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匮乏的应对模式
刚看到这遣悲怀评论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377179/
这篇评论写到骆的地方通通都有道理:
"骆以军的小说人物则是分裂的旁观者，是丧失自我生活的人", "那些在当下依旧顽强幸存的少数“诚实的灵魂”会生活得无比艰难，并在强大的时代压力下渐趋分裂；而那些如骆以军一般对“分裂的意识”保有内在认同感的当代人，因和时代精神相吻合，反倒弥散出一种基于诚实的安宁，我分裂，故我在，于是荒怪与美善一体，淫猥和纯真并进，生命转而成为一种单细胞分裂式的弥天弥地的华丽景观，思辨和观看代替了具体的生活，不再有集聚自身的生命，不再有朝着某个方向撞得头破血流的生命。 他有如我们时代里任何一个普通平常的经验匮乏者，只是为了写作，他需要比常人更贪婪地捕食生活经验。"
这段话中肯地揭露了骆以军创作方法底下的道德隐患——老子就是不能go get a life呀，所以只能贪婪捕食间接经验，高度想像。当然作者并没有如此粗暴地阴谋论，而是站在时代的角度尝试理解骆，担心骆太高超的技艺会让人们忘记，骆的华丽演出原本是为了应对时代症结“不得不”选择的尝试方向。某种程度上说《遣悲怀》根本源于对邱人生经验的妒忌，骆那一个个从暗角拉出拼凑的故事，倒写出他对邱绚烂的创作资源望尘莫及，以及惋惜她没有尽情开采即告终结的命运。
（但是，我对作者将邱妙津放置在天秤的对面这一点有所保留。也不大同意他／她举赖香吟来作为骆的反例，浑淆了创作评论和对作者人格的评论。不应该扯什么赖“默默整理亡友的笔记本和手稿”。整理邱手稿的赖和写有关邱散文的赖不能混为一谈。也许赖的怀邱散文可以和《遣悲怀》一起讨论，但也应更为复杂。）
我一直对骆以军的经验匮乏并（只好）以此为创作养料这一点，在个人经验的层面非常认同，因此才会觉得有必要和骆一起聆听这位评论者的提醒。评论的作者忧虑的是这个不让严肃和认真伸张的创作环境。从小说史角度说，就是那个消逝中的，属于伟大长篇小说的时代条件。因此骆和邱的同代人董启章说即便曹雪芹再生也写不出《红楼梦》来（董，《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答黎紫书 告别的年代》）
董的文章侧身《告别的年代》书末，作为黎紫书后记的回应。黎紫书的后记中写道自己这第一部长篇受到骆以军和董启章的间接压力。觉得不写长篇的话就永远徘徊在真正小说家体验之外。
黎紫书在董的答文中被视为他和骆的同代写作者看待，面对同样的困境：真正的文学在消费主义浪潮中被换取，替代，变成娱乐一种。而马华台港的边缘属性又使当地的中文写作遭遇正当性的诘问。第三点是技术层面的：经验匮乏如何写作长篇。董的回答是经验匮乏写长篇是正因为长篇小说（或文学）正在终结，这个时代的创作者才有责任去挑战个人的局限，以对抗文学的衰势。
但对抗经验匮乏的应对模式却因人而异。骆的路径董比较接近他自己说的，继续相信长篇小说“最接近一种世界模式”，用张爱玲的话说，“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或以笔下的人物（如独裁者）代替自己去相信，去挫败。因此他欣赏黎紫书“把有限的经验通过重重反照而增生，形成丰厚的假象”
骆的路径之流弊已经在他的晚辈小说作者中呈现出来，后来我看到“折光”这种词就觉得鬼打墙。因为骆的应对模式十分容易上手，气味又容易上瘾，其实。说到底这是骆私人的创作模式，最尴尬处，体现在《月球姓氏》最后摘抄的父亲日记，和这篇fb po文: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3887880/，淫猥和纯真在他的创作中尚可称为美学，但当他面对“纯真”的“材料”本身，那些小说中的技艺在现实面前看起来都像无良的借口，骆面对邱，又何尝没有这种道德压力？虽然他比我们都有资格辩称：材料进入小说已经和材料没有关系了。
说回黎紫书，先说非后设的部分，杜丽安的部分写得松刮脆辣，让人重拾阅读叙事的喜悦。杜丽安的故事并不特别，在中文现代小说史上，这类厉害女人前有张爱玲，后有一众宣称不是在模仿张爱玲但又很难“不象”张爱玲的台港小说家，我倒从黎紫书的叙事中读出大陆小说气息，《告别的年代》也的确后设地提到了毕淑敏的小说，以及：“第四人认为...追求小说的故事性，深受大陆文学爆炸时期作家的影响。其小说语言更是明显承袭了某中原作家的风格”。黎紫书是将港台（也许也有大马）张爱“谱系”小说作者的传统与八十年代大陆作家的风格互相修正，让我们看到两种传统好的一面。
但是，杜丽安的部分到了后面有些不济。刘莲的死让这个人物整个沦为塑造杜丽安的垫脚石，无论花费多少笔墨都算不得一个自足发展的人物。
后设部分的妓女之子在五月花旅馆的人生故事也可以抽出来当成好的叙事材料，这个故事有王家卫一再拍的不新鲜的元素，黎紫书的好处是细节处多有神来之笔，每每出人意表。
至于这书为什么不是从第一页开始，杜丽安究竟是不是五月花里去世的妈妈，《告别的年代》作者是谁，统统不必费神，作者最后都没有自圆其说。后设小说有权力这样做，反正小说里那个评论者也说了作者“是多重精神分裂”。
为《告别的年代》写序言的黄锦树本人也是必须对抗经验匮乏的中文小说创作“同代人”，他是董启章所说的，在马华作者中，只有他“一直对‘写大书’的使命、或召唤、或诱惑表示决绝”。他对后设作为经验匮乏的救赎提出了简单的批评：“后设手法本身的变化有限，很容易陷入自身的套套逻辑里。”
董启章书名解读为向长篇小说的鼎盛年代告别。黄也未有察觉，只说，“但黎在后记中可没有说明告别的年代究竟何以告别，向谁告别，告别什么。如果从小说中难以找到线索，理由可能就在小说之外、私人领域吧。”
两种说法都不大让人相信。
这篇评论写到骆的地方通通都有道理:
"骆以军的小说人物则是分裂的旁观者，是丧失自我生活的人", "那些在当下依旧顽强幸存的少数“诚实的灵魂”会生活得无比艰难，并在强大的时代压力下渐趋分裂；而那些如骆以军一般对“分裂的意识”保有内在认同感的当代人，因和时代精神相吻合，反倒弥散出一种基于诚实的安宁，我分裂，故我在，于是荒怪与美善一体，淫猥和纯真并进，生命转而成为一种单细胞分裂式的弥天弥地的华丽景观，思辨和观看代替了具体的生活，不再有集聚自身的生命，不再有朝着某个方向撞得头破血流的生命。 他有如我们时代里任何一个普通平常的经验匮乏者，只是为了写作，他需要比常人更贪婪地捕食生活经验。"
这段话中肯地揭露了骆以军创作方法底下的道德隐患——老子就是不能go get a life呀，所以只能贪婪捕食间接经验，高度想像。当然作者并没有如此粗暴地阴谋论，而是站在时代的角度尝试理解骆，担心骆太高超的技艺会让人们忘记，骆的华丽演出原本是为了应对时代症结“不得不”选择的尝试方向。某种程度上说《遣悲怀》根本源于对邱人生经验的妒忌，骆那一个个从暗角拉出拼凑的故事，倒写出他对邱绚烂的创作资源望尘莫及，以及惋惜她没有尽情开采即告终结的命运。
（但是，我对作者将邱妙津放置在天秤的对面这一点有所保留。也不大同意他／她举赖香吟来作为骆的反例，浑淆了创作评论和对作者人格的评论。不应该扯什么赖“默默整理亡友的笔记本和手稿”。整理邱手稿的赖和写有关邱散文的赖不能混为一谈。也许赖的怀邱散文可以和《遣悲怀》一起讨论，但也应更为复杂。）
我一直对骆以军的经验匮乏并（只好）以此为创作养料这一点，在个人经验的层面非常认同，因此才会觉得有必要和骆一起聆听这位评论者的提醒。评论的作者忧虑的是这个不让严肃和认真伸张的创作环境。从小说史角度说，就是那个消逝中的，属于伟大长篇小说的时代条件。因此骆和邱的同代人董启章说即便曹雪芹再生也写不出《红楼梦》来（董，《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答黎紫书 告别的年代》）
董的文章侧身《告别的年代》书末，作为黎紫书后记的回应。黎紫书的后记中写道自己这第一部长篇受到骆以军和董启章的间接压力。觉得不写长篇的话就永远徘徊在真正小说家体验之外。
黎紫书在董的答文中被视为他和骆的同代写作者看待，面对同样的困境：真正的文学在消费主义浪潮中被换取，替代，变成娱乐一种。而马华台港的边缘属性又使当地的中文写作遭遇正当性的诘问。第三点是技术层面的：经验匮乏如何写作长篇。董的回答是经验匮乏写长篇是正因为长篇小说（或文学）正在终结，这个时代的创作者才有责任去挑战个人的局限，以对抗文学的衰势。
但对抗经验匮乏的应对模式却因人而异。骆的路径董比较接近他自己说的，继续相信长篇小说“最接近一种世界模式”，用张爱玲的话说，“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或以笔下的人物（如独裁者）代替自己去相信，去挫败。因此他欣赏黎紫书“把有限的经验通过重重反照而增生，形成丰厚的假象”
骆的路径之流弊已经在他的晚辈小说作者中呈现出来，后来我看到“折光”这种词就觉得鬼打墙。因为骆的应对模式十分容易上手，气味又容易上瘾，其实。说到底这是骆私人的创作模式，最尴尬处，体现在《月球姓氏》最后摘抄的父亲日记，和这篇fb po文: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3887880/，淫猥和纯真在他的创作中尚可称为美学，但当他面对“纯真”的“材料”本身，那些小说中的技艺在现实面前看起来都像无良的借口，骆面对邱，又何尝没有这种道德压力？虽然他比我们都有资格辩称：材料进入小说已经和材料没有关系了。
说回黎紫书，先说非后设的部分，杜丽安的部分写得松刮脆辣，让人重拾阅读叙事的喜悦。杜丽安的故事并不特别，在中文现代小说史上，这类厉害女人前有张爱玲，后有一众宣称不是在模仿张爱玲但又很难“不象”张爱玲的台港小说家，我倒从黎紫书的叙事中读出大陆小说气息，《告别的年代》也的确后设地提到了毕淑敏的小说，以及：“第四人认为...追求小说的故事性，深受大陆文学爆炸时期作家的影响。其小说语言更是明显承袭了某中原作家的风格”。黎紫书是将港台（也许也有大马）张爱“谱系”小说作者的传统与八十年代大陆作家的风格互相修正，让我们看到两种传统好的一面。
但是，杜丽安的部分到了后面有些不济。刘莲的死让这个人物整个沦为塑造杜丽安的垫脚石，无论花费多少笔墨都算不得一个自足发展的人物。
后设部分的妓女之子在五月花旅馆的人生故事也可以抽出来当成好的叙事材料，这个故事有王家卫一再拍的不新鲜的元素，黎紫书的好处是细节处多有神来之笔，每每出人意表。
至于这书为什么不是从第一页开始，杜丽安究竟是不是五月花里去世的妈妈，《告别的年代》作者是谁，统统不必费神，作者最后都没有自圆其说。后设小说有权力这样做，反正小说里那个评论者也说了作者“是多重精神分裂”。
为《告别的年代》写序言的黄锦树本人也是必须对抗经验匮乏的中文小说创作“同代人”，他是董启章所说的，在马华作者中，只有他“一直对‘写大书’的使命、或召唤、或诱惑表示决绝”。他对后设作为经验匮乏的救赎提出了简单的批评：“后设手法本身的变化有限，很容易陷入自身的套套逻辑里。”
董启章书名解读为向长篇小说的鼎盛年代告别。黄也未有察觉，只说，“但黎在后记中可没有说明告别的年代究竟何以告别，向谁告别，告别什么。如果从小说中难以找到线索，理由可能就在小说之外、私人领域吧。”
两种说法都不大让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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