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书介及短评

近年来清末宪政史成为法学界、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章永乐付梓不久的《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就是其中颇见功力的代表著作。作者关注1911-1917年间的国家建设与宪政建设，认为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和南北政府融合构成的“大妥协”塑造了主权的连续性，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与崩溃。但民国的国家基础先天不足，在共和宪政的建设上，不同阵营之间分歧严重，诉诸不同的政治整合路径，从而埋下了宪政失败的伏笔。
 
较之此前类似主题的《立宪时刻》一书，本书的视野更为宽阔，作者将法学规范研究和历史情境分析融合在一起，敏锐的洞察到清末民初政局更加复杂的面相。尽管“大妥协”借助传统天命转移的话语，“将君主的统治权转移给全体国民”（第4页），从而为实现五族共和、避免边疆分裂起了关键性作用，但南北双方的共识仅仅在于终结帝制，“大妥协”下孕育着新生政权的正当性危机。“立宪时刻”蕴藏着双方对政治正当性的不同理解，袁世凯认为民国政府系从清帝禅让而来，其个人受清帝委任成为民国政府首脑。而在南方革命政府看来，民国政府来自人民革命，“大妥协”之后，北方政府被南方共和法统吸收。袁世凯“借壳上市”，出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暂时服从了南方解释，但很快就突破了南方法统的约束，其1914年制定《中国民国约法》更是直接诉诸清帝授权。这一政权合法性基础的争议，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去、北洋政府回归1912年《临时约法》才告终。
 
在作者看来，法律文件只是“大妥协”的结果，南北双方实质力量的平衡才是达成妥协的基础。但这种力量的暂时平衡对于进一步建设共和宪政却是不足的。作者以主权理论与政体选择为切入点，展现了1913年参与制宪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分歧。北洋系－立宪派的 “主权在国”与国民党的“主权在民”理论，分别对应着以行政还是以议会为中心实现国家整合的两种不同政体方案。康梁考虑到中国严峻的国家整合危机，试图以普鲁士-德国为参照，通过强势的行政体系来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并利用传统的权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然而北洋政府并未成为这一理论的恰当实践载体。袁世凯1914年建立的新宪制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但只是压制了原革命派人士，并未实现政治精英的整合。作者对民初两次重建君主制努力的失败也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在共和革命之后回归君主制难度本来就很大，君主制的重建需要政治精英们就政治体制与具体君主人选达成双重共识，更需要拥君的力量能从军事上掌控全局，而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张勋主导的君主制重建，都无法满足这两个要求。在张勋复辟失败后，民国的法统很快就出现分裂，中国逐渐蜕变为一个军阀割据的共和国。民国的国家建设先天不足，难以支撑稳定的宪政，逼迫继续革命的政治势力将国家建设作为革命的自觉目标。
 
跨国比较的视野是本书一个突出特点。作者以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清帝国的历史命运之比较凸显多民族帝国共和转型之困难。在革命的路径、政体的选择等问题上，又引入英、法、普－德、美、日等国作为参照系，探讨北洋集团、立宪派、革命派模仿各国宪政经验的成败。正是借助这种比较的视野，作者才能基于常见史料，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洞见。
 
本书试图突破传统以文本分析为主的宪政史思路，是一部迈向政治与历史视野的新宪政史，也是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的新史学的可贵尝试。作者对清末宪政史的重述蕴含着他对目前中国宪政转型的关注与思考，同时“大妥协”塑造的主权连续性是对海外“新清史”研究将辛亥革命定性为中国从清帝国独立建国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说法的有力回应。汪晖为本书撰写的长篇序言提炼与升华了本书的一些理论命题，并有一些批评性回应，亦是本书看点之一。
 
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作为一本由一系列主题相关的论文集结而成的专著，本书的整体感仍有相当的提升余地，具体表现在本书前半部分对“大妥协”的一系列有力分析并未贯彻到后面对“主权在国论”以及君主制重建运动的分析之中。另外，史学界一直缺乏对清末民初源于日本的“国体”理论的详细梳理，本书有专章探讨清末民初的“主权在国论”，但并未对当时的“国体论”作专门处理，对于该章的历史深度有一定影响。