中也微妙难言的“道”，当被置于一种从完全不同的历史（Geschichte）和生活中像植物一般生长起来的话语体系中时，其“惨状”无异于被绑上了Procrustes的贼床：“过长”的被截短、“不足”的被拉长。
但这一定是悲剧吗？试问：倘若我们永远只生活在单一种族的共同体中，只使用单一的语言，这样的事情就一定不会发生了吗？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试图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情感与思想，难道不是已经把它们放到了同样的刑具上了吗？——事实上，如果我们始终不把情感与思想付诸言语，任其维持在那种虽本真但暧昧、混沌的状态下，这些情感与思想还会从旧石器时代的水平进化到如今日的丰富、精微，我们的文明还能达到现在的高度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任何人，当他选择用外语来表述本土的体验，或者甚至只是用“现代”的本土语言来表述过去的本土体验时，他就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那种体验。但是，我们不能只顾抱怨这种转译过程中的损失，也应当看到收支表另一侧的进账——这同时也是一种契机，即：让体验“在对逻各斯的反思中发现它自身”，不仅如此，就像茶的传入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结构一样，这种表述甚至也改造了那种用来表述的语言：将更多的意义赋予词语，使之发生微小的偏移，这种微小的效应累积在一起，最终或许甚至足以发起一次“反击”。
当然，我并不是鼓吹那种“古典辣妹”式的廉价的、媚俗的“现代化”。我热爱语文学，也敬佩考据——如果没有坚实的学术功底，冈仓天心根本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百年后还值得翻译的经典著作，在那西式语言的背后，时刻浮现出对传统典籍的精熟和洞解。
我想说的是，以“原本”的方式和语言接续和表述传统当然是必要的，但正如前面所论，所谓“原本”的方式和语言也不可作本质主义的理解，其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中层累生成的复杂结构；战战兢兢地把传统捧在手心、放在真空罐里保存，也不能保它永生不死；君不见那些秘藏在层层棺椁中的古物看起来完整无缺，却在见光后的片刻之间化为碎片。万物无常，不可变易的完美几乎也就等于死亡。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被所谓的“本真性”束缚住手脚，而是要勇敢地去做一种“接引”的工作——让逻各斯活泼泼地绽放，让诠释之流奔流，一如它向来所是的那样；因为重述、解释、误读、变异并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丧失，而是文化生成的逻辑本身。
当然，比起生活在未曾遭受“断裂”的强势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或许我们要更辛苦一些，我们必须要掌握至少两套、甚至更多的（不断相互交流的）话语，我们必须像罗马神雅努斯一样长有两张面孔：一张朝向过去、一张朝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