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干的一件人事——写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上架之时

       十二三岁的时候，我迷上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先是连环画，后是小说。每读到保尔•柯察金在人类大同的理想指引下坚忍前行时候，我都会真心实意地哭上一番，默默叮嘱自己：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像保尔那样的人！过了几年，我知道了抗战的真正英雄是国军；《硕鼠》和《伐檀》之所以会作为《诗经》“名篇”入选语文课本是因为它们反映了阶级斗争；法国大革命不再是一场优于英国革命的更加“彻底”的革命，而是人类现代史上潘多拉魔盒的开启。又过了几年，我了解到所谓颠扑不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不过是斯大林炮制出来糊弄群众的廉价意识形态《联共（布）党史》的普及版，同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而牛顿晚年之所以会醉心神学其实并不是所谓的“思想堕落”，而是在本体论问题上的大彻大悟……

       时间停在当下，我站在距离而立之年不远处幡然回望，自感有所幸，也有所不幸。所幸的是，我爱过，被爱过，并且依然相信并期待着爱与被爱。所不幸的是，我感觉自己在每个时期都在不断否定着之前的自己所持有的信念——从家庭伦理到人生价值再到家国天下——于是乎一种彻骨的荒谬感油然而生：我们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民族，我们活着的意义仿佛就是为了证明之前的自己有多么的愚蠢（有些人甚至连这一点也意识不到）。一种情绪、一种理性的情绪急迫地需要找到一个出口，否则我很可能就会放任自己这样自我麻痹地虚度下去。恰好此时，这本书出现在了我的生命当中——就像一个女人一样。我全身心地装扮她、满足她，用我的脑海滋润着她的全身——因为我觉得这会是我这辈子干的一件人事，一块终于可以立在山顶上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