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马丁：多面波普尔
转自中国图书商报
今年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诞辰110周年，重读《二十世纪的教训》一书是对这位对当代中国知识界产生过重要影响思想家的一种纪念。该书收录的是卡尔•波普尔在1988年和1989年发表的两个演讲和1992年接受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塞蒂（GiancarloBosetti）访谈的记录。显然，谈话的背景是苏联的巨变和波普尔的学术思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波普尔的乐观主义和他的某种忧思。刘擎教授把他发表于《二十一世纪》杂志2004年8月号的长文《卓越而速朽的思想家-——纪念卡尔•波普尔逝世10周年》作为《二十世纪的教训》中译本的导言，对我们了解波普尔的学术思想非常有帮助。
波普尔、哈耶克、伯林等人的著作从198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被国人接触到，使国人对社会和体制的看法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经过30年的演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对这些思想家的理论进行验证或者重新认识。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把“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称为“封闭社会”，把“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称为“开放社会”，并且把柏拉图的哲学作为极权主义思想的源头来批判。波普尔的这种做法引起古典学家和施特劳斯等人的非常不满。在沃格林给施特劳斯的信中说，“波普尔未曾投入到能够看清作者意图的文本分析之中；相反，他直接把现代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用于文本，武断地认为那个文本就导致了那些陈词滥调”。施特劳斯和沃格林与波普尔的分野可以看作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区别。到了晚年，尤其在《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中，波普尔重申了他以前的看法。他认为“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种让大家不受独裁控制的制度。它不允许独裁累积权力、肆意横行，而是在寻找一个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波普尔认为“不管哪一种统治形式，最重要的是能够允许政府以不流血的方式更换，随后，新政府还要有能接管统治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要尽量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不妨碍公民的自由。但是波普尔与哈耶克的不同之处在于，哈耶克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者，而波普尔有相当程度的国家干预倾向。所以，波普尔会说：“保护国家是政府的义务之一，它也一定会注意国民的健康，确认他们随时能上战场；也会因此注意它的经济，等等。”波普尔显然是个自由主义者。同时，波普尔喜欢渐进式民主干涉主义，希望沿着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方向前进，他认为“一个完全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波普尔特别强调，“法律体系不率先就位，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场”“缺乏法治体系，只会导致混乱”。波普尔反对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具有自由市场的社会，他认为政府的任务是建立法治：“如果运作要正常，市场不只需要规范，还需要信任、自我约束和通力合作。”这显然不同于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见解。波普尔特别希望消除极左派和极右派的对立，认为他们都是疯子。
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推导出极权主义的政治观：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这种政治观中蕴藏着本质主义的逻辑，即事情只依赖于概念及其“本质”的把握，当然这种本质主义也以历史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我们同样知道，波普尔对于社会主义有过很深的介入。在访谈中，波普尔说自己15岁的时候听了托洛茨基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演说，深受吸引。波普尔在《反对大词》中谈到，他“最初上中学时是社会主义者”，17岁时（1919年）仍是社会主义者，这与他做工人的经历有关，他“学习过家具制造并参加过技工考试，在儿童之家工作过，当过小学教师”，波普尔说， “我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立场” 。他说 “我在晚年保留了许多我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时期的观念和理想”。徐友渔曾经指出，波普尔“不断提醒读者注意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帮助被压迫者的强烈欲望。他认为马克思有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道德空言”。波普尔后期对他早年的社会主义信仰颇为自豪，从没有为这些经历感到后悔。但是，这些不能阻止波普尔早就成为自己早年信仰的反对者，不管他后来特别是晚年与社会民主党思想有多么接近的关系。波普尔觉得实际发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界定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理论无法适用。波普尔没有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凭空构造的知识分子呓语，而是看到它与柏拉图、黑格尔的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
波普尔在《二十世纪的教训》中的谈话无疑有许多值得继续思考的地方，但是这些思想只有结合他本人的重要学术著作，如《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其他思想家的批评与回应，在一个知识的氛围里看才更有意思。
今年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诞辰110周年，重读《二十世纪的教训》一书是对这位对当代中国知识界产生过重要影响思想家的一种纪念。该书收录的是卡尔•波普尔在1988年和1989年发表的两个演讲和1992年接受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塞蒂（GiancarloBosetti）访谈的记录。显然，谈话的背景是苏联的巨变和波普尔的学术思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波普尔的乐观主义和他的某种忧思。刘擎教授把他发表于《二十一世纪》杂志2004年8月号的长文《卓越而速朽的思想家-——纪念卡尔•波普尔逝世10周年》作为《二十世纪的教训》中译本的导言，对我们了解波普尔的学术思想非常有帮助。
波普尔、哈耶克、伯林等人的著作从198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被国人接触到，使国人对社会和体制的看法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经过30年的演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对这些思想家的理论进行验证或者重新认识。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把“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称为“封闭社会”，把“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称为“开放社会”，并且把柏拉图的哲学作为极权主义思想的源头来批判。波普尔的这种做法引起古典学家和施特劳斯等人的非常不满。在沃格林给施特劳斯的信中说，“波普尔未曾投入到能够看清作者意图的文本分析之中；相反，他直接把现代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用于文本，武断地认为那个文本就导致了那些陈词滥调”。施特劳斯和沃格林与波普尔的分野可以看作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区别。到了晚年，尤其在《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中，波普尔重申了他以前的看法。他认为“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种让大家不受独裁控制的制度。它不允许独裁累积权力、肆意横行，而是在寻找一个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波普尔认为“不管哪一种统治形式，最重要的是能够允许政府以不流血的方式更换，随后，新政府还要有能接管统治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要尽量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不妨碍公民的自由。但是波普尔与哈耶克的不同之处在于，哈耶克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者，而波普尔有相当程度的国家干预倾向。所以，波普尔会说：“保护国家是政府的义务之一，它也一定会注意国民的健康，确认他们随时能上战场；也会因此注意它的经济，等等。”波普尔显然是个自由主义者。同时，波普尔喜欢渐进式民主干涉主义，希望沿着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方向前进，他认为“一个完全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波普尔特别强调，“法律体系不率先就位，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场”“缺乏法治体系，只会导致混乱”。波普尔反对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具有自由市场的社会，他认为政府的任务是建立法治：“如果运作要正常，市场不只需要规范，还需要信任、自我约束和通力合作。”这显然不同于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见解。波普尔特别希望消除极左派和极右派的对立，认为他们都是疯子。
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推导出极权主义的政治观：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这种政治观中蕴藏着本质主义的逻辑，即事情只依赖于概念及其“本质”的把握，当然这种本质主义也以历史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我们同样知道，波普尔对于社会主义有过很深的介入。在访谈中，波普尔说自己15岁的时候听了托洛茨基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演说，深受吸引。波普尔在《反对大词》中谈到，他“最初上中学时是社会主义者”，17岁时（1919年）仍是社会主义者，这与他做工人的经历有关，他“学习过家具制造并参加过技工考试，在儿童之家工作过，当过小学教师”，波普尔说， “我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立场” 。他说 “我在晚年保留了许多我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时期的观念和理想”。徐友渔曾经指出，波普尔“不断提醒读者注意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帮助被压迫者的强烈欲望。他认为马克思有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道德空言”。波普尔后期对他早年的社会主义信仰颇为自豪，从没有为这些经历感到后悔。但是，这些不能阻止波普尔早就成为自己早年信仰的反对者，不管他后来特别是晚年与社会民主党思想有多么接近的关系。波普尔觉得实际发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界定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理论无法适用。波普尔没有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凭空构造的知识分子呓语，而是看到它与柏拉图、黑格尔的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
波普尔在《二十世纪的教训》中的谈话无疑有许多值得继续思考的地方，但是这些思想只有结合他本人的重要学术著作，如《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其他思想家的批评与回应，在一个知识的氛围里看才更有意思。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