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导读
对于“人文主义”这一概念，大多数读者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碰到诸如“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之类的说法，另一方面也是拜教科书中所谓“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定说所赐。其实从学理上看，“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在历史的层面上，它指的是肇始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的西方思想传统，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被人们重新发现，并从此为西方历代有识之士所发扬光大；而在逻辑的层面上，它指的是一种对人的价值的珍视态度，以及一种对人类的经验与理性的信任，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人文主义同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区别开来。
本书的作者阿伦·布洛克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都浸染在牛津大学这一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环境里。正是这种独特的教育背景与人生体验，赋予了他以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笔调，对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思想史进行推源溯流、条分缕析的良苦用心。而这背后所折射出的，无疑是他心中那份对西方思想传统继承与坚守的人文主义情结。诚然，这种强调文化传承的“守”的立场在当下难逃“文化保守主义”名义的指摘（正因如此，编者对书中的部分观点持保留意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者这种对自己所要坚守的价值进行深入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勇于对这一坚守进行论证的行为，本身就体现了现代学术自由独立的精神品格，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之赞叹。
作为一部篇幅适中的思想史著作，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跨越了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艺术史等诸多领域，具有集“博”与“精”于一身的特点。无论是精于一域的专家学者，还是爱好人文的普通读者，都能够从中得到自己的收获。与此同时，作者在学理层面上也持论严谨且颇具匠心，书中的一些观点与思路对我们理解西方现代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里，编者不妨从几个角度来对作者的立意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读者对全书内容的把握。
首先，作者对“人文主义”的内涵采取了一种开放的视角：“人文主义不是一种思想流派或哲学学说，而是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与信念的维度，以及一场持续性的辩论”。例如在谈到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分野问题时，作者一方面在原则上肯定了布克哈特以来将“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区别性特征的做法；而另一方面，他也对二者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予以恢复，从而对所谓“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定说予以解构。这种处理方式看似有些自我矛盾，然而却正是作者的智慧所在。因为它既明确了“人文主义”概念的基本内涵（“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同时也避免了落入历史决定论的窠臼，从而以一种去本质化的方式为我们揭示了“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又如对于理性主义，作者一方面热情讴歌了它在人类思想解放事业上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对其逻辑自反性与历史局限性进行了反思：
理性主义在打破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垄断之后，自己也逐渐沦为一种意识形态教条，从而也变得像宗教那样——既不允许别人对其理论前提进行质疑，也容不得异见的产生。
从总体上看，作者在对人文主义传统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他并不是以一种说教的口吻向我们灌输人文主义“是什么”，而是在历时的维度上不断对这一传统的思想内涵进行关注与呈现，从而以一种循循善诱的开放式态度，引导我们对这段西方思想史的黄金时期进行认知与理解。
其次，虽然“现代性”概念在作者写作本书时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然而从本质上看，这本《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其实就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主流现代性的思想“前传”。英国批评家斯图尔特·霍尔曾经在四个层面上对“现代性”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政治层面——世俗政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
经济层面——市场经济以及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
社会层面——劳动与性别分工体系的形成；
文化层面——宗教的衰落以及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尤其是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的文化取向。
在作者的行文中我们不难发现，本书其实已经涉及到了上述四个层面中的所有内容，其中尤其在“文化层面”上着墨最多。不仅如此，作者还别具匠心地在对以启蒙思想为主体，被马克斯·韦伯概括为“理性化”的主流现代性进行追溯的过程中，融入了另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那就是包括卢梭、德国浪漫派、英国浪漫主义、尼采，以及许多现代主义作家、艺术家和现代神学家在内的，对主流现代性持反思与批判态度的“反现代”思潮，从而有力地揭示了“现代性”内部的多重张力——理性与浪漫、科学与信仰、总体与差异……这种富于对话性的历史叙述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性”的思想内涵提供了明确而又多元的维度，从而为我们更加有效地参与当下的文化论争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支持。
第三，作者在对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进行总体评价时，遵循着一种在普遍主义的基础上兼顾相对主义的价值理念。作为一位西方世界的文化精英，作者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责任感与自豪感溢于言表，而这种个人情感又因主流现代性产生、发展于西方这一历史事实而获得了一定的普适意义。虽然如此，作者却并没有倚仗这一点而将他的文化自豪感转化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而是一方面恪守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对西方文明在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进行了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从而对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人类文明给予了关注的必要性：
通往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条，其他文明……所走出的道路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地看待，并且需要努力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来对其加以理解。即使我们无法接受让自己真实地生活于它们之中，或者由于其不容异见的狭隘性而使得我们被迫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也不应放弃这种尝试。
这种对文化他者抱有“理解之同情”的心态，使得作者在坚守普适价值的基础上兼备相对主义的开阔视野，从而实现了文化本位与超越意识在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统一。这种集执着与开明于一身的文化心态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在一个同样拥有深厚人文主义传统的国度，我们应当如何在“西天取经”与“乡音难改”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摒弃“外来和尚会念经”式的文化虚无，另一方面也避免“老子先前阔多了”式的文化愚昧，从而实现以自己独特的胸怀来拥抱人类普适文明这一“美美与共”之境。
本书的中文版首度问世于1997年，在当时为我国的西学译介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次重新出版，我们在董乐山先生原有译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译校与修订，并且对书中一些重要的人物与概念以边注的形式加以说明，对书中的引文也参照源文献的权威中译本进行了审订。冯友兰先生在论及学习哲学的意义时，曾经提出过“使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的理念，这也正是我们此次出版《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立意所在。在人的主体性受到来自文化积习、工具理性和权威主义的多重压力的境遇下，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如同一泓清水，映照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人文之光。
唐乐
2012年2月5日于京西昊天塔下
本书的作者阿伦·布洛克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都浸染在牛津大学这一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环境里。正是这种独特的教育背景与人生体验，赋予了他以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笔调，对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思想史进行推源溯流、条分缕析的良苦用心。而这背后所折射出的，无疑是他心中那份对西方思想传统继承与坚守的人文主义情结。诚然，这种强调文化传承的“守”的立场在当下难逃“文化保守主义”名义的指摘（正因如此，编者对书中的部分观点持保留意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者这种对自己所要坚守的价值进行深入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勇于对这一坚守进行论证的行为，本身就体现了现代学术自由独立的精神品格，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之赞叹。
作为一部篇幅适中的思想史著作，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跨越了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艺术史等诸多领域，具有集“博”与“精”于一身的特点。无论是精于一域的专家学者，还是爱好人文的普通读者，都能够从中得到自己的收获。与此同时，作者在学理层面上也持论严谨且颇具匠心，书中的一些观点与思路对我们理解西方现代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里，编者不妨从几个角度来对作者的立意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读者对全书内容的把握。
首先，作者对“人文主义”的内涵采取了一种开放的视角：“人文主义不是一种思想流派或哲学学说，而是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与信念的维度，以及一场持续性的辩论”。例如在谈到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分野问题时，作者一方面在原则上肯定了布克哈特以来将“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区别性特征的做法；而另一方面，他也对二者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予以恢复，从而对所谓“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定说予以解构。这种处理方式看似有些自我矛盾，然而却正是作者的智慧所在。因为它既明确了“人文主义”概念的基本内涵（“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同时也避免了落入历史决定论的窠臼，从而以一种去本质化的方式为我们揭示了“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又如对于理性主义，作者一方面热情讴歌了它在人类思想解放事业上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对其逻辑自反性与历史局限性进行了反思：
理性主义在打破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垄断之后，自己也逐渐沦为一种意识形态教条，从而也变得像宗教那样——既不允许别人对其理论前提进行质疑，也容不得异见的产生。
从总体上看，作者在对人文主义传统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他并不是以一种说教的口吻向我们灌输人文主义“是什么”，而是在历时的维度上不断对这一传统的思想内涵进行关注与呈现，从而以一种循循善诱的开放式态度，引导我们对这段西方思想史的黄金时期进行认知与理解。
其次，虽然“现代性”概念在作者写作本书时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然而从本质上看，这本《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其实就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主流现代性的思想“前传”。英国批评家斯图尔特·霍尔曾经在四个层面上对“现代性”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政治层面——世俗政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
经济层面——市场经济以及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
社会层面——劳动与性别分工体系的形成；
文化层面——宗教的衰落以及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尤其是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的文化取向。
在作者的行文中我们不难发现，本书其实已经涉及到了上述四个层面中的所有内容，其中尤其在“文化层面”上着墨最多。不仅如此，作者还别具匠心地在对以启蒙思想为主体，被马克斯·韦伯概括为“理性化”的主流现代性进行追溯的过程中，融入了另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那就是包括卢梭、德国浪漫派、英国浪漫主义、尼采，以及许多现代主义作家、艺术家和现代神学家在内的，对主流现代性持反思与批判态度的“反现代”思潮，从而有力地揭示了“现代性”内部的多重张力——理性与浪漫、科学与信仰、总体与差异……这种富于对话性的历史叙述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性”的思想内涵提供了明确而又多元的维度，从而为我们更加有效地参与当下的文化论争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支持。
第三，作者在对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进行总体评价时，遵循着一种在普遍主义的基础上兼顾相对主义的价值理念。作为一位西方世界的文化精英，作者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责任感与自豪感溢于言表，而这种个人情感又因主流现代性产生、发展于西方这一历史事实而获得了一定的普适意义。虽然如此，作者却并没有倚仗这一点而将他的文化自豪感转化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而是一方面恪守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对西方文明在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进行了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从而对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人类文明给予了关注的必要性：
通往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条，其他文明……所走出的道路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地看待，并且需要努力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来对其加以理解。即使我们无法接受让自己真实地生活于它们之中，或者由于其不容异见的狭隘性而使得我们被迫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也不应放弃这种尝试。
这种对文化他者抱有“理解之同情”的心态，使得作者在坚守普适价值的基础上兼备相对主义的开阔视野，从而实现了文化本位与超越意识在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统一。这种集执着与开明于一身的文化心态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在一个同样拥有深厚人文主义传统的国度，我们应当如何在“西天取经”与“乡音难改”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摒弃“外来和尚会念经”式的文化虚无，另一方面也避免“老子先前阔多了”式的文化愚昧，从而实现以自己独特的胸怀来拥抱人类普适文明这一“美美与共”之境。
本书的中文版首度问世于1997年，在当时为我国的西学译介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次重新出版，我们在董乐山先生原有译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译校与修订，并且对书中一些重要的人物与概念以边注的形式加以说明，对书中的引文也参照源文献的权威中译本进行了审订。冯友兰先生在论及学习哲学的意义时，曾经提出过“使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的理念，这也正是我们此次出版《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立意所在。在人的主体性受到来自文化积习、工具理性和权威主义的多重压力的境遇下，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如同一泓清水，映照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人文之光。
唐乐
2012年2月5日于京西昊天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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